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禽之辨”是儒学最基本的义理。在儒学看来，人的生活包括了这样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物质的、自然的；一部分是精神的、人文的、社会的。前者是与禽兽相同的，后者则是人与禽兽根本区别之所在。一个人如果只凭本能，只为满足自然的生活，而没有精神的、人文的生活，那就“近于禽兽”了。可见，儒学思考人与禽兽的不同，是把人的道德性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目的不是单纯地要找出其不同之处，而是为了要指出人的存在是高于禽兽的。人不该把自己混同为禽兽。
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儒学强调要学会做人。首先要知道人和禽兽的区别。而所谓做人，就是要修养自己，懂得道德、人伦，懂得正确对待人际关系，这是儒学思想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基于以上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在儒学文化中，把人格的确立（以区别于禽兽）和提升（以区别于一般人）放在第一位，因而也就特别强调伦理观念、道德规范的教育和养成。中国文化正是在对人禽之别的自觉认识的基础上，才有了对道德的高度重视和对道德精神的大力提倡，才有了我们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
但是，应当看到，儒学关于人的最本质的规定是道德，人不外乎是“有道德的动物”这个认识既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又显露出儒学关于人的自我认识的弊端与不足。
首先，儒学把伦理道德视为人之本质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知道，伦理道德是人的社会性表现之一，是人类文明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伦理道德规范调节着人类社会的群体关系和内在秩序，是人类能够作为社会群体而存在的必要条件和保障。儒学强调伦理道德与人之社会存在的内在联系，为人们自觉地协调社会群体秩序奠定了认识基础。
其次，儒学把伦理道德视为人之本质则是把复杂的人简单化了。因为，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他的活动遍及经济、政治、文化、家庭等各个层次和领域，并在这些活动中相互结成了各种社会关系。可是，儒学只用伦理道德概括人的最基本的本质，以伦理关系取代人的所有社会关系，则是把复杂的人简单化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向着解放和自由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