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假货进入市场交换后，难以很快被鉴别出是假货，于是，假货制售者就可以有效地躲避购买者的追索。许多假货由于价格不太高，有的又有一定的使用价值，使得购买者无心追究，有时因追究成本太大而不愿追究。市场经济实行的是小政府大社会，社会管理部门主要是依法管理市场，在不少国家，法治并不完善，执法人员有大量的腐败行为，司法效率低，公正比率不高，这也使得许多假货制售者不惮被处罚，因为被发现和处罚的概率不够高，被发现后还可以通过灰色途径疏通施罚者少罚，从而在单位时间内制售假货有获利大于被处罚数量的预期，因而愿意冒险。
所以说，以分权为最重要特征之一的市场经济制度，在理论上可以是假货的温床，在生活水平不高，对商品质量要求不高的国家和地区尤其如此。2006年，我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查获的20起重大制假案件，作案者均是有自主经营权的人，所取缔的2489个制假窝点，当事者也大多是有自主经营权的人。
假货同微观制度的关系
假货总是一件一件具体的，要经过一个个人才能制造出来，所以，人是制造假货最根本的因素，只要具体的人不制造假货，任何力量都无法对假货制售真正起作用。历史上在什么情况下都不愿制售假货者不乏其人，如宁愿饿死也不制售假药，也不有意施与假医疗服务的医生，几十年几百年都保证产品质量的家族企业等。但是，全世界有那么多人，要使每个人都自觉并且有能力不制售假货是很难的。并且，用教育的办法，使人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自觉不制售假货，有时也是靠不住的。人类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用足够的外力迫使人们不能制售假货，才是最有效的。
这种外力之一是制度，由于宏观制度不直接管理到具体的人，而微观制度直接管理到人，所以在迫使人不能制售假货方面，前者只能起间接的作用，后者才起直接的作用。企业、其他产销单位和商会，都是微观制度的表现形式之一。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独立经营商业的单位分得越细的地方，越容易出假货。如有些地方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独立的工业作坊，许多个体工商户和小商小贩是个人，都很容易出假货，如浙江温州、福建沿海一带、广东珠江三角洲、广西的玉林合浦等地，而在科学有效的微观制度得到加强后，假货往往得到有效遏制。德国、日本、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等国也是如此。
广西宾阳县有悠久的以竹草为原料编织工艺品的历史，唐宋时期，宾阳县的竹制品就已被定为朝廷贡品。宾阳县这些工艺品主要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最多时全县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口达10万。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国内、海外都是这些工艺品的销售市场。
国内市场部分，工艺品不用说外观，就是内在的质量都比较容易鉴别，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中，不会有多少人误买，所以不但假货很少，许多产品还做到设计巧妙，制作精良。如有一种用很细的竹篾编织成的卫生罩，将摆放在桌子上的饭菜罩住，既能很好地让饭菜透气，又能有效地挡住苍蝇，因而畅销全国各地。有一种捕鱼用具，也是用很细的竹蔑编成，将其装入水道，竹篾问的距离只有一分左右，水能流过，鱼因为身子比竹篾的间距大，不但被挡住，还被诱入只能进不能出的机关，其设计之精妙令初见的人常常击节称绝。
海外市场部分，由国家出口管理部门统一购销，如由县外贸公司统一收购，供货给广西进出口公司，进出口公司再卖给外商。因收购时有县外贸公司，出口时有广西进出口公司把关，外商购进后如发现质量有问题，可按合同找广西进出口公司索赔，质量也有保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家外贸体制的改革，出口主体逐步多元化，宾阳县工艺品编织农户逐步选择多家收购者销货。同时，由于廉价化学制品的大量出现，原有的许多工艺品品种被取代，如竹编卫生罩被塑料卫生罩取代，主要用来盛粮食的箩筐被化纤编织袋取代等，国内市场迅速萎缩，在工艺品编织业主生产的品种中，海外市场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出口产品收购商数量多，许多存在短期捞一把的心理，对质量不严格把关，而在成千上万的家庭业主中，不讲质量的更是大有人在。于是出口货物质量鱼龙混杂，其中的假货毁坏了市场声誉，全县出口总值直线下跌。
后来，经过自由竞争，一些出口企业脱颖而出，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宾阳县全县绝大多数编织业主都在实际上纳入了一个企业的经营体系。其做法主要是，一家有出口权的企业通过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等同外商洽谈出口合同，拿到合同后，在编织业主自愿的前提下，由企业主依合同制定出产品的具体要求，编织户按要求生产，企业主收购后再卖给外商，这样，产品的质量就有了企业主把关。各个生产和销售环节环环对接，责任脉络清晰起来，如有不讲信用的行为，责任主体都能准确无误地被追究，从而付出个人利益代价，不只是金钱代价，更重要的是信用代价。
这种信用代价给责任人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如企业主不讲信用，将被迅速地逐出市场。这行业的技术要求简单，资金要求少，进入门槛低，一个企业主被逐出市场后，原来的市场立刻就有人填补，原企业主想重振江山，难度非常大。农户也是如此，这种编织品数量太多，品种太多，企业主检验质量所花的成本非常大，所以几乎不可能每只产品都检验，只能是抽检，最重要的是只能以编织户的信用来维系，所以一旦检出那个编织业主不讲质量，就永远不发工给他做了，也没有时间听他解释，因为个别不讲信用的编织业主在企业主的业务中占的分量太轻了，企业主完全不需考虑再用他，山区农民找活做非常不容易。所以企业主和编织户都极少有人敢不讲信用。
在严把质量关之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宾阳县的工艺品编织业质量稳定下来，从而得到了相应的市场回报，2003年，全县编织工艺品发展到了100多个系列3000多个花色品种，23家编织工艺品企业统领从事编织工艺品的农民有6万多人，其中技术熟练的有5万多人，一年出口的产品有200多个标准集装箱，销及世界各地，全年创汇额达720万美元，光是太守乡从编织业得到的税收就有430万元。
宾阳县小工业的历史悠久，十分发达，被誉为广西的手工业之乡、小工业之乡，前者是历史上的叫法，后者是近年的叫法，因为近年来许多手工业逐步上升为机械化的小工业。全县有285个一村一品的专业村，如皮革村、瓷器村、铁器村、炯花爆竹村等。这些小工业中许多是像上述编织工艺品一样，从真正承担财务上盈亏的角度来说，多是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许多产品都存在这种如果没有因个人利益的需要必须讲信用的主体，对分散的小生产单位把关，就不能有效地把好质量关的现象。如用来称东西的杆秤，也是由家庭作坊自主生产，以前是各家各户生产出来后就在市场上自由出售，产品没有商标，卖主和买主做完终端产品即杆秤成品的交易后，就不再有实质性的联系，甚至互不相识，因而假货也不少。后来，也是像编织工艺品一样由能人组织企业，统一组织生产和销售，再加上县质量技术监督局认真把关，假货已基本杜绝，近年来，宾阳县生产的杆秤一直畅销国内外。
世界经济史上存在大量这种现象。如浙江省温州市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多是由国有工厂或集体所有制的工厂制造鞋，1979年，温州市区2家国营鞋厂，17家集体鞋厂，共生产皮鞋49.68万双，温州市橡胶厂生产各种鞋96.16万双，其中雪花牌花色童鞋在市场上还有一定美誉，当然这是就当时国内商品质量普遍较低，国民对产品质量期望值不高来说的，以今天的标准看，当时温州鞋的质量实在不怎么样，但没有多少假货是不争的事实。
到了80年代初期，随着我国允许私人办企业政策的实施，只有600多万人口的温州，一下子有120万人从传统农业转入工商业，出现了大量制鞋家庭作坊和小工厂。1986年底，温州乡镇企业和合伙企业有1.46万家，其中皮革厂1万家以上，许多实际上是私营，并且多是家庭作坊。一开始，在生产和销售上也多是各家作坊或小工厂各自为战，许多产品无厂名，无厂址，无标识，还随意写上皇冠、旅游、OK、健美等字样，乱标“上海制造”等，到全国各地直接推销皮鞋的温州人有10万之众。于是，皮鞋质量参差不齐，鱼龙混杂，有人制造的劣质皮鞋毁坏了温州皮鞋的声誉，有一段时间，温州皮鞋成了劣质皮鞋的代名词。
1989年以前，经国家有关部门检验，温州鞋的剥离强度合格率不到30％，全性能合格率只有10％左右。1987年8月8日，工商部门联合行动，将5000多双温州劣质皮鞋在浙江省杭州市武林门用火烧毁，武汉、重庆、大连等地也随着跟进，全国有十几家大中城市的商店拒绝销售温州鞋。这经媒体广泛传播后，就整体而言，温州皮鞋的信誉跌入了低谷。
在这种情况下，温州政府部门加强了管理，这点在后面章节再详述，温州一些制鞋企业不得不经部分上海企业同意，将皮鞋标上上海制鞋企业的商标出售，但不久就被媒体曝光为假联营。政府部门依法制止了假联营行为，并制定地方质量法规，要求鞋类企业只能依法真联营，凡不是真联营的，都必须使用自己的厂址、厂名和有关标识，还要有面料标识，统一鞋号，经销部门一律不得销售假冒商标皮鞋，122家生产不合格产品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1991年到1994年，查处假冒伪劣违法案件5339起，捣毁制假窝点909个。
与此同时，温州部分制鞋企业努力创立自己的商标，用商标将自己生产的和其他一个个小作坊、小企业的产品收拢起来，统一质量标准，统一保证质量，统一检验合格，然后再统一注明商标销往市场，为了防止别的劣质产品仿冒自己的商标，毁坏名声，温州部分企业还在全国各地销售终端市场设立自己的专柜和专卖店、联营店。2002年，光是永嘉县制鞋企业在国内建立的专卖店、专卖柜就有2万多个。同时加强技术力量，强化管理质量，终于使温州皮鞋从90年代起，逐步打赢了实际质量和市场信誉的翻身仗。
2002年上半年时，经国家有关质量检验部门检测，温州的皮鞋合格率已高于全国皮鞋制造业的平均水平。在国家有关部门授予的质量标识中，温州有3家制鞋企业获得了中国驰名商标称号；全国有2个真皮领先鞋王，温州有1个；10大真皮鞋王，温州占4家；7家真皮名鞋，温州占3家；30家企业32个国家免检产品中，温州占16家18个；近百家真皮标志企业中，温州占70％。1998年底，温州年产皮鞋达4亿双，产值200亿元，实现利税15亿元。2000年，温州鞋革行业出口交货值58亿元，产量占全国1／4，产品销及近百个国家和地区。2001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皮革工业协会联合发文，命名温州为中国鞋都。尽管温州还没能彻底消灭假货，但目前，人们在市场上买温州鞋，会先看商标，特别是著名商标，而不会买三无产品。可以说，依靠微观组织制度，温州就整体而言，也算是基本消除了人们心目中温州皮鞋是假货的印象。
对成千上万的个人、家庭作坊、小企业来说，用企业制度来统管尚能有效地遏制假货，甚至能彻底消灭假货。于单个企业而言，用微观制度遏制假货，消灭假货就更为有效。大凡件件产品都能保证合格的优秀企业，总是依靠严密的包括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在内的制度，来保证产品的质量。或者说，只要是较大的企业，要想做到生产的每件产品都合格，必须也只能依靠能切实保证任何一个产品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质量的管理制度。
微观制度能有效地遏制甚至消灭假货，须以以下两点为前提，一是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者在主观上没有制造假货的恶意，就是说制度是用来遏制和消灭假货的，并不是用来制售假货的。制度是客观的，和制售假货或遏制假货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制度所起的作用不过是能有效地贯彻管理者的意志，如果制度是用来遏制假货的制售，制度对假货的制售就起正面的作用。但在实际生活中远非如此，有些微观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者是用制度来帮助制售假货，特别是用来掩盖制售假货的真相，企图保持住制售假货的秘密，这种现象屡见不鲜。
如有些工厂主用整个工厂来制造假货，如盗印书刊，刻制盗版光盘，制造掺假食品等，并为这些经营活动订立了执行着严密的制度，如工人间不能互相打听其他车间的业务，在不是工作需要的前提下，不得进入自己工作以外的车间和仓库，违犯第一次者扣当月奖金一半，违犯第二次者扣两个月的全部奖金，违犯三次者马上开除。
二是制度本身和制度的执行者在客观上都必须有制止制售假货的效力和能力。制度对遏制许多假货先天就没有效力，或者是本来可以有效力但制度制定得不好因而无效力。如上面我们说的广西宾阳县竹编工艺品和杆秤，温州的皮鞋，用企业制度来统管个人和小作坊，可以遏制甚至消灭假货，但这些产品都有一个特点：品种比较单纯，质量标准简单明了，检查起来不太复杂，统管的企业较容易操作。而对许多种类的产品，这种办法就不很有效，甚至根本无效。
如成千上万家庭作坊生产的五金制品，品种非常多，构成非常复杂，各种品种有不同的质量标准。如自行车身的质量要求是钢质是不是够硬，内壁是不是够厚但又不能太厚，太厚自行车就会太重，轴承是不是耐磨损，轴盘的圆度是不是够标准等。而胶钳质量的标准内容又完全不同。一个村根据市场需求生产的五金制品就有几百种甚至几千种，总共有几万个质量标准，一个乡一个县就更多了。许多产品的质量用肉眼根本看不出来，需要设备检测才行，一些设备又比较昂贵，所以一般人根本做不到用办一个企业来统管这些产品的办法，能保证这些产品都没有假货。成千上万家庭生产的各种各样小食品，日用品批发市场里成百上千户小批发商，向农村数量更多的农家店等零售商出售的上万种工业品，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