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特权的人有这种思想，会努力通过各种办法反对公平。如我国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所实行的高考制度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弊端，但于鉴别学生的实际学业水平而言，是能保证相当高的效度的，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在较高程度上能得到实施的情况下，体现出了于全社会较高的公平度，这已为31年的实践所证明，也得到了全社会和世界的公认。这一制度空前地提高了国民在自己的亲属通过努力学习有了比竞争对手高的学识水平后，利益会得到有效保护的信心，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人们自己和帮助自己的亲朋好友学习的热情，使国民素质得到了空前提高。
并且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都反复证明，尽管这种通过科学考试来鉴别人的学识水平，公平选拔人才的制度存在许多弊端，甚至可以说是很坏的制度，但和其他制度比较起来，却是坏得最少的制度。有了这一制度，教育的质量，选拔人才的公平度就有了保证，推翻这一制度，教育质量就会一落千丈，公平选拔人才就成了空话，我国“文革”十一年取消高考的实际就是最近的证明。这是社会的共识，是常识。
但自从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不会不懂得这一常识的许多主要是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却一直找各种理由猛烈攻击这一制度，并且不惜使用诸如摧残了后代，救救孩子等危言耸听的话语，事实是许多在高考中拔尖的学生都是体育健将，心理健康指数也不错，因为如果没有较好的身体条件，是很难在这样的激烈竞争中出类拔萃的，并且声称要坚决取消高考制度。在取消高考制度的目标不能实现之后，又不惜制造最无耻的谎言，如有些出过国的北京的知识分子说他们在发达国家亲眼看到，那些国家的学生根本不用考试，也没有多少作业，学习非常轻松，生活非常快乐，我国应该向这些国家学习，取消高考制度，采取综合评定素质的办法决定升学人选，让孩子们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地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
事实是任何发达国家都极其重视教育质量，并将考试作为保证教育质量最重要的并且是最后的手段。日本连幼儿园入学都要考试，英国即使在小学，四年级和六年级时也要进行全国统考，德国在小学毕业时也进行全国统考，考试的成绩将决定学生是就读为大学培养后备人才的学术中学，还是直接为社会培养普通技工的技术中学，法国高中毕业生竞争巴黎师范学校等大学校的考试，残酷程度丝毫不亚于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国家，几乎任何真正是靠制度、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都是考试地狱。因为没有权威的考试，教育质量就没有保证，也选拔不到最优秀的人才，而没有这个条件，国家就不会真正发达，说真正发达是为了将这种国家同依靠石油等先天资源富裕的国家区分开来。没有特权的人也一门心思钻漏洞弄到特权，从而获得与老实做人相比更多的利益。
因于然，发达国家都非常注意防止特权对教育的破坏作用，如果实在避免不了就努力降低这种作用。如高考都是全国统一考试、统一分数、统一录取，分数不上录取线者一切免谈，国民可以自由迁徙，律师、医师、教师、工程师、会计师等主要学术职业，都必须经过国家统一资格考试合格才有任职资格，州长的孩子也不能例外，许多职称也是首先进行学术水平考试，学术水平达到了，才能得职称，工作业绩按各人岗位要求鉴别，不同岗位不允许相互比较和竞争，如不允许校长同普通教师比较议论谁业绩更优，因为二者没有可比性，再根据各自的业绩等级给相应的报酬。
公众人物需接受公众充分的监督，如一个名牌大学校长在当校长的同时，一年还发表20篇大论文，内行人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好校长和一年写20篇真正的论文都不容易，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只能要么是该校长糊糊涂涂地对待校长的工作，要么是论文没有质量或者有质量但根本就不是他写，这校长就被追究，如果不能自圆其说就必须走人。在依靠特权走谋求到更多个人利益捷径行不通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人如果想靠本事吃饭只能老老实实学本事，这样就保证了教育的质量。
如英国中学教师资格和中学高级教师资格都须通过国家统一考试合格才能获得，获得中学高级教师资格的人工资比只获得中学教师资格的人工资高得多，人们要想得到这前者比后者多出来的利益，只能老老实实地学习，将自己的学术水平提高到国家对中学高级教师的要求水准，教师水平自然就高。我国中学高级教师资格没有科学的国家统一考试作为授予的惟一标准，而是由管理部门主观认定，有特权的人没有高级教师的学术水平也可以得到资格，多得工资，自然不会努力学习，教师的学术水平自然没有了保证。
（二）管理思想
大量的事实证明，外部统一考试在很多情况下是唯一能有效鉴识人的学术或技术水平的办法，用人主观认定的办法则很难准确鉴别人的学术或技术水平。这种考试是否科学，有效度，只能由内行人来鉴别和实际结果来验证。对这种考试的组织实施，最好的办法是由考生依照考试所要求的条件直接报名，只要考生符合报考的条件，任何中间环节都没有阻拦的权力，中间环节都只起到办理相关事务的作用。发达国家都是这样做的，我国许多成功的考试也是这样做。发达国家在很多管理领域都是采取这种办法，而不用层层选送的办法，因为那种办法难以保证人为因素的干扰，效率低，成本大，容易产生腐败，不能保证公平公正等。
一个最明显的对社会危害极大的例子是“文革”时期11年问，采取由基层群众推荐，逐级筛选上送，选拔大中学生的做法，不但拒绝考试，并且严禁考试，有哪个校长教师胆敢组织考试，就是犯下了弥天大罪，轻则批判斗争，重则开除甚至坐牢，并且事实已明白无误地反复证明，那种做法使大量重点大学“毕业生”能力还不达到中技生水平的情况下，仍然就是坚持不改，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主持下才得以纠正，全面恢复包括高考在内的各种考试。
我国许多地方在“文革”后并没有吸取教训，许多领域仍然喜欢采取逐级推荐，人为评定的办法。并且在一些已经实行过直接报名考试的地方和领域，明明事实已证明这种办法有效度，逐级推荐，人为评定的办法没有效度，管理决策人员却总是千方百计弯回到后一种做法上来。
我国长期轻视教育质量，许多人实际文化水平不高，不十分爱学习，视野窄，对外界先进的东西知道得少，即使知道了，公共部门办事惰性很大，对不正确的做法改进的积极性不高，不快捷，再加上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工作做得好不好都可以端铁饭碗，更助长了这种惰性。所以这意识就长期积淀着，对管理实际顽固地起着作用。
（三）对知识不够重视的思想
我国从隋朝设立延续到清朝的科举制度，引导甚至规制着我国的教育内容，长期以来主要是如何治国平天下，为培养行政官员服务，其他内容主要也是道德教化，这多属于人文知识，极少有直接反映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容，这不能不是我国古代的医学、农学、工学等一些自然科学门类和社会科学虽然都有一定发展，但成就远不如西方大的原因。在上述教育内容的制约下，普通百姓的孩子进正式学校读书，如果能当上官，当然可以全家鸡犬升天，但能当上官的毕竟是少数。
如果不能当上官，就良好的情况来说，只不过是具有较好的道德修养，这种道德修养于提高生活水平并不起多大作用。由于进学校是学习人文知识，不再能像不进学校的普通人那样，将时间等资源用来学习下层人民实际生活所需的生活技艺，如郎中、木工、泥水工、铁工、种庄稼、经商的技艺等，这些技艺在古代是通过个体性质的师徒来传授。因于然，进学校死读多年四书五经后当不上官的人，许多反而没有多少谋生的实际能力，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说法，确有实际依据。这自然会使民间产生读书如不能当官就无用的思想，从而形成了对学校传授的知识不够重视的社会意识。
到了近代，随着西学的引进，我国学校开始全面传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只有懂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量知识，才能综合应用这些知识，来正确处理日益面临复杂的人同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的人际关系，这种情况逐步有了改变。但改变的实际并不是非常理想，就是说我国社会不够重视通过学校学习到的知识的意识还是保有一定的浓度。这主要也是由社会存在来决定，因为如上所述，我国总是存在很多特权，许多人没有知识凭借特权就可以比有知识没有特权的人得到更多的利益。
我国的法治又不完善，社会竞争公平度远远不够，致使在即使没有特权因素的情况下，即使在最讲究知识的领域，知识多者也不一定竞争得过知识少者甚至没有知识者，比如，一个不但合格并且实际水平很高的的本科生，和一个不合格的本科生，都持有国家承认的文凭，基本上没有特权，但一起竞争一个高中教师职位，由于我国没有教师资格考试，校长根本看不出哪个合格哪个不合格，由于我国现行制度使校长实际上端的是铁饭碗，所以心里其实并不是特别看重教师的水平，只要有人上课能糊弄过去就行，于是仅仅因为那个不合格的人所说的话更合校长的心意，校长就决定录用他。
另外，许多社会领域并不需要高深的知识，在这些领域竞争，知识并不一定起作用，有时反而起相反的作用，比如，建筑工地上的搬运小工，不但需要的是力气而不是多高的文化，并且还需不怕苦累才行，这一实际使建筑包工头一般更喜欢用没有多少文化的五大三粗的农民工，而不愿用一个正规大学生，因为正规大学生常常不如农民工受得了这个累，工作效果往往不如农民工好。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营制造技术含量不高的小工业品的许多地方，如浙江温州、福建沿海、广西玉林等地，许多发财欲望强，勇于冒险，不怕辛苦的只有中小学文化甚至属文盲的人，往往比文化高的人富有，因为制造塑料饭票、单位徽章这些小商品，不需要多少文化，更需要的是肯做不辞劳苦地四外推销等实事，这些，文化低的人往往更能做到，文化高养尊处优惯了的人往往不能做到。正因为这些地方文化低的人财富不一定比文化高的人少，所以不太重视读书的社会意识较浓，许多人自己以及允许孩子初中毕业甚至不读初中就经商了。
这些社会意识对教育事业在数量上的扩张和质量都有不小的影响。发达国家也存在这种情况。所以发达国家非常注意用各种办法克服这些问题，如在各行各业中尽量确立“学术优先”原则。如规定学校任用教师，面对一个通过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和一个通不过这种考试的两个人，必须用前者不得用后者。建筑企业必须有一定数量一定级别的建筑技术人员，才能承建相应级别的工程。对持有绿色证书的农民，比没有这一证书的农民优先提供贷款和技术服务等。通过一件件具体的事情来强化社会产生和增强重视知识的意识。
五、良好制度供给不足
制度作为“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或破坏作用都可以是非常巨大的。“文革”期间有11年，我国实行用恐怖镇压来全面禁止考试的制度，使我国教育质量跌到了大量高中、大学“毕业”生，实际水平达不到国际标准的小学、中技毕业的水平这样惨不忍睹的境地，1977年起实行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各个学级也普遍实行考试制度至今，大量潜在人才于是变成了优秀的现实人才，国民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就是有力的佐证。
上文我们曾经说过，制度有好制度和坏制度之分，当然在这里好制度坏制度只是为了陈述简洁而将复杂的制度形态简单化的说法，其实制度有很好的制度，较好的制度，勉强算是好的制度，质量低劣但又不太坏的制度，坏的制度，非常坏的制度等之分，其对教育事业的作用都同样有着不同程度的好和坏的对应逻辑关系。制度还有抽象制度和实际制度之分，抽象制度是形成于文字或其他表述形式的规定的总和，抽象制度并不一定得到人们真正的贯彻执行，有法不依，规定一套，做另一套在生活实际中屡见不鲜。实际制度是实际运行的制度，其不一定存在文字或其他表述形式，如商业上的许多惯例得到人们的普遍遵守，但从来没有形成过文字或其他有形的抽象制度形式。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实际制度才是最重要的。
在考察我国教育制度的时候，必须注意有关好制度和坏制度关系存在多种情况。如有一种情况是，如果不实施好制度，就只能实施坏制度。另一种情况是，如果没有好制度，就可能派生可有可无的坏制度，比如，没有通过教考分离的外部考试来把文凭质量关的制度，就可能会派生学校滥发学术含量不够的名真实假文凭的制度，之所以只是可能，是因为这并不是必然的，因为学校如果认真，即使自己教自己考自己发文凭也可以保证文凭质量，但如果学校不认真或者是以权谋私，也完全有可能滥发名真实假文凭。
再一种情况是，如果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强制实行坏制度，同时不允许好制度的出现和运行，好制度就无法存在，如“文革”时用国家权力来强制实行学生升学只能是群众推荐，政府批准的制度，同时用恐怖手段严禁考试制度的出现和运行，考试制度就无法存在。还有一种情况是多种好制度和坏制度并存，这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宏观的制度，如企业因为其拥有自主用人的权力，成千上万的企业各自经营思想和方法不同，人才的鉴识制度也常常不同，有的实行只根据有没有权威的社会考试通过证据来认可的制度，有的采取自己考试的制度，有的采取根本就不考试的制度。二是微观的制度，如发达国家有许多社会考试，自由竞争，即使是同一种考试，不同社会考试组织的考试内容和方法也不一定相同，由考生和社会自由认可其效度，优胜劣汰。这些不同的制度只要不犯法，都允许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