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鄙夷的目光，刷刷刷，齐齐地向周作人射去。只有他，知道鲁迅藏书的价值，知道它们一定是旧货市场的抢手货，知道朱安的生活状态和焦虑心理。也只有他，有机会接近朱安并给她谋生的妙计。
他会说什么？先哭穷。大嫂啊，不是我背弃我妈的遗言，也不是我不想帮你，只不过我的日子也不好过。你看，现在这世道，物价一天一个价，挣得哪有涨得快。你也知道，我们家人口多，那么多张嘴都指望着我呢，我也苦哉苦哉。
再出主意。大嫂啊，靠三靠四不如靠自己。大户人家潦倒了，可以典当出卖金银珠宝锦衣玉石，咱读书人家，能卖的不就是书嘛。你看你们家的那些书，放着也是放着，没啥用，不如拿它来救命，还能实现它们的价值。
这只是猜测。拿出证据来！
1944年8月25日，上海《新中国报》刊登了一则关于鲁迅藏书拟出售的消息。消息说“鲁迅先生，其生前旅居北京时间最久，南下以后，仍拟返平久住，故其平生所搜购之中外书籍及碑帖等，均储藏于北京寓所，南下后继续搜购所得，亦随时北运，收藏颇富。……逝世后，……除编印全集外，并拟编印其所藏碑帖……。事变以后，计划未能实施。近闻鲁迅在平家属，拟将其藏书出售，且有携带目录向人接洽……”
你看，这则消息中说的“旅居时间长”、“拟返平久住”、“储藏于北京寓所”、“随时北运”、“计划未实施”等这些情况，除了直系亲属，谁能知道得那么详细？而直系亲属中，除了朱安，不就是周作人嘛。朱安一个从不抛头露面的妇人，不至于自己联系媒体主动爆料吧。
再说了，其中所说的“目录”，指的是已整理出来的拟出售书籍目录，共有三份，一份中文书，一份英文书，一份日文书。朱安大字不识一个，懂什么中文外文，又哪能胜任这项工作？
当鲁迅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得知藏书拟出售的消息后，给朱安写信加以阻止。朱安回信，言明她的不得已：“就是到了日暮途穷的现在，我也仍旧知道名誉和信用是很可宝贵的，无奈一天一天的生活压迫，比信用名誉更要严重，迫不得已，才急其所急，卖书还债，维持生命……”
另外有一段话，很耐人寻味：“……以后婆婆的花费，都由周作人先生担任，银钱之外，米面煤炭，常有送来，水果糕点，应有尽有，房屋亦来修过。……卅二年三月，我婆母周老太太逝世，一切丧葬费用，全由作人先生担任，并仍每月送我一百五十元，实在可感！”
几乎是在为周作人歌功颂德。这可以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事实如此，真心感激。可事实似乎不完全如此。既然“应有尽有”，那鲁瑞何必三番五次向许广平抱怨物价高企生活艰难。当然，“丧葬费”、“一百五十元”是事实。
第二种解释是这封回信根本就是周作人代的笔，他把自己描绘成善良的天使。可这又会给人抓了把柄，既然你是天使，何不把天使进行到底，不那么小气地只给朱安150元，而是1500元，那朱安又何必去卖鲁迅藏书。解释不通。
仅凭以上这些，就主观推论周作人是幕后策划者，似乎证据不足。但是，在事件中，的确处处能窥探到周作人的影子。换句话说，与其说周作人是策划者，不如说他是幕后推手。
那么，他推动的目的是什么？痛恨鲁迅，恨得要把他的书全卖掉？有人就曾咬牙切齿地说“有人”（指的就是周作人）有意要毁灭鲁迅藏书。这不太可能。他也是个爱书之人。爱书之人不会跟书过不去。再说了，真的要“毁灭”，不应该是卖掉，一把火最省事。
那真的只为解决朱安的生活问题？应该不完全。在拟出售的藏书书目中，有一些被画上了三角。有人不解，问朱安。朱安说，那是周作人需要的，他说等书店估定价格后，他照价购买。这算是以另一种形式资助大嫂？其实，他只要每个月再多掏一点点，就行。朱安一个人能吃多少能喝多少。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目的？
还是看朱安给内山完造的那封回信。她告诉他：“……当时有一位许寿裳先生，来代许女士索要鲁迅先生全集的出版权，担保许女士嗣后寄回北京寓的生活费，不使缺少，同时许女士也有信来索取版权，并表示极端的好意，我自愧无能，慨然允诺，当将委托手续全部寄去以后，许女士如何办理，迄未通告，我亦未曾问过。到廿八年冬季，因家用不足，我婆婆周老太太函商许女士，请每月酌加二十元，未能办到……”
交易？你把出版权授给我，我负责你们的生活费。
那么，是不是可以这么说。鲁迅去世后，许广平每月给鲁瑞和朱安寄生活费，并不是，或者说，并不完全是出于爱屋及乌；也不是，或者说，也不全是以一颗善善软软的心替死去的鲁迅继续照顾、负担他老妈他老妻的生活以慰他在天之灵，而是她们之间达成了一笔交易。
话，不要说得那么露骨和残忍嘛，会伤了许广平的心的。没办法呀，那是朱安信里透出的信息，事实或如此。
也能看出来吧。朱安对许广平似乎有所不满，因为连每个月酌加二十元，都“未能办到”。在许广平负担了她们的生活5年之后，自从1941年9月，她们双方就断了联系。断的不仅仅是通信，更有经济资助。
当然，许广平也有苦衷。1941年12月，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上海孤岛不孤了。很多人以为鲁迅对日本是有感情的，日本人对鲁迅家属不会怎么样。其实这又看错了日本人。他抓捕鲁迅家属毫不含糊。12月15日，许广平被捕，关押在日本宪兵队长达76天，受尽折磨（后被内山完造保了出来）。
连性命都难自保的这个时候，你让她怎么跟鲁瑞朱安联系，怎么继续给她们寄生活费？理解理解！
那么，76天以后呢？惊魂未定、贫病交加、调养身体、东躲西藏等等，她还是无暇顾及。这也能理解。问题是，再76天以后呢？再再76天以后呢？为什么直到1943年鲁瑞去世，她仍然不跟西三条联系？（她是知道鲁瑞死的消息的，她自己后来给朱安写信说，她是想着要带儿子回去的，但“事出意外”，而且筹不出旅费，所以就没去。人不到，信难道也不能到吗？）鲁瑞一走，她应该知道朱安一个人生活将更加难以为继，为什么依旧不出面？
这一切，许广平一定会有一连串充足而令人信服的理由加以解释，但这恐怕很难取得在贫穷中苦苦挣扎却已经失去了鲁迅全集出版权的朱安的谅解。
鲁迅藏书拟出售的消息一经公布，震动了北平、上海的文化界，也令许广平大为震惊。站在朱安的角度，“消失”已久的许广平又突然现身！她十万火急地给朱安写了一封信，像内山完造那样，也试图加以阻止朱安卖书。
信里，她首先理解万岁地承认朱安欲卖书一定是生活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知道她生活困难，为什么那么长时间对她不闻不问？若说理解，她当然能理解。她自己在出狱后不久，为免麻烦，将藏在家里三楼的一部分可能引起日本特务注意的鲁迅藏书、照片、报刊、文稿等一把火烧了。（来源于李浩《许广平画传》）
卖书、烧书，虽然结局不同，但前提都一样，都是为了生存。论起来，烧比卖损失更大。烧了，成灰了，没有了；而卖了，只是转手，只是权利转让，东西还在。这样说来，许广平所做岂不更是下策？
理解归理解，许广平当然不能因为理解而默许朱安的行为。她诚恳地劝朱安：“鲁迅先生生前努力教育文化工作，他死了以后，中外人士都可惜他，纪念他，所以他在上海留下来的书籍、衣服、什物，我总极力保存，不愿有些微损失。”（事实上，已些微损失）接着，她有点不容朱安分说地：“我想你也一定赞成这意思。”
说这些没用。朱安不是说过嘛，生存比信用、名誉更重要。朱安说的没错。
谁要说鲁迅的藏书比一个女人——哪怕这个女人再平凡再普通再无足轻重——的性命更重要，那么，这人也就没有人性了。
明白明白，许广平都明白。她能了解朱安的心理，因此对她这几年断了给她们的接济做了一番解释：“我因为自己生了一场大病，后来又汇兑不便，商店、银行、邮局都不能汇款，熟托的朋友又不在平，因此一时断了接济。”同时，她又表白自己其实没有忘了她，而且时时向周建人打听她的情况，甚至说她曾托周建人设法给她汇款，可“也做不到”。
你还真不能说她所说的都是借口。炮火连天下，什么事儿不会发生？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咱都不提了。关键是现在怎么办。我，怎么活？书，卖还是不卖？
当然不能卖！那生活费哪儿来？许广平又许诺了：“我还比较年轻，可以多挨些苦。我愿意自己更苦些，尽可能办到的照顾你，一定设尽方法筹款汇寄。”至于汇寄多少，她问朱安：“你一个月最省要多少钱才能维持呢？”
态度够诚恳吧。可是，却还是让人有些不舒服。为什么？她一方面表示着她会承担朱安的生活，一方面却又连迭叫苦。看她这封信里的这样一段话：“虽则我这里生活负担比你重得多：你只自己，我们是二人；你住的是自己房子，我们要租赁；你旁边有作人二叔，他有地位，有财力，也比我们旁建人三叔清贫自顾不暇好得多。”
朱安就是再没文化，相信也能看得明白。这不是分明说你比我还穷困，我比你还富裕些嘛。既然如此，那我怎么还好意思让你接济，倒好像应该由我帮衬你才对哩。
慷慨地无条件地无怨无悔地帮助，那是真情；有条件地怨三怨四地帮助，或者，一边帮人一边又唯恐对方不牢记受惠，时时要提醒、督促对方感恩，说那是假意可能严重了些，至少助人之心不够纯粹、不够甘愿，会让受助者的心灵受到伤害。
不论怎么说，在音讯中断了几年之后，因为“售书”事件，许广平又出现在了朱安的生活中，并重新承诺仍然给予经济资助。那么，是不是可以这么设想，周作人幕后推动朱安出售鲁迅藏书，真正的目的，或许不在“出售”本身，而在于以此“逼”许广平现身，“迫”她继续履行他认为的她应尽的义务。
在周作人看来，既然你许广平从朱安那里拿到了鲁迅全集的出版权，也承诺过会负担她（早年还有鲁瑞）的生活，那你对她们的供养，就不能只算作是情分，可有可无，而应该成为不可推卸的责任。是责任，就得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