偏偏鲁瑞体谅之心越来越淡薄了——对现实贫困生活的焦虑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激发了人的自私之心。她虽然承认也听说从上海到北平的邮费像海水涨潮一样凶猛，但她在给许广平写信时，却有些漠然地说：“这亦时势使然，无可奈何也。”
她的意思难道是无论邮费再怎么涨，钱还是要寄的？是的。她直言：“平寓用款，至本月止已无存余。”所以，尽管她“明知沪上筹措为难”，但还是不太客气地继续要求许广平：“如可设法，希即汇寄若干，以备家用，是所至盼。”
许广平的确无可奈何。为省邮费，她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那就是托李霁野，还有沈兼士每月给老太太送去生活费，算是她借的，然后，她设法，比如，趁有人回北平时，再托人把钱带回去还给他们。
这么做当然不如像每个月领薪水那样固定而有保障。常常的，这里米缸见了底，那里还不见钱的踪影。特别是遇到急用，手无半毛钱，真的是一夜急白头。鲁瑞继续写信，告诉许广平，有一次，实在没办法，朱安出面，跑到李霁野家借了50元。
真是奇怪。鲁瑞宁愿让小脚媳妇朱安放下颜面不顾自尊地拜求到一个外人的门上，却不肯劳烦八道湾她的亲儿子。
周作人今非昔比了。因为，他假模假样地挣扎了半天，终于还是在1939年年初扑通一声跳下了水，不是冬泳，而是出山了。先当了三个月的伪北大文学院筹备员，然后接任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再然后，加入由日本军方控制的东亚文化协会，荣幸地成为会员。
结果是什么？一顶汉奸的帽子扣在了他的头上。
汉奸怎么着？我周某人翻身得解放，跟借贷说拜拜了。即便不扬眉吐气，心下也舒坦了。有了钱的他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贫困交加的老妈和一直被他（和老婆信子）口头上同情可怜的寡嫂，而是大兴土木，翻修八道湾。钱用不完，怎么办，下馆子、吃酒席、买貂皮大衣。生活真美好啊！
其实虽然任着伪职，他却并不实际付出多少。你以为日本人看中的是他的文学成就和管理才能吗？他们要的只是“周作人”这个名号，它可以为他们涂脂抹粉。周作人只用“周作人”三个字就换来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享受。赚了！
不知周作人夫妇有没有穿着貂皮大衣去西三条看望捉襟见肘的鲁瑞和朱安。为不给她俩涨工资，他们一定不会那么做。尽管每个月，鲁瑞都能从儿子那里拿到50元钱，八道湾也时不时给她送去煤和米，但她的日子总的来说仍然过得很艰难。那50元钱，她自己留下20元零用，余下30元钱交给朱安作家用。30元钱，光一个女佣的工钱和吃饭就用去了大半，还能剩多少——再穷，也得雇帮工。
问题是，她似乎从不向儿子抱怨，总是盯着许广平诉苦。
1939年2月，她写信告诉许广平：“旧历年节费用更多，而且百物昂贵，现在北京的白菜要一毛钱一斤呢！”
一个月后，她又写信：“惟物日昂，尤其是米面菜蔬、日常用品。”
又一月，她写：“东南角的院墙，自去秋大雨被毁，现在招工兴筑。”
再一月，她又写：“百物奇昂，大米已卖到卅一元多。时势艰难可怕很呀。”
再再一月，她再写：“惟物价日涨，较数月前又涨一倍。”
苦叫得震天响，归根结底一句话，钱不够。
7月4日的那封信，她明确提要求了：“今年此间百物奇贵，冬季洋炉用煤拟早点定购。予房内用煤，当由老二供给，惟家内用煤，拟于八九月家用内向李先生多取三四十元，以便定购。”——也不管许广平同意不同意，手头宽裕不宽裕，“多取三四十元”先。先斩后奏！
鲁瑞这么做，并非没道理。在预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东西当然早买比晚买好。煤，总是要用的，它又不像生鲜蔬果那样放着会变臭变坏。但是，在许广平看来，完全没必要。冬天还早着呢，谁知道到了那时物价会怎样。如果手头宽裕得像周二叔家那样，不说买米买煤，就连奢侈品也买得绰绰有余，那自然另当别论，可是，她，名副其实的一穷二白。
多取三四十元，说得倒轻巧。
许广平一急一怒一委屈，就顾不得分寸地出言不逊了。
首先，她也叫苦。不是嘛，你苦我也苦，我们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她说：“海儿多病，一切延医及病症忽生，俱由自己主张，无从请教，生活压迫，收入毫无，俱由自己东罗西掘，幸顽躯粗健，未致倒病在床。近来上海物价也贵到不能细说，加之海儿体弱，西医及药，较前涨数倍，鱼肝油等补品，也买不起。近来出书的朋友，也负担不起，停顿了。一个钱也收不到。”
所以呢？就连“李先生的借款，能设法维持多少时，都不敢预想”，哪还有多余的钱提前买煤？
她心有怨言，拒绝得干脆：“大人婉商大师母，至好家用一切在每月四十元内撙节支配。盖以前似闻每月用度八十元左右即是，现每月共九十元，而另外买煤等再借款，恐媳仍难负担得起。”
话越说越不客气了：“长此以往，卖身也无补，真不知如何是好耳。”
之前，是她苦她也苦。现在，是她气她也气。
鲁瑞看了这封信，立时气得脸发青腿发颤声发抖。怎么？怪我们不节制，不懂节省？怨我们比之前讲好的多用了10块钱？你要知道，那多出来的10元，又不是你赏赐的，而是我儿子心疼我多给我的。你卖身？我一直觉得你是知书达礼的人，怎么这么难听的话也说得出口。这不是威胁我么。
媳妇就是媳妇，总不如贴身小棉妖似的亲闺女。鲁瑞很可能会这么想。
之后，许广平照常每月支付40元。鲁瑞照常接收，继续在信里表示感谢。不过，那感谢，有些公事公办的味道，甚至还有些讽刺挖苦的意思：“现在我不能来帮助你，反而让你来接济我，这就是俗语说的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
这年年底，许广平有了一个到南洋工作的机会。找工作不容易，她想去。她这一走，肯定没办法按月给北平寄钱了。她给李霁野寄了400元，让他按月交到西三条去。这笔钱，至少能维持10个月——也算仁至义尽吧。
一个人只要做了一件不好的事，那会将他之前做的九件好事全部抹煞掉。气性跟她的两个儿子一样大的鲁瑞，因为许广平一时冲动之下的不规范、不谨慎之言语，而再也不领她的情了。
她给周家好友许寿裳写信，控诉、声讨许媳妇：“值兹米面价格较平时贵至十倍，其他百物亦涨至五六倍以上，仅此区区四十元如何分配。”
意思很明显，嫌许广平给的40元太少。
好像也有道理哎。什么时候说什么话。80元，是在当时的物价情况下要求的，很合理。后来，物价飞涨，显然80元，甚至90元已经不敷开支。她的不满和恼火在于许广平水涨而船不高，以不变应万变，仍以40元打发。
这样会造成怎样的后果？鲁瑞说：“若无救济办法，实有断炊之虞。”她强调，如果她一个人断炊也就罢了，还有朱安。她心疼大媳妇，说：“豫才夫人侍我二十余年，老妇目睹困苦能不惨然。”
越说越伤心，越说越气愤。八十好几的老太太口无遮拦地斥责许广平的行为是“损害豫才生前之闻望，影响海婴将来之出路”——有那么严重吗？不往严重里说，外人哪知道许媳妇的不孝啊。
之前，许广平的话说得有些过头；如今，鲁瑞的话说得有些过分。
本来不过是家务事，婆媳关起门来私下解决就好。可鲁瑞偏偏家丑外扬，在外人面前撕裂媳妇的薄面。够绝也够狠，不愧是斗士鲁迅的老妈。
一肚子苦水，你有我有大家都有啊。
媳妇不给加生活费，就又“损害”又“影响”的，那儿子呢，他不也只给50元而且大有直到永远的意思么。鲁老太太，你为什么不也控诉控诉声讨声讨你那正飞黄腾达的儿子呢？她自有她的道理。
她对许寿裳说：“启明藏拙未遑，乔峰又力薄能鲜，奈何奈何。”
无限的爱护和理解啊，她只献给儿子，却对苦难中挣扎的媳妇苛刻着。
作为中间人，许寿裳左右为难。他当然不能指责老太太不体谅，更不能怒斥许广平小气精巴吝啬。只能，鹦鹉学舌。
他一方面给鲁瑞写信，告诉她：“沪方亦必有困难，书籍运输既不便，纸价又飞涨，因之购者裹足，版税收入势必大减。”不过，他答应她会把她们的苦状转达给许广平；另一方面，他给许广平写信，告诉她：“北平来函，以物价昂贵，朱夫人生活困难，嘱裳设法。”
本来，他两边说和说和也就可以了，但他好像是为了把自己从人家家的家务纠纷中撇清出来似的，居然把鲁瑞给他的那封控诉信一并寄给了许广平。意思似乎是，你看看，你婆婆是如何骂你的。这不是激化矛盾嘛。
果然，许广平一看就气了，一蹦三尺高。她当即给许寿裳回了一封信，不吝笔墨地一项项一条条罗列了自鲁迅去世后的家用账。比如，“印《且介亭》，三册，费去七百元；印《鲁迅书简》，费去二千元；丧费三千余元；……每月医药费亏空百余元，共约千余元；……最少共用去一万五千四百余。收入……陆续收到共四千余元。……实亏空一万余元。”
如果当着许寿裳的面，此时，她一定声泪俱下。在信里，她只能用文字斥问：“周先生病死，为什么一个人也不来负责？这时倒来迫我了！”
大大地发泄了一通。
也不能把这场纠纷全怪罪于鲁瑞的不体谅。她之所以给外人感觉一直在“逼迫”许广平掏出钱来，是因为有一种很神奇的传说不时飘到她的耳朵里。传说，许广平有相当可观的收入。老太太想，这收入一定是我儿子遗留下来的，那我（和朱安）开口要求分一杯羮不不算过分吧。
误会。一场误会而已。误会总在周家生根而时时惹出纠纷来。
虽说是误会，但它也很伤感情咧。
气归气，此后，许广平继续每月寄钱，鲁瑞继续每月收钱。钱，维系着这对从没见过面的婆媳。1941年9月30日，她们最后一次通信。从此，断了联系，有主观因素，更有客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