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中有一句话叫“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一般所用的木材，多选择直的树木来砍伐；水井也是涌出的甘甜井水先干涸。由此观之，人才的选用也是如此。有一些才华横溢、锋芒太露的人，虽然容易受到重用提拔，可是也容易遭人暗算。
有些人言语露锋芒，行动也露锋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更有一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都是庸才，都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上露锋芒，在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言语露锋芒，便要得罪旁人，得罪旁人，旁人便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行动露锋芒，便要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的成绩不能使人特别注意。《易经》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无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己！
在曾国藩看来，嫉贤妒能，几乎是人的本性，所以有才华的人会遭受更多的不幸和磨难。
曾国藩所运行的“龙蛇伸屈之道”，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实现价值的生存之道。实际上藏锋露拙与锋芒毕露，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方式。锋芒引申指人显露在外表的才干。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当。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可能自认为才分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该装傻的时候一定要装得彻底，有了这把保护伞，何愁事业不成功？
曾国藩藏锋的典型事例很多，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攻破，红旗报捷，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即有谦让之意，尤其是裁撤湘军，留存淮军，意义极为明显。不裁湘军，恐权高震主，危及身家，如裁淮军，手中不操锋刃，则任人宰割，因此他叫李鸿章按淮军不动，从自己处打开。
曾国藩到达天京以后，七月初四日“定议裁撤湘勇”，在七月初七的奏折中，向清朝廷表示：“臣统军太多，即裁撤三四万人，以节靡费。”从当时的材料来看，曾国藩裁撤湘军的表面原因是湘军已成“强弩之末，锐气全销”，而时人却认为全是借口，实则为避锋芒。时人王定安就说过：
“曾国藩谦退，以大功不易居，力言湘军暮气不可复用，主用淮军。以后倚淮军以平捻。然国藩之言，以避权势，保令名。其后左宗棠、刘锦棠平定关外盗寇，威西域，席宝田征苗定黔中，王德榜与法朗西（法兰西）战越南，皆用湘军，暮气之说，庸足为定论乎？吾故曰，国藩之暮气，谦也。”
当时曾国藩所统湘军约计十二万余人，但左系湘军进入浙江以后，已成独立状态，早在攻陷天京以前，江忠义、席保田两军一万人已调整至江西，归沈葆桢统辖，鲍超、周宽世两军二万余人赴援江西以后，随即也成为沈葆桢的麾下人马，剩下的便只有曾国荃统率的五万人，而这些人也正是清政府最为担心的。于是曾国藩从这五万人开始进行裁撤。
曾国藩留张诗曰等一万余人防守江宁，十五万人由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率领，至皖南、北作为巡防军队。裁撤了勘攻天京的萧衍庆部（李续宜旧部）近万人和韦俊的二千五百余人。但实际上，曾国荃的嫡系部队基本被保留下来。同治四年正月（1865年2月），又裁撤防军还有十六营八千人，但只有张诗曰一营愿随曾国藩北上，其余都不愿北上，于是曾国藩又裁撤了其余的七千五百人。之后，又陆续裁了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三军。此时，曾国藩能够调动的部队只剩下张诗曰一营和刘松山老湘营六千人。
在裁撤湘军的同时，他还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此时，曾国荃在攻陷天京的所作所为，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清政府对他也最为担心，唯恐他登高一呼，从者云集，所以既想让他早离军营而又不让赴浙江巡抚任。无奈，曾国藩只好以其病情严重，时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很快清政府便批准了曾国藩所奏，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慰藉。而曾国荃却大惑不解，愤愤不平溢于言表，甚而在众人面前大放厥词以发泄其不平，致使曾国藩十分难堪。曾国藩回忆说：
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荃弟甫解浙抚行，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
所以，曾国藩只好劝慰他，以开其心窍。
弟何必郁郁！从古有大劳者，不过本身一爵耳，吾弟于国事家事，可谓有志必成，有谋必就，何郁郁之有？
在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那天，曾国藩还特意为他创作了七绝十二首以示祝寿。
曾国藩的至诚话语，感动得曾国荃热泪盈眶，竟放声恸哭，以宣泄心中的抑郁之气。随后，曾国荃返回家乡，但怨气难消，以致大病一场，从此，辞谢一切所任，直至同治五年春，清政府命其任湖北巡抚，他才前往上任。
早在裁湘军之前，曾国藩就写信给李鸿章说：
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荡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秘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
曾国藩信中之意极深，只有李鸿章才能理解他的苦衷：朝廷疑忌握兵权的湘淮将领，舆论推波助澜，欲杀之而后快，如湘淮并裁，断无还手之力，若留淮裁湘，则对清廷要采取的功高震主者杀起到强大的牵制作用。李鸿章窥见清廷的用心，又理解了曾国藩的真实意图，因而决定投双方之所好，坐收渔人之利。他深知在专制制度下“兵制尤天下大计，淮军兴衰关乎个人宦海浮沉”。他致函曾国藩表示支持裁湘留淮的决策，说“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终始”，淮军“改隶别部，难收速效”，“惟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以依恃，敬俟卓裁”。由于曾、李达成默契，所以裁湘留淮遂成定局。
“讷于言而敏于行。”无论贤愚贵贱，只要做事勤奋敏捷，说话谨慎小心，那么必定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因为成功就是艰苦的劳动、正确的方法和少谈空话，行动是第一位的，而言辞却代替不了行动本身，停止抱怨、动手去做，这是当今社会大多数人应遵循的一条基本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