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代尔的《文明史纲》（1963年法文初版，2003年广西师大出版社中译本）是面向16——18岁中学生编的教材，是一部体现年鉴派史学“总体史学”（histore totale）的通史著作。
布罗代尔为中学编历史教材的动力来自他的教学体验。1923——1935年他在阿尔及尔和巴黎长期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实践告诉他，史学首先是为了教学，是怎样把历史研究新成果传播给青少年。这部教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重建和现代化进程中历史学课程改革的产物。此书对中学生来说，过于艰深，西班牙曾用它作大学教材，有人建议作教师用书也可行。他曾任教师资格考试审查委员会主席。
他的教材观要点是：
（1）史学教材的综合性和独立性：史学应向其他人文学科开放，但决不能混同，史学的独立性表现在按照过去的样子把握过去，使之更好地理解现在。理解现在的两把钥匙是新近的历史和长时间段的历史，而单一与多重关系的辩证法，则为预测未来洞开门户，从而使人们区分主次和综合折中地观察周围世界。史学自身优势不能丧失，而民族意识至关重要，它是独创文化和真正文明之母。史学的作用在此。
（2）史学改革在史学教育中，必须是从初小、中学、大学的全方位进行。在中学史学课程必须是史学基础知识和人文科学的统一。他反对在第一学位（通过中学会考而获得的“业士学位”，即bacca-laureat）考试时提出1945年以后的难题，而认为在18岁的年轻人面前，要求他们初步了解经济与社会的现时问题、世界的重大文化冲突问题和文明的多样性问题。
（3）史学要关注时间顺序、重事实、述人物、说概念、描背景，不是从理论出发，要通过历史发展阶段，这就像通向真理的阶梯的各个阶梯，而达到科学理论；像神灯一样，一段一段引导他们的历史透视感，从中发现过去时代的真实性，它所包含的方向和意义，发现连续更替，给学生立下标志、标杆和可辩认的历史面貌。
（4）史学要赋予历史激动人心的“兴趣”，要使历史“永远兴趣盎然”，要怀着“历史激情”讲历史。在他看来，史学通过发问和迂回到过去，可以回应人们的好奇心、困惑感、开智慧、启敏悟，从而回答当今种种问题。
（5）撰写历史教材的人应是语言大师，要有认真的写作态度，要从头到尾反复修改，坚持不懈地找到准确简洁的思想表达方式直到流畅贯通的文如泉涌为止。简洁朴实，指的是清晰、切中要点和理解出类拔萃者的简朴，而不是歪曲真理、空洞无物、拾人牙慧的庸才的简朴。这一点极为重要。简朴是一种文风，是一种内在美的要求，它要求把蕴含深刻真理思想用外在的科学方式表达出来。只有真正掌握事物本质的人，才能言简而意赅。简中显赅，实在而抓住实质。
（6）注意不断充实教材的整体性，而且要用新知识、新方法、新解释、新图表来代替旧的过时的内容。马克·布洛赫说：“没有法国史，只有欧洲史”。布罗代尔补充说：“没有欧洲史，只有世界史”。在他看来，“文化”、“文明”、“地中海”、“法国”、“欧洲”、“资本主义”等等，都在整个世界史中才能找到其整体地位。他的《文明史纲》是整体史学的样板。教材为保证其科学的整体性，必须不断修改，包括修订、增补、改写，甚至重写。我们知道，“今天的历史书陈旧的速度要比昨天快得多。转瞬之间，书中所用的词汇已经老化，书中新鲜内容也变成老生长谈”。
（7）看重史学的研究性。教材的思路是综合性，而任何综合性都会激发人们重新进行专门研究的兴趣。特别是对文明问题的思考。本书开卷即对文明与文化的概念作了详细考证。莫里斯·埃马尔认为本书写作处于《地中海史》第一版（1949）与《地中海史》第二版（1966）和《物质文明》第一卷（1967）之间的思路轨迹线上，又有同一年代其他论著积累的缘由。他在地中海遇到了“第一个和持久性最复杂的”文明，这带有文明的一切矛盾：各种文明“亲如手足和自由自在，而同时又封闭、排他、乖戾……和平”而同样好战，有惊人的稳固性，“同时又流动，浪迹天涯”。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此而生：文化“即尚未达到成熟、尚未达到最佳状态、尚无法促其成长发展的文明”；文明是“经过一系列经济，一系列社会，仍坚持生存下来，同时几乎只是一点一滴地才改变方向者”。在本书中，则说文明一词在长时期内“仍将既用作单数形式又用作复数形式”，而“不被类同化”的“整体的整体”。
我读《文明史纲》，常想一生从事教材编写工作，体会到从综合性进入研究性，颇为关键。教材的编写者很像翦伯赞先生所说，犹如古代传说中的饕餮，对知识贪馋会吃，消化力强，综合概括最大，可以把大量成果简明扼要地融入教材的独立体系之中。这种“吃”法是教材编写者的独特研究。借用苏东坡《初到黄州》诗：“自笑平生为口忙”，我编教材是原为学子美口腹，活到老来仍为学子忙。然而，教材编写者更像蜜蜂，采百家花，酿自家蜜，贵在精，而不在多。历史教材不能面面俱到，取舍有度，这也是一种综合研究学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