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刺周作人，如果真的如周作人所说是日本人干的，那么，这阴招，很高明，真的把周作人逼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周作人不再犹豫，不再观望，直朝那水里，像婴儿扑向母亲怀抱一样，扑去。
只十来天后，他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当天，他在日记里这样写：“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不当。”
终身大事尚且慎重又慎重，何况关乎民族大义，而他如此淡然又轻飘飘，仿佛跳槽般那么随意。“仍是”二字，表明之前他们谈过可能不止一次；“事实上不能不当”表明他是被逼的——他为自己找了一个曼妙的借口。
选择，是痛苦的。一旦选择了，也就像走下坡路像高山滑雪一样，哧溜溜无遮无拦地顺势而下。身，也舒坦；心，也安适。
来吧！该来的不该来的，都来吧。一直拒绝又拒绝的周作人此时来者不拒了。图书馆馆长、北大文学院筹备员、文学院院长、东亚文化协会会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接聘书，他接得手软。
原先那个埋首书斋的闲逸学者悄然隐退，他抛头露面得越来越像是一个八面玲珑的公关先生。他开会、应酬，接待各路记者的采访，大言不惭地把“荣幸”挂在嘴边，毫无羞色地从汪伪政府那里接过伪南京政府委任状。
春风得意啊。
日子好过，日子就过得飞快。转眼周作人当汉奸三年了。1943年2月，汪伪政府改组华北伪政权。这一改，把周作人的教育总署督办给改掉了。他刚要生气——知识分子哪能容忍被小看被低估被罢免，脆弱的自尊心啊比玻璃还要脆，比玻璃还要容易碎。可还没等他气起来，又一颗红枣塞进他贪婪的嘴巴，把他的气给堵了回去。
对于这位不可多得的重臣，汪精卫当然不能让他回家种红薯去，又任命他为伪国民政府委员，还追认他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特任一级待遇，并盛情邀请他到首都南京去就职和讲学。这意味着什么？政治地位不改，工资待遇三级跳，大大地提高。这下，不气了吧？
带着“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恩之心，4月，周作人打起包袱就出发，直往南京而去。跟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儿子周丰一。看样子，周丰一不像表弟周丰三，并不以父为耻，反而乐颠颠地上阵父子兵。
南京一行，不，严格地说，是江南一行，周作人惬意了得。在南京，赴汪精卫宴请，然后又是欢迎会，又是座谈会，游览、参观，不亦乐乎。此地，他不陌生。江南水师学堂，是要故地重游一番的。站在曾经的学校操场，他一定有一番感慨。是不是还会想起他那已经故去的仇人般的大哥呢？
在中央大学，他做了两次演讲，《学问之用》和《人的文学之根源》，大谈“儒家文化中心论”。这个时候，他原形毕露——终究是知识分子，一介书生。
紧接着，他在儿子周丰一、旧学生沈启无、同僚王古鲁的陪伴下，到苏州一游，凭吊俞曲园的故居春在堂，祭扫恩师章太炎墓，欣赏苏州评弹。激情澎湃了三天。文人以诗文证明到此一游。周作人江南之行，也留下诗数首。这汉奸当得真是有滋有味啊。
为什么要强调他衣锦还乡般的江南行，为什么要强调他飞一样愉悦的心情？那是为了反衬他老妈病入膏肓身边无子陪伴的凄凉。
在周作人南下之前，鲁瑞就已经病了。鲁瑞病了，周作人仿佛忠孝不能两全似的照走不误。春天的江南繁花似锦，映衬着周作人桃花灿烂的心。北方的乍暖还寒，让八十七岁高龄的鲁瑞感受不到春天的脚步。
周作人刚返回北平的家，信子就告诉他，婆婆恐怕撑不了多久了。4月18日，他去西三条看望母亲。鲁瑞有些凄然地跟他一再说，这回要永别了，这回要永别了。他听了，也惆怅。22日，早晨6点钟，他和信子就匆忙赶到西三条。此时，鲁瑞的情况越发不妙。尽管如此，他俩没有一直守护在母亲身边，中午11点，居然回家去了。下午两点，他们又去。母亲已近弥留。傍晚5点，鲁瑞停止呼吸。真的永别了。
人临死留遗言是习惯。老太太留没留下遗嘱呢？她当然没钱没玉石珠宝平均分配给孩子们，也没有她名下的房产留给孩子们继承。不过，她照样给身边唯一的儿子周作人留下了遗嘱，那就是：“我死后，你得把每个月给我的零用钱一分不少地都给你大嫂朱安。”她又给一直在她身边从没离开过的媳妇朱安留下遗嘱：”你得毫无愧疚地收下二先生每月给你的零用钱，那是我的钱，但属于你。”
肺腑之言是鲁瑞对无怨无悔忠心虔诚陪侍她三十五年的媳妇朱安的感激和报偿。这个她送给儿子的媳妇却被儿子送还给她的礼物，无论风和雨，始终比亲手女儿更贴心地守护着她，跟她同舟共济，跟她相依为命，从而使她们的关系由婆媳变得比母女更为亲近。
虽然鲁瑞也牵挂八道湾的二儿子一家，上海周建人一家，还有“新”媳妇许广平和大孙子周海婴，但最让她心痛而舍不得的只有朱安。她为儿子对朱安的“不要”遗憾过，为儿子对朱安的“遗弃”痛心过。当儿子在上海另组家庭之后，她只能做跟朱安相携相挽患难与共一辈子的准备。这几十年，是朱安伴随了她，难道不也是她陪伴了朱安？
如今，她要走了，无可奈何地也要“遗弃”朱安了。留朱安一个人苟活于世，她无论如何放心不下。我的媳妇啊，孤苦无依的你该怎么活下去？上海许媳妇那里我们已经断了联系几年了。即便续上联系，我相信你不会轻易向她伸手。这世上，谁最了解你？或许不是你娘，是你婆婆我呀。你忍辱负重，你忍气吞声，你善良大度，你，从来不斤斤计较。
所以，我要为你做最后一件事儿。
遗言要遵守。周作人答应了母亲。朱安应允了婆婆。
鲁瑞这才闭上了眼。
接下来的事，如何大殓？如何停灵？如何致祭？周作人的日记记着呢。
“4月23日晴。上午9时后往西三条。下午7时大殓，致祭，9时回家。”
“4月24日晴。上午8时至西三条，9时灵柩出发，由宫门口出西四牌楼，进大平仓，至嘉兴寺停灵，11时到。下午接三，7时顷回家，丰一暂留，因晚间放焰口也。”
“5月2日，上午九时至嘉兴寺诵经设奠领帖，来者亦颇不少，当有四五百人。”
“5月3日，曹鸿来报，为丧事共用14000余元。”
没有立时下葬？是的。鲁瑞灵柩一直停放于周作人日记中所说的嘉兴寺，第二年的6月19日，方移至北平西郊坂井村墓地下葬。
14000元？令人诧异。可以想象，花费巨资的鲁瑞丧礼会是怎样的豪华和隆重。她生前，周作人每个月只给她区区几十元生活费，连用煤都斤斤计较，不愿多付出；她死后，他却如此大手笔。是他轻活重死，还是以此弥补他对母亲的歉疚，又也许是想让世界感动于他的至善大孝？如果把这笔巨款用于母亲平日的生活，她何苦为每月40元的生活费跟许广平较劲？
但是，你若就此说他假装、作秀，其实对老母毫无感情，那也确实是冤枉了他。母亲，他是爱的。这从他在丧礼后饱含眼泪和哀愁写的《先母事略》中可以感受得到。他赞她“性弘毅有定识，待人忠厚，见有急难，恒不惜自损以济人”，又夸她“关心时世安危，时与儿辈说论，深以不能再见太平为恨”。看得出来，他由内而外地钦佩他的老母。
就像不能简单地说给钱就是孝，也不能说不给钱就是不孝。周作人在支付母亲生活费方面的确有些小气，但若就此说他不孝，那又冤枉了他。他没空，就让信子去西三条探望；他记得母亲的生日而且从不忘给她订生日宴；他还会叫儿子周丰一每年都给老太太照一张相。就在她去世前的1942年12月，是她的86岁生日，周丰一照例给奶奶照了相。遗像，用的就是这张照片。
在写《先母事略》的时候，周作人一定会想起很多尘封已久的往事。他会想起他对母亲的好，对她的忽略，也会想起母亲对他的好，对他的忽略。
小时候，母亲只顾着照料弟弟，没能让他吃更多的母奶。大哥上学的时候，母亲特地为他买了一张有抽屉的书桌，而等到他上学的时候，因为家贫，母亲只给了他一张没有抽屉的旧书桌。大哥到南京去读书的时候，母亲心疼又温暖地为他凑了8块钱，而他去南京的时候，母亲只给了他一点点路费。他很明事理地不以为那是母亲偏心，更没有埋怨。
母亲走了，一切的过往也都随之而去了。
鲁瑞走得及时，两年以后，儿子以汉奸罪被审判被关押，她没有看到。幸！
抗战后，坐牢南京
鲁迅藏书，卖或不卖（一）
在收藏大热的现时今日，如果手里握有古籍旧典，那无异于捧着的是一只金饭碗。待吃喝玩乐得手头拮据了，随便抽出一本，卖了，就又能山珍海味了。当然，这种人会被斥为没心没肺的败家子。不管过去或现在，有些旧物可以当它是商品，而有些旧物却因为它的文化价值而不能单纯以金钱来衡量。
鲁迅藏书即如此。
所以，当鲁迅藏书拟出售的消息传开后，引来哗然一片。
谁要出售？为何要出售？
出售主体：朱安；出售原因：太穷了，穷到无法活下去。
自鲁瑞去世后，西三条只剩下朱安一个人（另有一个帮佣的女工）。她靠什么维持生活？鲁瑞不是有遗嘱吗，让周作人继续供养她。的确，周作人每月都会给朱安生活费，50元起步价，逐渐涨价到100元、150元。
且慢！你千万别过早地把赞美用红玫瑰包裹着送去给周作人。他的涨价可不是自觉自愿的，而都是被通货膨胀害的。钱不值钱呀。即便150元，也相当相当小儿科。
如果仅靠周小叔的那点儿钱，朱大嫂恐怕早就饿死了。西三条一直有房出租，租金不多，好歹也是一笔收入。可两笔收入加起来，仍不足以维持朱安（和保姆）的生活。怎么办？借呗。东借借，西借借；七借借，八借借，某一天，朱安查查账，不得了，欠债四千多块，债台高筑了。
得想办法，否则活不下去了。
办法想出来了，那就是出售鲁迅藏书。是耶，她守着西三条南屋那间鲁迅藏书室，说她守着的是一堆金矿也不为过。不过，有一点令人怀疑。这办法真的是朱安自己想出来的吗？她一个目不识丁足不出户的旧式妇人，如何知道鲁迅藏书是宝库，又如何知道鲁迅藏书是可以用来换银子的？
一定有幕后策划。错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