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县开展质量意识教育，大力开展保证产品质量的管理和技术培训，用财政资金奖励创造名牌成功的企业，推广和依法强制企业全面实行标准化生产，依法强令关闭反复帮助整改后不合格的企业，对效益差的国有企业改制为私营，自办会址在本县的每两年一届的经贸会，参加在中越边境的凭祥市等地举办的商品展销会，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西南宁举办每年一次的中国一东盟博览会等，展销宾阳县产品，以使人们更全面地真正地认识今天的宾阳货。
这一系列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到2007年，宾阳县有效注册商标有110件，其中有6件被政府有关部门认定为广西著名商标，有3家企业的9个单元产品获得国家免检产品资格，7家企业的8个产品获得广西名牌产品称号，2家企业的3个产品获得广西优质产品称号。有3个农产品获得无公害产品认证，有17家企业采用了国际标准，有22家企业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黎塘莲藕协会2007年获得了全国科普惠农兴农先进单位称号。
一些企业的市场美誉度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如由国有大桥糖厂和黎塘糖厂改制的永凯糖业有限公司，进一步发展为永凯集团，成为广西50强企业，纳税最多的私营企业之一，2005年该集团的“翠蕊”牌白砂糖被评为广西名牌产品，2007年获得国家免检资格。由国有黎塘水泥厂改制的华润红水河水泥有限公司，生产规模扩大到了年产各种型号水泥100万吨以上，产品一直得到市场的高度认可，2005年有5个单元的产品获得国家免检资格，同年被评为广西名牌产品。原来因有人搞假导致皮革交易量一度下降的新桥皮革市场，不但市场交易量保持着稳定，还不断提高了对皮革加工的深度和档次，涌现出了一批生产终端皮革产品，并且大批量销往国际市场的企业，如恒利皮革有限公司2004年加工出口到美国、意大利等国的皮手套货值达8000万元，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部门表彰为“广西出口明星企业”，“广西诚信单位”。
宾阳县为此在这几年内先后被国家授予“全国消灭无标生产先进县”，“全国质量兴市先进县”等称号，广西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还特别在宾阳县建立了全广西第一个县级验证中心。宾阳县社会也得以加快了发展速度，2001年到2005年，平均每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1％，财政收入增长12.4％，工业总产值增长19.7％，2006年与2005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1.4％，财政收入增长6.5％，工业总产值增长16.5％，城镇居民收入增长15.4％，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4.8％，是中国西部百强县之一。广西壮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还专门在宾阳县召开了全区质量兴市（县）研讨会，推广宾阳县的经验。
浙江温州也是人多地少，有悠久的工商业历史，小工业多，家庭作坊多，勇于经商冒险的人多，出国闯荡的人多。在上文，我们举过温州皮鞋的例子，其实，温州在80年代前期的假货问题并不限于皮鞋，还有乐清的低压电器等。1990年，国务院办公厅曾破天荒地为一个小小的镇单独编发了一个文件：《关于温州乐清县生产和销售无证伪劣产品的调查情况及处理建议的通知》，国家七个部委会同省、市、县三级政府，联合组成近200人的工作组进驻柳市处理此事，时间长达5个月。媒体的公开报道称，该镇被作歇业处理的家庭工业作坊有1544家，1267家出售低压电器的商店被关闭，359个营业执照被吊销，公安、检察院和工商管理部门总共立案187起。一时温州货也在更大的范围内成了假货的代名词，整个温州的经济发展环境严重恶化。
针对这一实际，温州市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加强了对市场的管理，加强了对全市国民进行关于“质量是温州的生命”的宣传教育，召开质量兴市万人誓师大会，使人们形成“质量上，温州兴，质量下，温州衰”的共识。制定如何保证和提高温州货质量的规划和具体措施，帮助企业提高管理水平。温州许多企业主文化水平较低，视野窄，只懂得凭市场感觉、前人经验办企业，不了解也不懂得应用人类已有的先进的现代管理方法，温州市政府给企业主办培训班，教给他们如何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如何运用国际标准体系来保证企业生产标准化、产品标准化等知识。出资建立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直接帮助企业检验产品质量，如在柳市镇建立了电器产品检测中心，在瑞安建立汽摩配件检测中心，在苍南建立印刷品检测中心等。
清除引进人才的小孩就学、家属就业、入户等障碍，给他们提供住房、交通、娱乐等基础设施，促使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来温州。结果仅是柳市镇1986年就引进了12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依法取缔质量达不到要求的企业，处罚造假企业和人员，用奖励等办法积极扶持一批讲质量重信誉的企业。评选名优产品，授予名牌产品称号，请国家和省质量管理部门加强监督和检查验收等。
经过一番努力后，温州货质量有了很大提高，温州市1999年通过了国家消灭无标生产验收，企业持标率1997年达到了95％以上，许多企业不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主要行业80％以上企业有了保证产品质量的计量和检测设备，1400多个产品获得了安全认证和合格认证。超过700家企业通过了ISO9000族质量体系认证。全市拥有全国行业名牌产品4个，浙江省名牌产品48个，市级名牌产品216个。原来给人印象最深的两大假货——皮鞋和低压电器，2000年，鞋革业实现280亿元产值，低压电器产值为230亿元，温州的产品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同时也得到了公共管理部门的认可，被国家有关管理部门授予“中国鞋都”，“中国低压电器城”，“中国服装名城”等称号。
市场经济制度是市场主体有充分经营权和财产自主处分权的制度，人的趋利特性使这一制度充满了活力，但这一特性也催生了大量的制售假货行为，这种情况，使没有政府适当的管理社会，市场也能完全杜绝假货是不可想象的，在企业单位太小，数量很多，地域分散的地方尤其如此。大凡这种地方，公共管理部门对遏制假货都起到了较大的甚至有时是关键的作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国外的日本、意大利等的实际情况也都证明了这点。
社会管理部门于遏制假货的局限及原因
尽管社会管理部门可以遏制假货，但其作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般说来，社会管理部门同假货现实的制售者和可能的制售者，在人员的数量上总是以少对多。尽管可能的假货制售者并不一定都制售假货，但社会管理部门只能把他们当作是可能制售假货者来管理，因为至少在理论上是谁也靠不住。近年来，国内许多国家管理部门对其予以产品免检资格的企业，也频频制售假货就是证明。2008年6月底，我国内资企业有902.22万个，其中私营企业623.87万个，外商投资企业41.91万个，个体工商户有2759.1万个。2004年，在第二、三产业中就业的人员有30882万人。国家没有统计到即所谓地下的可能制售假货的单位和就业人员还有许多。
还有73742万农民，上亿的农业种植和养殖单位、农村工业作坊、商店。2006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209407亿元，进出口总额17607亿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6410亿元。2004年，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是500万人，有明确以依法管理假货为本职工作职责之一，即有执法权的社会管理人员人数不见权威部门的统计数字，但肯定不会达到500万人，因为不是每个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有执法权。到2008年6月底时，国家工商管理系统的公务员总数是40多万人。以这么少的人来管理这么多的人、单位，这么多的货物，理论上是可以，但事实上远非如此。何况社会管理部门还并不能将全部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都用到遏制假货上，因为他们同时有其他大量也十分重要的工作要做。
再者，要真正能准确地鉴别假货，予假货制售者以程度合适的打击，在很多时候需要程度不低的能力，其中自然属性的如须有中药材鉴别专业知识，才能准确地识别假中药材，社会属性的如有相当的法律知识，如对来自外地的一假中药材贩卖者，既能扣住他，因为他一出门便会消失在人海中而逃脱惩罚，又不能违反法律程序，如随便叫保安用暴力将他关起来。
许多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并不具备这种能力，直到2007年时，我国社会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整体上，还有相当比例的人不具有经高考进正规大中专在校学习的正规学历，而在具有这种学历的人中，许多学级也比较低，如许多是中专生。至2004年，我国单位就业人员中，有24％的人具有大专以上文凭，这其中相当高的比例是在职业余学习的文凭，我国多年来这种水分相当大是众所皆知的事实。而即使工作人员的学历较高，基本素质不低，也仍然是不可能事事精通。
最后，社会管理部门的工作存在被制售假货者合法利用的漏洞。社会管理部门是建立在工作对象之上的机构，工作对象实际的信息因为人力有所不逮，故意瞒报、加工、误解等各种各样的原因，传递到管理部门一般都已有不同程度的失真，管理部门根据这失真的信息决策，肯定不能完全切合实际，其管理措施难免存在漏洞，许多假货制售者会钻这些漏洞，并且许多时候还是合法的。在完善的法治社会里，管理者不能惩罚合法的钻漏洞者，而只能堵塞法规的漏洞，但同时管理部门堵塞旧的漏洞之后又会不断地出现新的漏洞，执法对象又钻新的漏洞，立法者又再在法规上堵塞新的漏洞。打击假货和制售假货的历史就在这样的不断博弈中延续。
在主观上，社会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能彻底履行职责，全心全意地为了公众的利益尽可能地遏制假货。但事实上，由于各种各样因素的作用，社会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有时做不到全力遏制假货。
地方社会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领财政工资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乃至社会一般人，有的时候会默认制售假货，特别是对社会危害不太大的假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常存在一种现象，一个镇乡，甚至一个县市，制售假货非常普遍，如许多城乡的家庭作坊，甚至较大的企业，制造假名牌服装，商店到处有这些假名牌服装出售，延续的时间长达一年以上。难道当地社会管理部门都不知道？或许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当地制售假名牌服装对社会危害不很大，还能增加财政收入，这对依靠财政发工资和奖金的社会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是有利的。
而该地方制售这类假货，不但直接提高了制售者的收入，还间接提高了社会相关人员的收入，如制售假货的厂店老板和员工收入得到提高等。社会上许多人自然也默许甚至有心无心地支持人们制售不直接危害到自己，甚至仅仅是认为危害不够大的假货。
近年来，我国许多地方领导人职位的获得和升迁，主要由这一职位的管理上级决定。但上级在任命升迁具体到人的时候，也必须能讲出一定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政绩和当地干部群众的评价。按近年来我国许多地方的政绩评价实际标准，GDP增长情况如何是最重要的指标。多数人对地方领导人是否称职、是否优秀的评价，主要是取决于他们自己是否得到实惠，如工资能否及时发放，升工资的幅度同其他地方比较要尽可能的高等。对领导人政绩的看法也多是看表面，而少考虑成本，更少考虑机会成本。
比如，如果一个县长将县城建设得很漂亮，社会上许多人至少是县城的人就会认为这个县长本职工作做得好。而如果从公正科学的角度看，由于县长用过多的财政资金建设县城，致使财政开支项目失衡，影响了教育、扶贫、科技等事业，县长的本职工作做得并不好。但一般人不会这样看，在缺乏真正监督的情况下，上述县城建设得好就是政绩，特别是在同时得到干部好评价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领导人就会将工作重点放在追求表面政绩上，甚至为了实现表面政绩而不惜牺牲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对辖区社会制售危害不深的一些假货，既然有助于实现表面政绩，他就会在实际上默许。
这就是许多地方打击假货只能靠地方以外的力量，或者通过舆论、行政命令等外部力量来迫使当地主管部门行动，而许多行动纯属应付，风头一过，造假现象又死灰复燃的重要原因。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社会管理部门从遏制假货中得到个人利益。有的甚至是，地方政府没有或无法拨给他们足够的经费，甚至不足额发给他们工资，允许他们用罚没假货的收入来弥补。有的虽然拨付给他们足够的经费和工资，但为了鼓励他们努力工作，允许他们拿罚没假货收入的一定比例来奖励有关人员。
还有的是允许社会管理部门聘用非在编人员，工资由单位用自有奖金解决，甚至允许用罚没收入来解决。而在实际的财务运作中，规定和监督又比较宽松，给予单位自由裁量的弹性较大，单位如果用固有的资金如财政所拨的办公经费给聘用人员支付报酬，单位领导人和在编人员就会少得这些资金，这些资金在很多情况下又可以用许多合法的名目变成个人利益，如可以在节假日开展体育竞赛，将这些资金用作竞赛参与者和获胜者的奖金发给职工，可以借招待客人的名义拿来吃喝等。
于是单位就尽量将聘用人员的报酬同他们理论上是积极遏制假货所得的罚没收入挂钩，羊毛出在羊身上。在实际上就造成了这样的后果，聘用人员只有获得罚没收入才有收入，假货制售的存在成了他们有收入的前提，他们于是一方面处罚假货制售者以获得收入，一方面又必须用各种办法鼓励人们制售假货，以保证收入的来源，这就是猫鼠同食现象，这使得他们的心思不是用在尽量遏制假货上，而是用在使本辖区内制售假货的状况，保持在同他们的收入最大化相应的程度上。
还有一种情况是官商勾结。假货制售者同社会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勾结起来，假货制售者如果认为需要官员作自己的保护伞，并且所付出的代价小于得益，就乐于这样做。而在社会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中，常有愿意同他们勾结谋利的人，如果他们认为这样做风险在自己可以承受范围之内，就可能会付诸行动。近年来，我国这种情况不少，许多社会管理部门在实施稽查假货行动时，往往被假货制售者事先知晓，有时尽管在抵达制售假货的目标地前只有少数人知道也如此，这显然是家贼给对方报了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