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纳家户村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生物的多样性向单一的农业生态方向发展。
一、20世纪50年代前的生态环境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纳家户村周围布满了大小十多个小湖滩（白沙湖滩，大小洼湖滩，瓦湖滩，碱湖滩，朱家湖滩，松吉子湖滩，树树湖滩，黑泉湖等），总面积在500亩以上。湖边长满了蒲草和多种水生植物，湖里鱼虾成群，吸引着众多鸟类在此繁殖生息，人们常在湖里捕鱼，割草，在湖边放牧牲畜。生物的多样性还表现在农业和经果林上。在农业上，那时水旱兼作且以旱作为主，粮食作物种类除水稻、小麦外，还有玉米、高粱、蚕豆、豌豆、糜子、谷子、大麦、荞麦、山芋；经济作物有胡麻、蔬菜等；全村经营果园的面积在300亩以上，品种有梨、果、杏、李、桃、葡萄等，特别是葡萄栽种较多；动物品种，除家禽（鸡、鸭、鹅）和家畜（马、牛、羊、骡、驴、骆驼）外，野生动物有野兔、野猫、狐狸、黄鼠狼等。
二、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生态环境的变化
生态环境的改变有两种形式：一是环境自身在气候、水文、地质等非人为因素作用下的自然变化。这种变化通常要经过漫长的时间，一代人两代人往往感受不到。另一种是在人为因素作用下发生逆转性变化，这种逆转性的变化也分两种：一种是朝着与人类利益相一致或与人的生存条件相协调的方向发展，谓之良性逆转，如变沙漠为绿洲，改良土壤，变盐碱地为沃田等等；另一种是朝着与人类利益相背或与人的主观意志相悖的方向发展，谓之恶性逆转，如乱垦、滥伐、乱猎引起山林破坏、植被破坏和生物品种灭绝等。就纳家户村来说，近半个世纪以来生态环境的变迁属于由人的行为所引起的逆转性变化，其中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这一时期，全村生态环境的变化及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填湖造田引起生态环境多向变化。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土地是最宝贵的资源，增加产量主要依靠扩大土地经营，而纳家户村土地本来就少，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地矛盾日益突出。为缓和这种矛盾，居民把碱湖滩填平改造成良田，这是增加土地的唯一选择。只是在合作化以前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体制下，谁也没有力量去干这件事，只能望湖兴叹。而农业实行合作化以后，这个条件终于具备了，这就是利用在统一领导下组织起来的群体力量实现这一梦想。而这一时期国家对粮食资源的需求（20世纪60年代提出“以粮为纲”的政策）也助长了各级对填湖造田这一所谓“改天换地”“征服自然”行为的大力倡导和支持。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整个60年代所掀起的填湖造田运动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其结果亦具有双向性，一方面带来了明显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由于蚊虫失去了孳生地，数量明显减少，对人的健康带来了好处。最重要的是通过填湖改滩，增加了数百亩良田，并使原先分割的地块连成一片，大大方便了生产，方便了农田的统一规划，使之形成为一个完整的农业生态区，为该村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引起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某些负向变化，比如一些野生动物在此失去栖息和生存的条件，野生植物的种类减少。
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带来的生态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纳家户村的农业还是生态农业。从50年代使用化学肥料开始，生态农业的条件受到破坏，演变成化学农业。1956年，每亩使用化肥量只有1.5公斤，水稻每亩2.5公斤。以后逐年增大用量。1984年，平均亩施化肥（包括氮肥和磷肥）达到94.7公斤，1996年，上升到每亩172.1公斤（抽样调查），其中氮肥的施用量达144.5公斤。1996年的化肥施用量分别是1958年和1984年的86倍和1.82倍。农药和塑料薄膜使用量也大幅度增加，而且农药的毒性越来越大。其后果，不仅使水资源、土壤受到化学物质的污染，也使粮食、蔬菜等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残留的化学物质的污染，并使粮食、果品、蔬菜的品质发生变化，危及人们的健康。另一方面，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和地膜，也使农作物变得越来越“娇气”，助长了农作物对此类物质的依赖性，以致缺少化肥农作物就长不好，不使用农药农作物就无法抗病抗虫。反过来又促使人们不断增大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造成恶性循环。还有一个直接后果是那些对农业生产有益的昆虫和青蛙、蚯蚓等也日趋减少，而为害农业的鼠类因其天敌（猫、黄鼠狼、猫头鹰等）大量减少甚至灭绝而得到大量的繁衍，鼠害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群众反映，老鼠数量比过去多得多。
家庭企业和乡镇企业排出的大量垃圾和污水对环境构成新危害。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农副产品加工业获得较快发展，从事粮油加工、屠宰、皮毛加工、肠衣加工、饲料加工、骨粉加工、塑料加工的家庭企业和专业户逐年增多，这些分散在村庄各角落的家庭企业和专业户大多是家庭作坊式的。利用院落作场地，因陋就简上马，技术比较简单，即使有专门的场地，也无专门排污和处理废气废水的配套设施和设备。加之对环境的管理严重滞后甚至失控，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不强，大多数企业和专业户只顾生产经营而忽视环境的保护。所产垃圾不能及时处理，污水任意排放；再加之近年来，拆旧房建新房的人家不断增加，建筑垃圾不断增多，随处堆放，致使环境日趋恶化。漂亮的新居与脏乱差的环境形成强烈的反差。
植树造林绿化工作有所放松，致使森林植被面积减少。新中国成立前后，全村的绿色屏障主要是果树、柳树、榆树，成片林主要是一些果树。当时全村有300余亩果园，树木履盖率在5%左右。50年代以后，年年发动群众植树造林，累计人工造林株数在50万株以上，折合造林面积超过1500亩。但由于管护方面的原因，实际保存下来的不到1/3.加上果园面积大大减少，直到80年代末，树木覆盖率才大致达到10%左右，环境得到改善。80年代初实行家庭经营以后，果树面积逐年增大，1996年，成片果林已达到329亩，即达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水平。但植树造林减弱，原因是田间地头种树影响庄稼生长，房前屋后地方有限。尤其是从70年代开始，大片杨树林遭“天牛”的侵害，致使不得不在90年代初把所有的杨树砍伐。这一砍伐大大减少了全村树木覆盖的面积。加之补种其他树木（新疆杨、沙枣、柳树、榆树等）尚未成林，致使从东望去，道路两旁及居民点的树木少，村庄给人的印象是：房屋密密匝匝，树木寥寥无几。只有村西头树木较多，且连片成荫，成为唯一的绿色屏障。
2009年，森林覆盖率达14%。村内建有一个占地500亩的人工珍珠湖湿地，湖水碧绿，波光粼粼，湖内鱼肥虾壮，引来无数水鸟栖息，也是垂钓的胜地。在珍珠湖两侧是一个面积近300亩的纳家户生态园，园内有人工假山一座，每到春夏季节，绿树成荫，芳草萋萋，繁花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