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把文学价值与文学真理之间的关系问题提高到新旧文学界线的高度，并作为理论问题来探讨是在“五四”文学时期。这一时期，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对文学进行“价值重估”，其中反复探讨的是文学“本来是什么”的问题，并将这一问题的探讨和文学与现实人生关系的探讨结合起来，这在根本上涉及文学真理性的两个方面，即文学自身的真理性（文学本来面目）与文学蕴涵真理性（文学反映现实的本来面目）。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沈雁冰等等在内的一些最重要的新文学先驱者，都把外国文学的“真”与中国旧文学的“瞒和骗”相比较，并由此追究中国文学错了路子的根本原因。鲁迅把文学能否真诚大胆深入地写出人生的血和泪与开出一片崭新的文场联系起来《论睁了眼看》，茅盾认为“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社会背景与创作》），更有许多人提倡文学表现真情实感，“求情感之真”（王统照《文艺杂评三则》）。虽然，这一时期文学追求的真实并不等于真理，但是在当时，认为强调真实就是强调文学的真理性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可以说，“五四”时期在两个向度触及文学的真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一是探讨文学自身的真理性与追求新的文学价值融为一体；二是将文学揭示社会现实的“本来面目”视为文学从假到真的具体体现，是文学向真理的接近。惟其反映真的人生，文学才有价值，才是文学的正道，才具有真理性，这可以说是中国新文学初步建立起来的文学价值观与文学真理观。这个时期，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新旧文学的对立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以追求文学直面人生为焦点，使得文学价值与真理的关系趋于和谐，虽然在建设什么样的新文学方面几乎没有一致的意见，但在文学价值与真理关系方面却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冲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年代初爆发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就包含了以科学为终极真理与以传统理学来重建价值之间的分歧。这场论战涉及中国文化现代化价值重建和功能分化的双重课题，但一些有意义的命题却被淹没在构建终极真理的意识形态论争之中。虽然这次论战的命题不是文学问题，也没有结果，然而它实际触及的真理（知识）与价值关系问题，却也是文学理论和创作中的现实问题，并在后来以不同形式反映出来。
20年代中期之后，新文学在进一步发展中，关于文学价值与文学真理的冲突问题日益突现。革命文学论争中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辩论，随后新月派提出文学表现人性的观点和维护文学“原则”的主张等等，都是各文学派别从不同立场和角度对文学真理与文学价值关系进行的新解释。追求现实价值，还是维护文学“真理”，实际成为论辩的核心。
接下来从30年代左翼与自由主义文学理论的论战到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对文学及其意义的阐发，都把文学真理与文学价值的关系问题具体化，也都是依照自己的理解或者现实的需要力图解决本来存在的文学价值追求与文学真理追求之间的矛盾，并且在客观上把争议向逐步“统一”的认识方向推进。最终，文学作为生活的能动反映的定义文学真理观和文学作为“武器”的价值观得到确认。但特定背景下的这种统一，为曰后的进一步冲突埋下了伏笔。
进入50年代以后，文学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作用有了重大变化，文学价值目标更加明确，同时也逐步趋于单一。从表面看，或者说从理论上推论，新的社会制度中文学价值与真理的关系是统一的，不存在矛盾和冲突。但实际上，一系列与文学关系密切的政治思想运动和你死我活的“文艺斗争”表明，这一时期文学价值与文学真理之间有深刻的矛盾和巨大的冲突。后来出现过的“文学是人学”的观点“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论”等等，实际都与文学真理与价值这一深层问题相关。而诸如作家深入实际以揭示生活底蕴的问题，了解社会现实以揭露社会矛盾本质的问题，用科学的世界观和理论分析社会关系的问题等等，都成为文学的“重大”问题“根本”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却始终不能解决，其要害在于，由于现实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需要等）价值目的的过度强化，使得文学对真理的揭示和表现大打折扣，现实主义被不断强调却始终不能得到真正实践，表面上的“统一”掩盖了文学价值与真理的尖锐冲突，其极端，便是文学最终背离了真理原则，也背离了价值目的。
到新时期，从对文学“工具论”的拨乱反正，到现实主义的回归，从对“纯文学”的追求，到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对文学价值重建的思考，也都不断地触及文学的真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在某些方面，以矫枉过正的反拨方式把文学真理与价值问题推向另一极端，其主要表现是从二元对立走向了怀疑真理和价值虚无。
对于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成就如何评价，也许将在今后的文学史研究中会有争议，比如理论界有以80年代中期为界，或者以90年代初期为界将新时期文学分为前后期的观点。这种区分是有依据的，但是，对于前后期的文学价值和意义的评价将会有分歧。如果单就文学真理与价值之间关系的和谐程度来说，我们以为新时期前期，八九十年代处于较好的状态。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的深入，在探讨文学自身“真理”方面，不管是对文学概念和基本特性的拨乱反正重新理解和定义，还是在文学创作中强调现实主义的回归，揭露历史和现实真相，表现人的真情实感等等，都是文学向真理的接近。在文学“价值”方面，不管是作者个人的价值实现，还是作品通过读者接受的社会价值实现，都可以说是达到了非常充分的程度。当时文学地位的提高并不全是借助于其他因素，其中值得总结和重视的经验就是文学真理与价值的关系的和谐一致。
9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在真理与价值的关系方面，既有前所未有的理论认识上的发展和成果，也有值得正视的问题。从积极方面来说，文学领域进一步对其真理性进行了深入探索，对过去一些被视为真理而实际是谬误的观念进行了批判清理，对过去以真理的身份发言的文学现象提出了质疑，对宏大叙事有了反思，对文学的“元话语”思想疆域有了冲击，文学向世俗个人诗意感性体验诸方面深入。文学不再“遮蔽”而大胆“敞开”，不再构筑乌托邦世界而表现现实世界特别是内心世界和体验的“世界”。从总体趋势来说，中国文学在向文学自身的真理性与文学作品中“置入真理”方面，在文学的价值回归方面都有新的收获，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文学“真理”与“价值”及其关系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怀疑和颠覆。第一，是对文学规定性、文学规律文学定义自身的怀疑和颠覆。文学是什么？文学应该是什么？具体来说，什么是诗，什么是小说，什么是散文，什么是戏剧等等，在观念更新的浪潮中被泛化、边缘化、模糊化。我们并不否认，文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乃至文学的分类是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文体的变革为文学带来的新气象是人所共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