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8年,时为嘉靖二十七年,张居正进京为官的第二年。
这一年,朝廷发生了一连串重大事件,扑朔迷离地发展到最后,以内阁首辅夏言被杀而告终。这是大明帝国自朱元璋之后,一百多年间,第一位相当于宰相级别的人物被杀。朝野内外为之震撼。
这应该是帝国官场给青年张居正上的第一课。
夏言被杀之前,曾经在帝国内阁首席大学士——相当于今天内阁首相的位置上四上四下。
今天人们时常谈到的所谓内阁制度,在我国,其形成时间,大体上是始于大明帝国初期,成型于大明帝国的中期。最后,应该是在张居正走上帝国官场时的嘉靖一朝,方告最终完成。在此之前,似乎并没有内阁这个制度与概念。其演变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帝国创立者朱元璋时代的洪武十三年。
这一年,是为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奸党一案,杀宰相胡惟庸,前后牵连至死者,凡两万余人。与此同时,朱元璋对帝国政治制度进行了重大改组。在朱元璋留下的《皇明祖训》中,我们大体可以了解到此次改组的内容:“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大权一归朝廷,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
从此,将在我国实行了至少一千五百年以上的宰相制度正式废除。
朱元璋基本按照宋代“三权分立”和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理念管理军队。将原来相当于今天国防部的一个大都督府,拆分成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互不统属,各自负责一部分地区和部队的管理,各自直接对皇帝负责。他们只有对军队的日常管理权,没有调兵与指挥权;该权限由六部之一的兵部,经皇帝核准后行使;统兵权则在军事任务发生时,由皇帝临时任命官员担纲;战事结束后,统兵官交出兵权,返回各自职司,士兵则各回各自的营地。这种纵横交错的管理体制,应该是帝国二百多年间,只在天顺年间发生过一次不成功的兵变,基本无需担心军事政变的原因。
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大幅度提高,其最高首长尚书的官阶由正三品提高到正二品,由以往中书省的下属机构和对宰相负责,改为平行的帝国最高行政管理机关,均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
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负责对文武百官的监察究劾,直接对皇帝负责。其所有御史均可直接上书皇帝。
通政司是负责帝国各种文书接收传递的机关。
大理寺则类似今天的最高法院,负责复审司法案件,与刑部、都察院共同负责司法审判之责任,习惯上统称“三法司”。
由此,与以往世代比较起来,帝国政治制度与机构设置均变得极其简单明了,其最大特点,就是所有权力最终毋庸置疑地全部归到了皇帝手上,即所谓“大权一归朝廷”。此后,该举措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闪展腾挪,演变得面目全非,大明帝国所有特异景象、重大事件和乱象,几乎全部或与此干系甚深,或在此时埋下了意味深长的伏笔。其影响,堪称至深且巨,令人一言难尽。
而其直接后果,则是一目了然,皇帝的威权变得空前之巨大。同时,其负担当然也变得空前巨大。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五中记载说: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之中,全国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各种文书报告送到朱元璋案头,其中涉及各类事项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计算,该人每天需要批阅文件字数约二十万字,处理事务四百二十三件。就是说,即便此人二十四小时不吃不睡,一个小时也要阅读八千字以上,并在二十多件国家事务上作出决断。这种情形称得上令人畏惧。就算我们的皇帝是真龙天子,就算他的体力、精力、智力、能力都超群绝伦,就算他无限热爱此种工作,这样的工作量应该也是形同苦役。
为此,朱元璋曾经从民间征召过几位饱读诗书的老先生,来做自己的国事顾问,称春、夏、秋、冬四辅官。其间效果如何,记载相当委婉而暧昧。推想起来,这些来自乡村的老学究,若真能做到不是越帮越忙,真能顾好这个问,倒确实是政治史上的奇观。
于是,朱元璋设置了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和东阁等大学士,挑选那些品级较低、年纪较大、政绩平平的文史官充任,帮助自己处理文书报告,以备顾问,但并不能参与政事。
到永乐年间,燕王朱棣夺了自家侄子的皇位之后,开始让这些大学士参与军国大事的处置。虽然其官阶仍然只有五品,没有部下,没有统辖机构,甚至没有自己专门的办公场所,既无宰相之名,又无宰相之实,但这些人全部是皇帝的亲信近臣,每日侍奉于皇帝身边,奔走于殿阁之下,特别是可以参与机务,看起来很像宰相。为了避开宰相这个已经变得不祥的字眼,加之其名称为“入值文渊阁”,在内廷办事,于是人们含混地称之为“内阁”,算是有了内阁制的大模样。
此后近百年间,大学士们开始兼任各部尚书、侍郎之职——就是兼任六部中的部长、副部长职位,有的还具有了正一品的太傅、太保或从一品的少师、少傅、少保等崇高荣衔,权力地位不断提高。他们虽然不能到兼职的各自部门里去实地任职,也不能干预各部事务,名义上仍然只是皇帝身边的侍从顾问之臣,但在重大事务的决策上,他们实际上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权威。如人事推荐与任免建议、内政外交政策制定等等。而他们真正的权威,则来自宣德年间所逐渐发展起来的所谓“票拟”之权。
这位以生产了宣德炉和酷爱斗蟋蟀闻名于我国历史的皇帝,也是一位丹青辞文造诣很高的皇帝。票拟之发明权当属此人。
票拟,又叫票旨、条旨,里面暗含了帝国官场运作的大部分奥秘。
这里涉及帝国国家机器运转的方式与程序——
通常情况下,全国各地、各部门的报告文书先汇集到通政司,通政司登记在案,录下副本,然后将所有文书象征性地报告给皇帝,随后转到内阁,由大学士将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后,分别贴在这些报告的封面上,送呈给皇帝最后批示核准,这就是票拟。实际上,等于是为皇帝草拟御批的底稿。皇帝的御批使用朱笔,所以,又叫“批红”。经过批红的文书,再登记备案,录下副本,然后,分发各地、各有关部门执行。
由此可知,全国各地、各部门,包括中央六部,已经很难不在掌握了票拟之权的大学士面前俯首帖耳。
而且,包括了票拟和批红在内的这种国家机器运转方式与程序,还给帝国官场政治留下了两个绝大的漏洞。
其一,当最受皇帝信任的大学士正式成为首席大学士时,“首辅”之称谓便随之产生,而且得到了皇帝的认同。这种情形大约是在宪宗皇帝时期发生的,就是以成化窑瓷器著名的那位皇帝。首辅没有宰相之名,也没有宰相行政号令、任免官吏之实。但当他深受皇帝信任时,却可以垄断票拟之权,并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从而将属于皇帝的生杀予夺大权,相当大程度地转移到自己手上。此时,其令人畏惧的威力,甚至远远超过了以往真正的宰相,这可能是朱元璋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其二,可能会令朱元璋更加沮丧和苦闷的是,当他的子孙们不像他那么酷爱这些行政事务,或者由于精力、体力、智力、爱好等因素丧失了处理这些事务的能力和兴趣,或者那些朝夕相处地陪伴着皇帝的太监们更加令皇帝喜爱和信任时,那专属皇帝的“批红”大权,便会落到这些曾经深受朱元璋蔑视的宦官们手中,使他们变成真正的皇帝。届时,首辅手中的票拟之权将同时失去效用。于是,既失去宰相之名、又失去宰相之实的满朝文武,便在宦官们的拨弄下,死去活来,痛苦万状。
事实上,到张居正看到首辅夏言被杀的时刻,这两大漏洞,早已经全部变成帝国的现实。
夏言出任帝国首辅之时,我国的内阁制度才最终完善形成。这种情形,可能确实和嘉靖皇帝的身体不太好有关。
从湖广安陆州兴王府,即今天的湖北省钟祥县来到北京的嘉靖皇帝,相当长时间都不能适应北京的气候水土,因此,患有“咳疫”和“痰疾”,曾经发作后连绵数月不能治愈,且发病次数相当频繁而猛烈。从症状上判断,可能是西医所说的严重慢性气管炎或支气管炎。导致皇帝无法临朝面见群臣并处理国政。至少,嘉靖皇帝是这样多次解释自己的作为的。于是,忧虑中的皇帝采取了两个措施,希望改善此种局面。
一个是在宫中大力崇道修玄,斋醮祈福;另一个则是推动内阁制度的迅速完善。前者是希望道教的神灵上帝保佑自己养生长寿,后者则是为了帮助自己控制政局。
在此之前,大学士们虽然具有了较高地位和通过票拟建立的威权,却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内阁制度。比如,内阁长时间没有自己的办事机构,没有正式的办公场地,曾经一直与翰林院在皇家图书馆——文渊阁内合署办公。到正统十年,即公元1442年,翰林院有了自己的衙署,文渊阁才成为内阁专用的办公处所。又过了不到十年,即景泰中期,内阁有了自己的办事机构,即由中书舍人——机要秘书们组成的诰敕房,内阁制度方告初具规模。
到嘉靖皇帝时,大体采取了三个步骤,使内阁制度最终形成。
一是将大学士全部换成顺从自己的人,并令他们部分地开始干预六部事务,导致《明史》卷一百九十记载说:此后,皇帝身边之臣“无进逆耳之言者矣”。
二是明确大学士为文臣之首,如《明史》“职官志”所记载:阁臣们在“嘉靖以后,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
其三,则是将文渊阁正式修缮改建为内阁的办公地点,地点在午门之内的东面,文华殿南边的一排十间砖房。阁内一间恭设御座,其余为阁臣治公之所。阁东的诰敕房里加装为小楼,仍为储藏图书的皇家图书馆;阁西制敕房旁添造三间各官书办——就是秘书兼随从人员的写字间。从此,《明史》“职官志”记载说,人们在谈到内阁时,才不再含混地与翰林院和文渊阁搅在一起。
这件事情在嘉靖十六年完成,标志着帝国内阁首辅虽无宰相之名,但已经具有宰相之实。夏言则在次年,嘉靖十七年十二月成为帝国内阁首辅。此后,龙争虎斗,直到嘉靖二十七年被杀。
夏言曾是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在嘉靖皇帝即位初年的岁月里,这位机敏干练、锐意进取的官员曾经在裁汰冗员、清理皇庄等相当棘手的政务中,表现不凡,脱颖而出。此后,嘉靖皇帝在改革帝国礼乐祭祀制度上倾注了极大心血。将天、地、日、月分开祭祀就是在此时开始的,从此,北京城的东、南、西、北四方才有了天、地、日、月四坛。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理解,当时的人们何以要在礼仪祭祀上投入如此巨大的努力。但在那个时代,诚如典籍所载,国家最大的事情是两个,一个是祭祀天地祖先神灵,一个就是动刀兵打仗。以是之故,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大礼议”会成为真正的轩然大波,嘉靖皇帝非要乱棍打死十几位大臣才行。如今,皇帝对礼仪祭祀的变革,虽没有形成大风波,却也引起了官场不小的骚动。此时,夏言坚定地支持皇帝,又没有引起反对派的过多恶感,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或许是在官场太过一帆风顺的缘故,进入晚年的夏言少了许多理智,多了不少随意,终于,死在他可能帮过大忙的同乡严嵩手中,以悲惨的结局告终。
严嵩和夏言一样,都是江西人。论年龄,严嵩比夏言大两岁;论科第资历,严嵩比夏言早了十二年;论书法文才,严嵩应该也在夏言之上。但是,若论起权位来,严嵩与夏言却根本无法同日而语。部分原因是,严嵩曾经长期离职,在江西分宜老家养病,时间长达八年多。人走茶凉,这么长的时间,应该是足够被官场彻底遗忘了。然而,在此期间,严嵩饱读诗书,修身养性,使自己的诗词文名和书法造诣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据说,他的书法作品以柔美妩媚见长,其诗词则清丽婉约,深得风人之致。一时间,史书形容他“颇著清誉”,就是说有很高的文名雅望。
严嵩身材高大清瘦,眉目疏淡,嗓音洪亮。于三十六岁重返官场,二十年后,官居南京吏部尚书。我们知道,帝国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之后,南京便号称“留都”,保留了全套的中央政府机构和编制、官员。只是,那里的官员权限小,且远离以皇帝为核心的帝国中心,时常用来安置一些类似“鸡肋”的官员。比如,酷皇帝朱厚照,当身边的大臣劝谏得令他心烦时,他就喜欢把这种人的官职提升后,送到南京去。是故,那里的官员常自嘲或被形容成是独守空房的弃妇。因此,严嵩虽然升迁得不算缓慢,但心情难免郁闷。
嘉靖十五年,即公元1536年,严嵩以为皇帝祝寿之名来到北京,就此,以五十六岁高龄,走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留在京师。由偏房侍妾,一变而为正室夫人。
在严嵩的诗文集里,可以看到他献给夏言的数首诗。《寿呈桂公少傅》一诗曰:“少傅知予久,交承分愈亲。”全然是后进晚辈的姿态,其谦恭柔媚,套近乎拍马屁的味道颇重。其他大致类似。当时,夏言已经官居内阁大学士,是为次辅。但由于精明干练,深受皇帝信任,权力影响均已超过首辅。由此判断,说夏言在老乡严嵩这次意味深长的命运转变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大约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