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蝙蝠扇的起源，传说在神功皇后治世时，丹波的丰丸大人从蝙蝠的手翼获得启示，遂仿其形状创制此扇。蝙蝠的手翼展开时呈扇形，中有5根指骨，由薄薄的翼膜相连，存世的早期5骨蝙蝠扇，可谓与此惟妙惟肖。据明人郑舜功所著《日本一鉴》考证，日本扇是从蝙蝠形体得到启示而创制的。早期传入中国的日本扇，多以鸦青纸做扇面，不仅扇体构造，甚至连扇面颜色也与蝙蝠近似。
据另一种说法，后三条天皇（1068～1072年在位）令工匠修理破损的桧扇，工匠发现扇骨尾端的缀线易断，便在单面糊上纸绢，于是创制了蝙蝠扇的雏形。中村清兄否定这种传说的可靠性，指出桧扇与蝙蝠扇的扇骨构造不同，很可能先有了纸扇，工匠才想到上述桧扇的废物再生之法。
考虑到桧扇的命名取之于素材，那么蝙蝠扇的词源也不妨从这方面着眼考察。蝙蝠扇日语读作“かわふり”或“かわほり”，有人释作“贴皮”。但“皮”的含义略显含糊，不能确切表达贴面所用的素材。蝙蝠扇一名纸扇，其贴材主要为纸无疑。依此联想，“かわほり”或为“かみほり”之音转。其音转过程当为かみほり（纸贴）-かわほり-こうもり（蝙蝠）。此外，蝙蝠与“遍福”谐音，在中国被视作吉祥动物，此一习俗也传到了朝鲜和日本。以蝙蝠命名纸扇，不仅取其形似，更含有祝福的意思。
蝙蝠扇的起源恐怕不会早于桧扇，但也绝对不迟于平安中期。桧扇蜕化于简册，而蝙蝠扇很可能从桧扇中派生出来。既然平安时代的公卿有在朝笏上贴纸记事之习惯，那么出于同一目的，如果在桧扇上贴上备用的叠纸，那就是一把纸扇的祖型。前文已提及，当时公卿将桧扇与叠纸同置怀中，因而两者的结合有其必然性。这仅仅是一种推断。但桧扇与蝙蝠扇均具有卷舒自如的特点，同为日本人发明创造，就其形制而言两者的起源不太可能毫无关联。
蝙蝠扇一问世，作为实用的驱暑招凉的用具很快得到世人的青睐。而桧扇由于实用功能逐渐退化，最终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摆设，蝙蝠扇遂独行天下。
查稽平安时代的文献，蝙蝠扇一词始见于东大寺僧的送宋牒状中，时在日本永延二年，北宋端拱元年（988）。蝙蝠扇的早期遗品，有严岛神社袭藏的5骨扇，据传为高仓天皇（1168～1180在位）的爱物，明治年间被指定为日本国宝。
在源顺撰于10世纪末的《和名类聚抄》中，“扇（和名阿不岐）”与“团扇（和名宇知波）”并列见录，这表明平安中期的日本人已经明确意识到倭扇（おふぎ）与唐扇（うちわ）的差异。在中国文献中，标注“倭扇”读音的“黄旗”（《武备志》）、“昂季”（《使琉球录》）、“枉其”（《音韵字海》）、“倭机”（《琉球国志略》）等，无疑都是日语“おふぎ”的音译。
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日本扇卷舒自如的特点，为其取了一些颇为形象的名称，如“折扇”（《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折叠扇”（《图画见闻录》）、“折子扇”（《大明会典》）、“聚扇”（《癸辛杂识·续集》）、“聚头扇”（《蓬窗续话》）、“撒扇”（《杖扇新录》）等等。
那么，日本折扇究竟于何时传入中国？明人陈霆在《两山墨谈》中称：“宋元以前，中国未有折扇之制。”同为明人的陆琛在《春风堂随笔》中则明言为北宋年间：“今世所用折叠扇，亦名聚头扇。我乡张东海先生以为贡于东夷，永乐间始盛行于中国。（中略）盖自北宋有之。”
陆琛的这段推论，可以从多种文献中获得佐证。首先是《宋史·日本传》所载的日僧牒状。此僧于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携徒6人入宋，献日本史籍《职员令》、《年代记》及中国佚书郑玄注《孝经》1卷、越王贞撰《孝经新义》第15卷，令朝野之士为之惊叹。宋雍熙三年（986年），他搭乘宋人郑仁德的商舶，满载太宗所赐的蜀版《大藏经》5048卷及释迦等身立像、十六罗汉画像等，意气风发地踏上归途。熟年后，他遣弟子嘉因、祁乾等人，向宋太宗上表称谢，并献宝物多种，据《宋史·日本传》所录礼单，其中包括“金银莳绘扇筥一合，纳绘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谢表署“永延二年岁次戊子二月八日”，据此推断日本折扇始传中国不晚于北宋端拱元年（988）。
其次是宋·江少虞的《宋朝事实类苑》（一名《皇朝类苑》）卷60“日本扇”条，称北宋熙宁（1068～1077）末年，汴京相国寺有售日本扇，大概是物以稀为贵，价格昂贵惊人。“熙宁末，余游相国寺，见卖日本国扇者（中略）索价绝高，余时苦贫，无以置之，每以为恨。其后再访都市，不复有矣。”
最后是北宋诗人苏轼的《杨主簿日本扇》一诗：扇从日本来，风非日本风。
风非扇中出，问风本何从？
风亦不自知，当复问大空。
空若是风穴，既自与物同。
同物岂空性，是物非风宗。
但执日本扇，风来自无穷。
通过以上的几种文献，可以肯定日本折扇在北宋已经传入中国。《宋史·日本传》中关于桧扇的记载尤其值得重视，因为明代作为贡品大量流入中国的几乎全是蝙蝠扇，而桧扇西渐的史料却鲜有记录。
据明代文献《日本考略》、《闽书》、《全浙兵制考》、《大明会典》等记载，日本及琉球的贡物中几乎必有“倭扇”。如《闽书》举日本贡品：“贡物曰马、曰铠、曰剑、曰腰刀、曰涂金装彩屏风、曰洒金厨子、曰洒金文台、曰洒金手箱、曰描金粉匣、曰描金笔匣、曰抹金铜提铫、曰洒金木铫角盥、曰贴金扇、曰玛瑙、曰水晶数珠、曰硫黄、曰苏木、曰牛皮”。
日本贡扇始于何时？明人冯可时所撰《蓬窗续话》，似乎主张在永乐年间（1403～1424）。然而，根据日本文献《善邻国宝记》及《康富记》所录足利义满上呈明朝皇帝的国书，则可以将贡扇的历史上溯到明代的建文年间（1399～1402）。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初，曾有意与日本积极建交，数此遣使赴日通款，但由于倭寇侵扰不止及“林贤事件”的勃发而一改初衷，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颁布的《皇明祖训》中，将日本列为“不征之国”，实际等于宣布与日本绝交。明太祖对日本的鄙视，在其《倭扇行》一诗中表露无疑：沧溟之中有奇甸，人风俗礼奇尚扇，卷舒非矩亦非规，列阵健儿首投献。
国王无道民为贼，扰害生灵神鬼怨。
观天坐井亦何知，断发斑衣以为便。
浮辞尝云弁服多，捕贼观来王无辩，
王无辩，褶袴笼松诚难验。
君臣跣足语蛙鸣，肆志跳梁于天宪，
今知一挥掌握中，异日倭奴必此变。
诗中所吟“卷舒非矩亦非规”的折扇，是“列阵健儿（海防官兵）”从倭寇手中缴获的战利品——这大概是日本扇西渐中国的另一种途径。
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68～1394在位），于1392年结束国内的南北朝分裂状态之后，积极推行与明朝的亲善关系，但在明太祖治世时一直未能如愿。洪武三十一年（1398），惠帝继太祖之后登位，已经逊位的足利义满抓主机会，于日本应永八年（1401）派出以同朋众祖阿（素阿弥）为正使、博多商人肥富为副使的遣明船，并以“日本准三后某”的名义递呈国书一通：日本准三后某，上书大明皇帝陛下：日本国开辟以来，无不通聘问于上邦。某幸秉国钧，海内无虞，特遵往古之规法，而使肥富相副祖阿，通好献方物。金千两、马十匹、薄样千帖、扇百本、屏风三双、铠一领、筒丸一领、剑十腰、刀一柄、砚筥一合、同文台一个。搜录海岛飘寄者几许人还之焉。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应永八年五月十三日
惠帝对日本使臣优待有加，赐赏极丰，表现出对日复交的积极态度。翌年（1402），足利义满又以“日本国王臣源”之名，派遣使僧圭密、梵云、明空及通事徐本元赴明，所献方物计有：生马贰拾匹、硫磺壹万斤、马脑大小叁拾贰块计贰百斤、金屏风三副，枪壹千柄、太刀壹百把、铠壹领、匣砚壹面并匣、扇壹百把。
在明代的中日朝贡贸易中，扇子是日本出口的大宗商品，查《善邻国宝记》的中日往来文书，宣德八年（1433）、正统元年（1436）、成化十一年（1475）、成化十九年（1483）等的日本贡品单中，均包含“扇百本”的内容，以至主张海禁的官员有“日本惟一刀一扇耳”之语。
关于日本折扇传入中国之源流，明人陈霆在《两山墨谈》中有较为详尽的记述：“宋元以前，中国未有折扇之制。元初，东南夷使者持聚头扇，当时讥笑之。我朝永乐初，始有持者，然特仆隶下人用以便事人焉耳。至倭国以充贡，朝廷以遍赐群臣，内府又仿其制以供赐予，于是天下遂遍用之。而古扇则惟江南之妇人尤存其旧，而今持者亦鲜矣。”
陈霆将中国传统的扇子称作“古扇”，从而反证日本的折扇在明朝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团扇而风行于中国。但折扇在流行之初，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受到过传统观念的抵制。据清人王廷鼎《杖扇新录》所载，最早佩用折扇的尽属妓女之流，而保守的良家妇女对此不屑一顾：“折叠扇一名撒扇……永乐中朝鲜进撒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为之。南方妇女皆用团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妇女亦用之矣。”
日本式折扇大量流入中国，由于供不应求，朝廷开始依式模造。这些扇子不仅用于君臣之间的赏赐，而且成为文人雅士的赠答之物。冯可时上京之时，传教士利马窦赠以折扇4柄，这些扇子很可能得自皇帝的赏赐，利马窦又用来馈赠友人，这说明折扇在当时是一种颇受欢迎的高档礼品。冯可时在《蓬窗续话》中载有此事。
折扇由于“轻而有风”等诸种优点，得以很快普及到民间，成为夏季必不可缺的招凉之具。不过到了清朝，折扇的热潮似乎稍有降温，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与团扇、羽扇、蒲扇等并用。王廷鼎《杖扇新录》记清代的御扇风俗云：“近俗御扇，大抵初夏用折扇，中夏用团扇，盛夏用羽扇，稍凉复用团扇，至折扇而捐矣。僧道专用折扇，盛暑僧用蒲扇，道用羽扇。商人止用折扇，近亦有用羽扇、团扇者。”
折扇传入中国后，迅速与中国文化融合，大量的明清扇面书画珍品，其艺术价值得到举世公认。折扇还与中国传统戏剧结下不解之缘，反映南明一代兴亡的著名历史剧《桃花扇》，就是以一把折扇作为贯穿全剧的线索。在京剧、川剧、昆剧、越剧等古装戏中，演员常借助折扇增强表演效果，称为“扇子功”。在评弹、民间舞蹈、相声、杂技等艺术形式中，折扇也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演出道具，其艺术功能已远远超出折扇本身的实用功能。
日本折扇于北宋端拱元年（988）传入中国，传入朝鲜的时间或许更早。徐兢于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出使高丽，亲眼所见的“画折扇”很可能是日本人专为高丽特制的；“画折扇，金银涂饰，复绘其国山林、人马、女子之形。丽人不能之，云是日本所作。”（《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朝鲜模造折扇当在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因为约成书于熙宁七年（1074）的《图画见闻志》“高丽国”条云：“（高丽国）使人每至中国，或用折叠扇为私觌物，其扇用鸦青纸为之，上画本国豪贵（中略）谓之倭扇，本出于倭国也。”
又据《陔余丛考》记载：明永乐年间，高丽作为贡品献给明帝的日本扇，其实是高丽的模造品。但高丽仿制扇的工艺、绘画等君不及日本扇，所以其售价据说仅及日本扇的1/10。
中国是从何时开始模制折扇的呢？日本《国史大辞典》认为，“出口到宋代的蝙蝠扇，在元明时代被仿制”（“蝙蝠扇”条）。不过官方的大规模仿制，似始于永乐年间。
中国早期的仿制折扇，质量尚不过关，尤其是未能很好掌握洒金艺术。因此在正德年间（1506～1521），专门派工匠去日本学习制扇工艺。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中国已有不少地区能够生产折扇，四川省的产量更是惊人，仅四川布政司上贡给朝廷的折扇，每年就达万余把，全省生产的数量显然远不止此数。
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以制造折扇著称的名家，早期有马勋、马福、刘承晖，后期有沈可楼、柳玉台、蒋苏台等。
中国仿制折扇，并不是全盘照搬日本的工艺。如日本早期的蝙蝠扇无一例外均是单面贴纸，而且扇骨一般只有5根左右。中国在仿制过程中，首先将单面贴纸改为双面贴纸，其次是大幅度增加扇骨，这大概是受了当时中国团扇形制的影响。
中国的仿扇中有一种杭产“油扇”，亦称“杭扇”。据《杖扇新录》云：“油扇，俗称杭扇。杭人专为之，骨细密以三十六始，有多至五十骨者。展之形如半规，面用柿漆涂纸，泽以黑油，故亦名油扇。（中略）佳者笕金箔为翎毛、花卉、正草、行书贴于两面，亦有彩画人物者。此扇同光后忽行于士大夫家，近则王公大臣争用之矣。遂有以棕竹、象牙为骨，以泥金作书画，或写蝇头细楷，凡外官赠送京员，以此扇为盛仪也。”明洪武五年（1372）加兴天宁寺的祖阐仲酋与金陵氏官寺的无逸奉使日本，曾以杭扇以柄赠天龙寺前住持芥事和尚。
从上可将中国仿制折扇的历史溯至明初抑或元末。
双面贴纸、扇骨细密的仿制扇，比原来的折扇更加坚固、美观，不仅在中国逐渐流行，而且逆向输出日本，被称作“唐扇”，倍受禅僧的青睐，并迅速普及到日本民间。
由于受唐扇的影响，日本折扇的形制为之一变。制扇工匠一改以往的工艺，竞相采用“插骨”（即在双面扇纸中插入扇骨）之法，在此基础上派生出“末广”、“雪洞”、“镇折”三种扇形。据《国史大辞典》“扇”条载云：“迨至14世纪后叶，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开始仿制日本扇，仿扇在扇骨双面贴纸正反两面均不显扇骨。当时，这种形制的仿扇逆向输入日本，被称之为唐扇。室町时代仿其制而创出插骨扇，由此演变出末广（中启）、雪洞、镇折的3种扇形。”
室町时代的折扇，虽然以唐扇式样为主流，但日本工匠在模仿中仍然有所创新，如在扇骨上施以各种雕饰，创制出一种“皆雕骨扇”，在勘合贸易中输往明朝的贡扇，主要是这种改良形的折扇。
大约在16世纪前后，扇骨密集、双面贴纸的中国仿制扇经印度流入欧洲，成为欧洲折扇的祖型。欧洲仿制的折扇主要在显贵中流行，所以装饰奢侈，多用象牙、龟甲等名贵材料作扇骨，施以欧洲风格的雕饰。
到了19世纪，日本为了向欧洲出口，大量仿制脱胎于中国折扇的欧扇，其特点是扇骨细密、雕刻精致，扇面选用高档绸绢，绘上日本独特的风物。这种东西结合的折扇被称作“贸易扇”，由于20世纪前期出口不景气，转而向国内倾销，从而使日本的扇制又为之一变，奠定了现代折扇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