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制度如果贯彻得好，确实能消灭假货，但执行者并没有能力准确理解这些制度，或者是虽然理解但没有能力做到。如某些公司同农民合作生产销售无公害农产品，公司制定的制度是科学的，但有些农民并没能真正理解掌握，因而在实际操作中没能很好地贯彻，如制度规定只能施有机肥，农民不知道磷肥不是有机肥，也施放。高科技企业误招了不老实申报自己学历等情况的低素质工人，操作一段时间后才知道他们达不到企业的要求等。
能有效地遏制假货的另一种制度形式是商会。商会是多家同类经济单位自愿组成的组织，行会、协会等是它的另一些名称，其实质内容一样，为了论述上的方便，本书一并用商会统称它们。商会同其成员的关系，是用章程和自觉来维系的平等关系，和上述企业统管家庭作坊等不同，那是用契约来维系的上下层，或者叫做上下级，或者是老板和打工仔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商会在中外都有悠久的历史，其有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如为会员单位提供公共服务，代表会员单位同政府打交道等，保证成员的产品质量只是其中之一。
在同类产品的产销商和顾客都存在多家，存在一定程度竞争的情况下，一些产销单位，特别是规模小，自己创造使业务对象迅速认可自己质量信度条件能力较弱的单位，自愿组成商会，并一起拟定会员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如统一产品的共同质量标准下限，统一各个销售阶段的价格下限或上限，统一对客户的服务要求等。新单位只有保证遵守这些会规，才能人会；原有会员如果不遵守这些规定，将被处罚乃至开除出会。这样，如果全体会员单位都能讲求诚信，贯彻会规，实际上许多会员确实做到了这点，那就杜绝了会员单位制售假货的可能，长期下来，就赢得了商业对象的高度信任。商业对象的利益不但得到了维护，还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实现会员单位、其商业对象及社会的三赢。
德国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企业是自主程度非常高的经营主体，政府不直接干涉企业经营，只通过银行利率、税收等杠杆进行宏观调控，并通过完善工伤、养老、医疗制度实行充分的社会保障。德国所有合法的企业都有自由进出口产品的权利，并且整个国家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非常高，成千上万浩如炯海的德国中小企业，同炯波浩淼，远在异国他乡，也是成千上万的中小商业对象打交道，保证质量的一个组织形式就是商会。1994年，德国地区性商会有84个，如法兰克福工商会、科隆工商会等，行业性的工业协会有36个，如成衣业联合会等。日本、瑞士等许多国家也是这样。我国也有许多商会，如会员地域是全国性的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等，会员地域是地方性的广东省大涌商会等。
我们举一个具体商会的例子。广西宾阳县大桥镇新道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养蚕，在没有商会前，全村作为独立经营单位的3个自然屯，715家农户没能做到都保证质量，因而没能在市场上建立美誉。成立村桑蚕商会后，会员依章程都按质量标准购进蚕种，在县蚕业技术人员的帮助下，规范养蚕、采茧、烤茧等技术程序，使蚕茧质量得到了保证，“新道茧”在市场上得到了收购商的信任，促进了桑蚕业的快速发展。从90年代到2006年，一直是广西著名的养蚕专业村，即使在广西桑蚕业全行业下滑时也同样能保持强劲不衰。2005年全村桑园面积达2000多亩，养蚕1.3万张，产鲜茧50万公斤，总产值700多万元。新道村还不断延伸桑蚕产业的赢利链条，自己烘茧、抽丝、纺丝被，2005年全村有烘烤炉5座，抽丝厂9家，年加工鲜茧能力达360吨，产生丝50多吨。
在服务产品方面，美国的职业体育竞赛是通过商会来保证质量的典型例子。美国是体育竞赛高度市场化的国家，绝大多数体育竞赛都依市场规则运作，主要是私人的举办者自负盈亏，体育竞赛举办者在经济上是否能赢利，在根本上取决于所提供的竞赛观赏服务产品是不是得到人们购买。这种服务产品的确属真货，是人们愿意出高价购买的前提，人类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以娱乐为本质特征的体育竞赛，若是假货，却仍然得到人们花大钱来观赏，是不可能的，至少是这样做的人不会多。体育竞赛的假货，如运动员故意输球，或者仅仅是不全力以赴；裁判有意偏私，或者是误判超过了一定的程度等等。
正因为如此，美国体育竞赛观赏服务的提供者非常重视防止体育竞赛假货的出现。在这点上，体育竞赛观赏服务的提供者几乎全部个体的利益是一致的，如职业俱乐部的老板、管理人员、职业运动员、裁判员等，因为他们的正常收入通常是和这体育竞赛观赏服务的整体收入成正比，如美国职业棒球联赛整体收入高，队员和裁判员的正常收入也高。但有时具体个人的具体利益又和这整体利益存在一定的矛盾，如一个赌球集团乃至仅仅是一个豪赌者用1000万美元贿赂一个能决定竞赛胜负的运动员或裁判员，换取他在竞赛中故意使某方输掉，这1000万美元远远多于这运动员或裁判员走正道的收入，就有可能使这运动员或裁判员同贿赂者达成交易，使竞赛成为假货，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美国体育竞赛观赏服务的提供者也是通过商会解决这一问题。具体做法是，将体育竞赛整合起来，组成联赛，以俱乐部作为联赛的单位，运动员必须是俱乐部的成员，才有资格参加竞赛。所有俱乐部平等地组成一个协会即商会，以共同的利益为准绳，共同协商制定和修改规章，用规章来保证俱乐部之间的竞技水平尽量接近，如上赛季排名最靠后的俱乐部，在第二个赛季优先选择运动员。对实力弱的俱乐部提供一定的资金援助。一方面切实保证运动员的利益，如实行最低工资制度，运动员有伤病时俱乐部不得强迫他们上场竞赛的制度等。一方面要求运动员上场竞赛时必须全力以赴，对有假竞赛、徇私枉法行为的运动员、裁判员严罚不贷。对制造假货的程度严重者甚至予以严厉的法律制裁。
在商会制度的保障下，加上其他因素，美国体育竞赛观赏服务提供者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2004年，美国橄榄球联盟收入48亿美元，职业棒球大联盟收入41亿美元，美国篮球联盟即NBA收入31亿美元，职业冰球大联盟收入20亿美元。美国橄榄球联盟光是1998年签订为期8年与FOx、CBS、ESPN和ABC的电视转播合同总价值就达176亿美元，美国篮球联盟2002年同ABC、ESPNT和时代华纳的urnerSportS签订的电视转播合同是46亿美元，足见电视观众数量之巨。
2006年2月5日，美国橄榄球联盟冠军匹兹堡钢人队同国家橄榄球联盟冠军西雅图海鹰队进行比赛，美国有1.03亿人观看电视实况转播，竞赛现场的门票一张600美元，黑市价是1800美元，电视转播广告费总额达1.5亿美元，由于观众相信比赛结果不会有人为控制，全美国赌迷所押的赌注有70亿美元。美国体育产业2002年总收入达2130亿美元，这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群众体育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每年光是为开展单排轮溜冰、滑翔等新潮的、极具挑战性的或生活化的所谓极限运动，总共花数十亿美元购买相关器材的美国人就有8000多万人，其中单排轮溜冰器材全美国2000年销量达2.51亿美元。
其他体育竞技水平比较高，体育市场发育比较成熟，国民生活水平高，国家发展程度高，但首先是体育竞赛观赏服务假货很少的国家同样如此。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2000～2001年赛季平均每场比赛的现场观众有32821人，各队的球场总收入达3.24亿欧元，2001～2002年赛季平均每场现场观众又升到了34324人。2006年，光是出售给电视、互联网和手机等未来三年的转播权，英国国内的收入就有21亿英镑，国外的是6.25亿英镑。英国政府每年从体育产业经营中获得的财政收入为30亿英镑，相当于政府用于体育事业开支的5倍，而英国政府的体育开支主要是用于修建公共体育场地等群众体育设施。体育产业产值占本国GNP的份额，瑞士达3％，澳大利亚为2.2％，芬兰为1.7％，西班牙为1.68％，加拿大为1.1％，法国为1.09％。以GDP算，发达国家则多在2％以上。
我国体育产业产值2005年占GDP的比例只有0.702％，而同属发展中大国的巴西和印度都在1％以上。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和我国体育竞赛中存在不少假货有相当大的关系。如仅仅在被管理部门正式处罚，并在媒体公布的范围内，青少年比赛中虚报运动员年龄，以大战小，专业运动员参加业余运动员的比赛，服用违禁药物来提高竞赛成绩等案例就层出不穷；而没有证据或者是执法部门执法不力，仅是被业内人士和观众怀疑而不被正式处罚的事例就更多，如在全运会的竞赛中，明明平时水平高的运动员，到竞赛时却没有让人信服的理由输给了平时水平一贯不如自己的运动员等。
这种无法取得法定证据，仅仅是由业内人士乃至普通观众根据常识判断，自我认定是假货的竞赛，比有法定证据被处罚的情况，对体育竞赛服务产品销售构成的损害更加严重。中国男足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1993年，我国在男子足球竞赛领域全面引进了西方国家的做法，具体内容如实行企业性质的俱乐部制度，主客场轮流比赛制度，积分升降制度等。由于不少国人认为男足面对上亿国内球迷的市场，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致使一夜之问，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许多足球学校，许多家长不惜付出一个学生一年总费用相当于当地人均年收入几倍的代价，送孩子进这些足球学校学踢足球。一开始球市确实火爆，成都等地每到有主队竞赛的日子，就成了球迷的盛大节日，座位常常爆满的球场内富有各地特色的“雄起”等欢呼声伴随着人浪此起彼伏，职业足球运动员中很快涌现出了不少百万富翁。
后来，由于竞赛中出现了球迷们认为有假货嫌疑的现象，球场内的雄起声不时被“假球”、“黑哨”等骂声替代，再加上其它原因，中国男足竞赛观赏服务市场逐步走了下坡路。上海文广集团面对理论上有10亿以上的电视观众，不过是支付区区1.5亿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0.125亿英镑的转播费，竟然就获得中国男足超级联赛2004～2006年总共三年的独家转播权。中国足协副主席杨一民称，1990年到1995年时，全国仅在中国足协备案的足球学校就超过4300所，到2007年减少到只有20多所，还有些是有名无实，只有百来名学生，连训练都不正常。在中国足协注册的运动员1990年到1995年为65万人，1996年到2000年下降到61万人，2000年到2005年为18万人，2007年只有3万人了。
中国男足竞赛观赏服务竟然出现过这样的产品，2001年9月29日，在甲B联赛中，成都五牛队以11比2的奇高比分战胜同是四川省的绵阳队，被现场球迷恶骂。接着，同是甲B队的浙江省的绿城队，江苏省的舜天队，吉林省的亚泰队比赛场面也得不到球迷的真货认可。中国足协于是立刻召集五牛、舜天、亚泰、绿城四家俱乐部的老总到北京，要求他们从中国足球必须以实际行动取信于球迷这一大局出发，在关系到哪家俱乐部升上甲A联赛结果的最后竞赛中，全力争胜，公平竞争。后来亚泰队将中国足协告上法庭，理南是它被中国足协无理剥夺了作为甲B第二名升上甲A联赛的资格，要求法院强制中国足协改正，使他们能够参加下一赛季的甲A联赛，法院不予受理。球迷们称之为“甲B五鼠事件”。
我国的体育竞赛观赏服务提供单位也有商会，如中国足球协会，但为什么没能将体育竞赛观赏服务的假货比率做得像美国和西欧许多国家那样低呢，原因虽然很多，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我国这些商会运作得不好。所以，商会是能有效地抑制假货，但必须科学地运作才行。
商会按其会员数量的多少，单个会员的规模，服务地域的大小等标准分，有大小的不同，其同遏制假货的关系存在以下规律，一般来说，商会同会员在地域上越近，会员越少，会员们寻求保证质量信誉效果的愿望越强烈，对假货遏制甚至杜绝的功能越强，如同村同城的商会。而许多成员多，服务地域广，对会员进行产品质量监督难度大的商会，这种功能就较弱，其功能主要是提供信息，统一办理各种业务以降低交易成本等。
总的来说，在遏制甚至杜绝假货方面，在假设其他情况相同的前提下，组织的严密程度及对成员约束的深度和效度同效用成正比，商会由于组织远不如企业严密，对成员约束的深度和效度也不如企业，所以对遏制假货的功能不如企业强。一般来说，规模较大的企业，在市场上确立美誉的载体主要是自己的品牌。无力树立自己品牌的小企业才更多地仰仗商会。
从集权和分权角度看上述假货同微观制度的关系，我们认为存在以下规律，在微观层面里，分权到社会单位越细，如细到家庭甚至个人，就越有活力，但也容易出假货。所以，分权必须有适当的集权管理或制约，只要有足够的外力迫使集权的权力是用来遏制甚至杜绝假货，就能有效地遏制分权带来的假货泛滥现象。
过度集权不是遏制假货的好办法
既然集权能有效地遏制假货，分权有利于假货的泛滥，那么人们能不能为了遏制甚至杜绝假货，而采取各方面都高度集权的办法呢·比如实行如上所述的宏观和微观都高度集权，并且宏观集权一统微观集权的办法。本研究结果的回答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