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6年类别：曲艺
地区：天津编号：Ⅴ-10
申报地区或单位：天津市宝坻区
京东大鼓，旧称“京东怯大鼓”、“乐亭调”、“平谷调大鼓”、“平谷调”、“乐亭调大鼓”、“四平调大鼓”、“铁片大鼓”、“铁板大鼓”、“承德地方大鼓”等，是一种采用京东方言说唱表演的曲艺鼓书暨鼓曲形式，发源于京东河北的三河、香河与天津的宝坻地区，流行于河北廊坊、承德、保定、唐山、北京怀柔和天津宝坻一带。
京东大鼓约形成于清代中叶，在形成初期，主要在小型曲艺演出场所演唱，曲目以大书为主。20世纪30年代初，刘文斌在天津商业电台播演《刘公案》，极受广大群众欢迎。京东大鼓的影响也因之日趋扩大，逐渐传播到北京、唐山等地。
20世纪30至40年代这段时期，在宝坻县的东部出了位有名的鼓书艺人马印春，他能自弹自唱。有一次，他在玉田县高家庄的街中心演唱，当唱到刘金定观星的贯口句子时，有一家老太太一边做饭一边听书，由于情节紧凑，扣人心弦，再加之演员那洪钟般的嗓音和细腻的演唱技巧，那位老太太听得呆了，她竟将饽饽贴在门框上了！这个故事成为当地多年的笑谈。
1949年以前，在诸多京东大鼓艺人中，刘文斌的风格最突出，影响最大。他除演唱大书外，还移植了《武家坡》、《拆西厢》、《昭君出塞》、《王二姐思夫》、《诸葛亮押宝》等短篇唱段。通过演唱短段，他对京东大鼓的板式和唱腔做了进一步加工。其演唱通俗幽默，平易无华，吐字清楚，明白如话，颇为一般市民观众特别是家庭妇女所喜爱。但当时仍使用“大鼓”、“杂曲”、“乐亭调”、“乐亭大鼓”等名称，直到1935年才正式定名为“京东大鼓”。不过，由于它的行腔板眼均不甚考究，所唱鼓词也较粗糙，20世纪40年代末期，该曲种已日趋衰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津市业余演员董湘昆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唱腔特色的基础上，将宝坻方音改用京音，进一步加工、规范唱腔，不断创作出适应时代的新曲目，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在董湘昆等人的不懈努力下，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京东大鼓音乐出现了高峰期，其曲种的影响也遍全国各地。
京东大鼓音乐的雏形出现于清代末年，流行于北京以东地区。艺人张瘸老来天津演唱后，在津收徒传艺，使这一曲调在津传唱。京东大鼓早期是用“怯”音演唱，字少腔多，并伴以铁片击节。开板“未开书，我先表这头一回……”一唱就是十多分钟。由于节奏缓慢，经常是未等唱完，观众就已散去。在津艺人刘文斌等向其他曲种学习，对唱腔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他们引用民歌《庙门开》的旋律，融合落腔调与平谷调的音乐，改变了开板慢、腔长的演唱方式，完善了“十三咳”的唱腔，创作出与原型大不相同的新曲调，这就是京东大鼓的基本唱腔，它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天津定型。其唱腔音乐的调式有两种说法：宫调式和徵调式，从曲谱上分析，调式交替是该曲种音乐的特点，主调式应为徵调式。
京东大鼓音乐经常出现4音，并形成了类似于“清角为宫”的调性转换，但多为一两句，没有构成整段的转调。
京东大鼓的前奏，起初比较简单。后来有所发展，建国后发展特别大，曲调丰富多了，色彩也更鲜明了，并且有离调的倾向。
京东大鼓是板腔体曲种。起腔是它的基本唱腔，为四乐句，是起承转合式曲调。起腔多用于唱段开始。以起腔为基础，又形成了平腔。平腔是京东大鼓用于叙事的核心唱腔。
京东大鼓还有个插入腔——十三咳，常用来抒情。在一个唱段中一般只用一到两次，多用在一落的结尾处。十三咳共两句，均为长腔。
京东大鼓只有一板一眼一个板式。艺人常用速度变化及压缩唱腔等手法，来弥补板式的单调。其伴奏乐器原来除鼓、板外，仅用一大三弦，20世纪70年代增加了扬琴。伴奏音乐与唱腔同曲同度，大多为随腔伴奏。唱腔伴奏较为舒缓，过门音乐则“紧弦密奏”，一慢一快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另外，三字头后的垫头多属“学舌”性质，有时还着意模仿演唱者的歌声。
京东大鼓唱词的基本格式为七字句（二、二、三），但句首常加三字头，句中也常嵌字、词及短语，句尾常加“哪”、“啊”等虚字。其短篇唱段多由八落或十落组成，一般为数十句唱词。
京东大鼓长篇书目有《刘公案》、《施公案》、《兴唐传》、《小八义》、《绿牡丹》等，短篇书目有《王二姐思夫》、《隋炀帝下扬州》、《诸葛亮押宝》、《杨八姐游春》、《拆西厢》、《诸葛亮招亲》、《昭君出塞》、《蓝桥会》、《韩湘子上寿》、《双锁山》、《玉堂春》、《朱买臣休妻》、《罗成算卦》、《丁香割肉》、《白猿偷桃》等。
目前京东大鼓已面临后继无人、濒临失传的境地，专业团体没有专业演员，业余演员也全凭个人爱好。京东大鼓是北方的一个重要曲种，在全国乃至国外都有影响，可北方曲校却无此专业，河北艺校亦无人教授，前景令人担忧。由于其在民间流传，无专业人员，更无经费，老艺人们都担心此曲种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