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鲁迅他们家，给时人，给后人留下了种种谜团，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皱眉挠首、绞尽脑汁地去解，费尽心思地去猜。
什么谜？伯媳、兄弟为何失和；原配为何不生育，夫妻之间究竟有没有发生过正当的男女关系；还有，就是周作人被刺之谜，周丰三自杀之谜。
为什么把周作人被刺与周丰三自杀放在一起说？是因为有一种说法，说周丰三自杀跟周作人被刺有关联。
习惯上，把周作人任伪职作为他落水的标志和他汉奸生涯的起步。如果苛刻一点，那么，早在1938年2月，他其实就已经往水里探出了一只脚——应邀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在北京饭店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
查查与会代表的名单，有日本大使馆参事官等文武官员、日本部陆军特务部代表、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总长汤尔和、汉奸组织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还有前华北大学校长何克之、清华大学教授钱稻孙等，就能看出这个座谈会的性质。
会上，周作人没有说什么“出格”的话。没有说什么，并不就能证明他的清白，人们不仅要听其言，还要看他的屁股——他的屁股出卖了他，他与日伪人员坐在一条板凳上，共商大计，还不是汉奸么？
当《大阪每日新闻》将消息公开，甚至将照片放得大大地招摇过市的时候，立即有人呼吁，把诸汉奸们逐出我文化界。“诸汉奸”之一，周作人也。
漫画家为什么没有及时给周作人画一幅画？
周作人坐在岸边，一只脚伸在水里，东张西望，犹豫不定：上来还是下去？
有人说：你既然拿不定主意，那就让我们来拉你一把吧。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有人说：你既然拿不定主意，那就让我们来推你一把吧。识时务者，为俊杰也。有人说：你既然拿不定主意，说明你内心有矛盾有挣扎，有彷徨有动摇。那么，你很有当汉奸的心思和可能。为了挽救你，为了不让你像秦桧一样留下千古骂名成为千古罪人，瞄准你，毙了你！
刺杀案就这样发生了。
整个过程，周作人事后有详尽的回忆。
简言之：那天，1939年元旦，上午大约9点钟，八道湾有访客来贺新年。访客叫沈启无，是燕京大学周作人的学生。师生正谈着话，家里的工役徐田进来报告，李先生求见。哪个李先生？说是天津中日学院的。周作人不认识，但他从来不拒客，便吩咐徐田让他进来。
“李先生”一进门，就验明正身：“你是周先生吗？”周作人还没来得及回答，就惊见此人手上握着一把枪，枪口正对着他。突然，左腹一阵巨痛，但他居然没有立即扑地。沈启无刚站起来，说一句“我是客”，又是一枪，他倒地——这个杀手有点儿冷，但枪法有点儿逊。
行凶完毕，凶手从容撤退。周作人挣扎着退返内室。沈启无命大，也没死，只是左肩中弹，此时也从地下爬起来，随周作人进屋。大概想躲一躲吧。
这时，他们听见门外传来三四声枪响。
原来，在侦缉队干过的徐田从背后抱住了凶手，同时高喊抓坏蛋。这叫声，叫来了帮忙的人，也叫来了藏在门外的凶手的同伙。同伙开了几枪，凶手趁乱脱逃。那几枪，打中了一个人，正在门房闲聊的车夫老张。平白无故地，可怜老张做了周作人的替死鬼。窦娥冤的冤！
名人遇袭，新闻价值自不必说。迅速的，周作人遇刺的新闻以北平为中心像小孩儿画的太阳周围的金光，射向各个方向。
上海的周家亲人，周建人、王蕴如、许广平都看到了报纸。
许广平马上给鲁瑞写信求证。鲁瑞回信，很轻描淡写：“本月初一，二先生处有人行刺，情形与报载无异，伤一友，死一佣人，二先生并未受害。”
周建人也立即写信询问情况。鲁瑞回信，告诉他：“老二家于元旦晨十时忽来暴客二人（时在会客），枪击老二，中胸部，外衣服已穿，托天之幸，弹未入腹，略受微伤。”
周作人运气太好，那子弹不偏不倚打中他的毛衣纽扣，皮肉未损。他当时的疼痛只是被震了一下而已。
凶手果断倒是果断，下手快，但不准。不准，有三种可能：凶手太紧张，打的又是活动靶子，难度高；凶手不仅不是职业杀手，甚至不是一个端枪的，而是白面书生临时被抓了差；凶手并不真的想打死他，只是想吓唬吓唬他，让他知道知道他们的厉害，以认清形势选择一条“正确”的路。
这样，问题就来了。凶手是谁？谁派来的？行刺目的何在？
周作人很肯定地认定，是日本人干的。理由？之前，他很有先见之明地做好了苦住北平的准备。“苦住”，有物质因素，也有精神层面的东西。那就是，他知道，日本人不会让他大隐于市，必将拉他下水。一次次一遍遍地拒绝，会很苦。果然，“刺”前，他被邀请入“会”，就是那个东亚文化协会。他拒绝。汤尔和十二分诚心地想聘他为北大校长兼文学院院长。他不干。他还辞伪满洲大学之邀，辞日本人宴会，辞伪方约稿，辞日伪邀访。
如此一来，日本人发火了。老子跟你客气，你把客气当福气，太不识抬举了，不给你点儿颜色瞧瞧，你不知道咱大日本帝国姓日。——这是周作人自己设想的情景，认为日本人的目的就是逼他下水。
日本人呢，拒不承认。你们不承认，那你们说，谁干的？国民党特务。理由？你以为只有我们日本人才要拉拢他吗？他们国民党生怕他们这帮文化名流与我们友好，眼见他坚不肯南下而越来越靠向我们，于是发怒了，找来特务，想干掉他，目的是阻止他跟我们合作。
抗战后，有人承认是他（名叫卢品飞）和另外两个人（一姓高一姓王）一起去周家行的刺。他说他们事先摸准周作人早上八点半出门，下午五点半回家。那天，他们以送信为由进了周家客厅，看见胖子周作人正在跟一个客人喝茶。在周作人看信时，高某人拔枪，却拔不出来，被长袍卡住了。他拼命地拔，那客人惊叫起来，卢开枪，客人倒地。周作人傻了，手里茶杯里的水因为手抖而溅了出来。这时，高的枪拔出来了，对准周作人开了一枪。
这故事说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几乎令周作人拍案而起。说我是胖子？你去打听打听，有人说过我胖吗？从来，减肥都离我很远。说我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你去补补“弹性工作制”的知识吧。从来，我都是有课就去上，没课就宅在家里。说我看信的时候你们动的手？那手里的茶杯又是怎么回事。难不成我一只手拆信看信一只手端着茶杯？我渴死了？
可惜，卢品飞当时在美国，而周作人因汉奸罪在坐牢。否则，让他们对质，将会非常有趣。想象一下，周作人让卢品飞重述一遍事情经过。然后，他会厉声喝斥，整一个漏洞百出，胡说八道，殊属可笑。
不止卢品飞，还有人挺身而出为这起刺杀案承担责任。他叫范旭。他自说，当时，他是燕京大学学生，是抗日锄奸团成员。锄奸团？专门斩杀汉奸的组织。尽管周作人那时还在羞答答地欲拒还迎，而没有正式出任伪职，但在除奸团看来，他早已出席过“座谈会”，早就是汉奸了，早就该杀了。
范旭说，在得知周作人出任伪教育部督办一职后，他和另外两个同学赵尔仁、李如鹏接受上级命令，代表人民对周汉奸执行死刑。
他的故事，一样很戏剧。当他们得知周作人出任伪教育部督办后，决定对周汉奸行刑。那天，三人（赵、李二人配枪）来到九道湾，赵在大门外守候，范、李二人谎称是天津中日中学的学生混进了周家客厅。他们看见客厅里有数位客人。范指着周作人告诉李这就是周先生。李随即拔枪、开枪。周倒地。客人们惊呆。他二人从容撤退。在院子里，李被仆人按住。范大喊，大门外的赵进来，开了两枪，救出李。他们就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