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们特别看重陵墓，因为陵墓是短暂生命过渡到灵魂永恒的一种“中转站”，也是灵魂安息之所，如金字塔。中国古代帝王陵寝，从战国时代建造陵墓始，下迄明清，形成特殊的制度。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他曾集中全国很大一部分人力物力为自己预修寿陵，始皇陵的规模是空前的。他将宗庙的“寝”移到陵墓边侧。西汉则继承了这一做法，同时将宗庙也修到了陵园的附近，这种陵侧起寝、陵旁建庙的制度，将陵与寝、陵园与宗庙结合了起来，初步形成了陵寝制度。古代君主所居宫殿分前后两部分（前称“朝”，即处理政事的朝廷所在（后称“寝”，乃君主及其亲族饮食起居的地方。君主的宗庙也按照宫廷的格式，前为“庙”，以安放祖先的神主而供祭祀（后为“寝”，以陈列祖先的衣冠及日常生活用品而供奉养。秦汉时寝从宗庙中分离出来造到了陵墓顶上或边侧，最初也主要是作为墓主灵魂日常生活的住所。此后寝的规模逐渐扩大，成为陵园地面建筑的主要部分。自秦汉起，陵园的地面建筑逐步发展成为以寝为主体的大规模建筑群。包括祭祀建筑物和神道及石刻像。后来，寝的功能由供墓主灵魂日常生活变为供朝拜和祭祀，因此陵寝的建筑也开始扩大和改造。
历代帝陵除过规模庞大的祭祀建筑群外，陵园内还建有神道及石刻群，包括石柱、石碑、石刻人像、石刻动物像等。这些石刻群就成为中国雕塑史上最重要的构成部分。而在中国西部，特别是陕西，由于曾是多个朝代的国都，也建有历代帝王的陵墓，其陵墓石刻也就分外丰富和精湛。
西部陵墓雕塑是中国古代雕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们是帝王的宫寝，要再现乃至保持他们生前的威仪和庄严，所以这些雕塑集中了当时最好的物质材料和工艺，也集中概括地体现了时代精神，帝王心理和审美情趣。
陵墓雕塑具体内容不同，功能也有所区别。有的显示帝王的威严、权势，气度，有的象征某些事件和人物，有的则把某些理念形象化，具象化。
陵墓雕塑多动物，珍禽异兽。这些动物实际上是拟人化或象征性的，终归是要体现出人的精神。其所以塑造成动物形象，除过“昭陵六骏”这种有真实的历史事件、直接表现马的功劳之外，大部分是取其动物的特性以象征某种精神，有的是不存在的神话传说形象，因为在这里，动物比人更能显示“人性”，表达人的情感。动物形象（包括传说形象）又带有原始宗教信仰的成分，它们以特殊的方式沟通着天地人的关系，联系着现世与来世，过去与未来。
陵墓雕塑的功能还在于营造神秘的气氛（或一种特殊的意境），略带神秘气氛，使人仿佛置身于另一世界，营造不同于阳世的阴间或天堂景象。
陵墓雕塑艺术上往往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造型奇特，构思巧妙。寓于多种含义。其最可称道的是将抽象的理念、意志、情感具象化。这类雕塑也体现出东方雕塑艺术的抒情性象征特点（犹如中国画中花鸟鱼虫、动物、植物对人格、人情的象征之关系），耐人寻味，蕴藉含蓄（写意不叙事）。西方的大型雕塑大都讲述一个故事，而中国雕塑让你品味本身的美感，让你联想，而雕塑的“写意”特点，也给你想象留下余地。现就西部重要的陵墓雕塑作以概述。
汉武帝茂陵与霍去病陪葬墓石雕。西汉王朝共有过11个皇帝，历时214年。其皇陵均分布于今陕西咸阳原上。其中最着名的陵墓石雕是坐落在兴平的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霍去病是历史上着名的民族英雄。生于公元前140年，十八岁时就为侍中，从大将军卫青出征，独自率领800精骑，杀匈奴兵2000人。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拜二十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大将军，率万余兵出塞，几乎贯穿整个河西走廊，切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打开了中原至西域的道路。他先后六次出击匈奴。元狩六年（前117年）逝世，年仅24岁。汉武帝十分悲痛，于是用殊礼送葬，并“为冢像祁连山”。此墓底部92米，东西61米，顶部南北15米东西8米冢丘高15.5米0墓顶散放了许多大型石雕如伏虎、卧牛、怪兽吃羊、野渚、蟾、巨人搏熊等，墓前安置着的是最着名的石雕-马踏匈奴。“马踏匈奴”又称站马、马踏老人等。这是一匹轩昂刚健的战马，通高1.68米，长1.9米，宽0.48米。马腹下雕一手持弓箭的长须仰面老人，头对马嘴，两足上曲，形态生动逼真。这尊雕像以一人一马间接表现了汉匈战争的结果，颂扬霍去病的功德。在这一主题雕像周围还有许多动物像，如猛虎、野猪、轱牛、大象、野人搏熊、跃马、卧马等，造成了幽险奇诡的气氛，极富表现力，是这个时代雕塑艺术的典型代表。
昭陵六骏也是颇为着名的雕塑作品。昭陵地处陕西礼泉县。是关中“唐十八陵”中规模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所谓“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前历次作战时所乘的六匹骏马。这六匹神骏依次是飒露紫、拳毛、白蹄乌、特勃骠、什伐赤、青骓。李世民为纪念这六匹有战功的骏马，在自己的陵墓昭陵前刻像纪念。这实际上是赞美唐代历史的开端，体现唐初的武功事业。这六件雕刻在传统表现风格的基础上，概括塑造了“六骏”的立、行、奔、驰的生动、匀称、健美的姿态。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纪念性雕刻。六骏性格英勇而温顺，刚毅而善良，神韵充沛，造型饱满剽悍，外部高低起伏，各层次转折明显、有力，富有节奏感。六骏雕刻的是马，实际是歌颂唐太宗的丰功伟绩。马的品格就是李世民品格的象征。
六骏之首的飒露紫，因毛色为纯紫色而得名。它曾为唐太宗立下赫赫战功，因而雕刻最为精彩。石像为石灰岩雕成，呈长方形，高176厘米，宽207厘米，原石上刻有李世民自撰的赞马诗，现文字已无，仅留方形缺口。雕像以生动有力的艺术语言表现着飒露紫与主人感人的神态：马头前，雕刻着勇将丘行恭像。他面容苍劲，身穿戎服，左手牵马缰，右手正在奋力抽拔飒露紫胸前的敌箭。战马低着头，紧紧地贴住丘行恭3条腿直立，1条腿颤抖回缩，正在忍受着剧烈的伤痛。这幅作品气氛悲壮，把战将的忠、战马的勇，以及人与马临危不惧、相依为命、坚毅沉着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飒露紫诉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唐高祖武德二年（位1年），唐军与王世充军激战于洛阳邱山。身任唐军总指挥的李世民率数个精骑冲入敌阵，与后方失去联系。在敌军包围下，李世民与敌激战，不料，飒露紫前胸中箭敌兵马上紧追过来，李世民生命危急这时，大将军丘行恭怒吼一声，喝退敌军，他让李世民骑上自己的战马，一手牵着飒露紫，一手挥舞大刀，突阵而出李世民得救后，飒露紫因伤势过重不治而亡。为了悼念这匹马，李世民赋诗：“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震三川，威陵八阵。”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沼令阎立本“因山为陵”，修筑昭陵。为了表彰丘行恭，“有旨刻石为人马，以像丘行恭拔箭之状，立于昭陵阙下”。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昭陵六骏的由来。而六骏在后来的历史中也经历了令人痛心的磨难。据记载，六骏之中前两匹马雕塑被击成数块盗运到美国，后四匹又被美国人于1918年击成若干碎块，企图再次偷偷用木筏运走，被义愤的中国人民及民国西安政府派员所截阻，现陈列于陕西博物馆内，以斑驳残破之身供人凭吊。
乾陵石狮。乾陵在陕西乾县城北梁山上，是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神道长达3公里多，两旁排列有整齐对仗的石像，包括双翼石马（天马）1对，朱雀（鸵鸟）1对，石马5对，石人10对，石狮1对，造型古朴生动。其中墓前的1对石狮，体形庞大，造型逼真，神态生动，气势外露，形象地体现了唐帝国那种向外拓展的力量，使人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威慑力。
另外，在宁夏一些地方也有类似石人像的石雕，比如银川西夏陵区的石雕，现存数量较少，仅有1座人头堪称完整，然而其注重神态表达的技法，已令人赞叹不已。这座人头像圆雕系白砂石质，出土于陵区101号陪葬墓中，为一伟岸美男子，脸型方长，深目高鼻，八字胡须，带有北方民族雄健、剽悍的气质，而其双唇略张，嘴角微收，面带笑意，给人以安详之感，既威武，又和善，似为墓室的保护神。头像雕刻的刀法洗练，线条刚劲，饱满有力，曲直转折，严谨准确，形象浑厚、质朴，具有庄穆敦厚的艺术效果。西夏陵墓中有不少石卧马、石卧狗作为陪葬物。
说起西部的雕塑艺术，最为重要的是举世闻名的秦兵马俑。兵马俑出土于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墓的一组重要陪葬坑内，位于秦始皇陵园东垣外1225米处，距今已有2200余年的历史。1974年3月当地农民挖地时偶然发现了一堆破碎的陶俑残片，考古工作者对此进行了勘探和发掘。
1976年进行了再次发掘，之后，有计划地分期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掘0仅以发掘的1、2、3号秦俑坑来说，其规模巨大，就令人惊叹，可以说是秦代俑葬制度的典型表现、也是秦始皇地上王国在地下的再现。在3个俑坑中发掘出真人真马大小的陶俑、陶马8000件，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陶俑坑面积20000多平方米，其中1号俑坑最大，呈东西长方形，坑深5米，长230米，宽米，面积14260平方米。陶俑陶马6000件，数万件青铜兵器。2号坑出土木质战车11辆，驾车陶马67匹，骑兵俑32件，陶鞍马29匹，各类甲俑163件，各类青铜器900余件。3号坑520平方米，离地面一般5米左右。人为破坏严重，修复好的陶俑大部分没有头，陶马的头同样残缺不全，甚至有的残破陶片在坑内也找不到踪影。仅出土战车1辆，陶武士俑66件，青铜兵器35件。据研究，3号坑俑可能是保卫室内统帅的部队。
兵马俑是中国和世界雕塑史上的奇观，改变了人们对东方雕塑艺术的看法。气势恢宏，带有肖像性和写生性特征，艺术风格简洁明快，工艺精湛，代表了中国写实艺术的风格和特色。陶俑、陶马的制作方法：先是用泥巴塑造成形，其中躯干部分全用手塑，头部借助于模作成粗胎，再覆细泥进行细部的雕刻。陶俑、陶马成型后，入窑培烧，烧成的温度950-1025度。出窑后再绘彩。发现的颜色红、绿、蓝、黄、紫、黑、白等，均为矿物颜料。陶俑塑造个性鲜明，容貌各不相同，千人千面。陶马塑造、造型准确，解剖关系明晰。塑造手法采用了塑、堆、捏、贴、刻、画等六种民间画工常用的传统技法。
秦兵马俑，以数量众多、形象硕大、造型技艺高超而震惊世界。武士俑平均高度为1.8米，面目神态各异，具有个性。像这样体形高大逼真、数量众多的武士俑和陶马，不仅是空前的，而且很可能是绝后的，如果没有高超的造型技巧和烧造技术是根本不可能制造出来的。兵马俑的制作，头、躯干、腿等分别采用模制法做成，在泥坯未干时黏结在一起。所以说，秦兵马俑的烧成，是中国陶瓷工业史上的空前壮举，它标志着秦代制陶工艺的高超水平。
秦兵马俑更为重大的价值或许还在于它以特殊的方式再现出秦朝的时代面影和文化精神。在巨大的陶俑坑内，武士俑排列为三列横队作为前锋部队，强大的后续部队则由三十路纵队和几千个铠甲俑簇拥着战车而组成，面向东方。从陶俑排列的情况看，它不是行军或战斗中进攻的队形，而是整装待发或是防卫待敌，因为其外围主要为弓弩手，用于远射，非用于近攻，而其东西南北四端兵俑是四面向外布置，并且没有主攻方向。1号坑俑两侧的翼卫和最后边后卫俑均为甲俑，而东端的前锋俑几乎全是袍俑。总之，这个有锋有卫，有主体有侧翼，步兵和车兵交错的阵容，既严整统一又富有变化，是一个组织严密、排列有序的军阵。整个军阵严整统一，气势磅礴，造成一种肃穆威严的氛围，充分展现秦始皇当年“奋击百万”、“战车千乘”统一中国雄伟壮观的情景。
从秦兵马俑中，还十分强烈地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社会制度、礼仪风俗和人生观念，如秦王朝的雄心与气势，秦始皇的暴戾和贪欲，以及由陶俑代替人殉的丧葬仪式的变化等等。而兵马俑所体现出艺术创造精神和雕塑水平更是令世人震惊，成为中国艺术史上重要的一页。
在西部，除过大型帝王陵墓前的石雕艺术作品外，还有大量的其他墓葬出土的雕塑艺术品，比如享誉世界的“马踏飞燕”就是典型代表。
“马踏飞燕”，又称“铜奔马”，是1969年甘肃武威雷合东汉墓中出土的雕刻作品。这幅作品与昭陵六骏对具体历史故事的表现不同，它带有更多地艺术追求和超越时空的精神象征性，它不是表现马的平凡姿态，也不是刻画马动中求静或动静对比的形象，而是着意表现马的飞奔姿态。奔马体态造型浑厚壮实，头微左扬，长尾飘逸，张嘴嘶鸣，给人以矫健奔腾、神意飞扬的印象。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对马的四条腿的巧妙处理，既体现了高超的艺术构思水平，又十分符合科学原理。马一条腿凌空，足踏飞燕，其他三足抬起作奔跑状，显示了奔马飞跃的迅速；飞扬飘逸的尾巴，加强了作品的流动感，给人奔腾而起的感觉。再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飞翔的小燕作为马的衬托，又表示马飞奔在空中，同时，它又满足了造型在力学上的要求，马的一条后腿踏在飞燕的背上，以此为支点，前两条腿才能腾起作跨越飞奔状，另一条后腿向后提起与前两条腿前后呼应，将力学原理与审美意蕴极为自然地结合起来。这种把艺术美感、动感、力量和速度巧妙地融为一体的艺术创造，堪称人类雕塑史上的杰作。这形体不大的雕塑的美学意义和象征化处理足以与世界上最着名的雕塑媲美。就个体来说，堪称极品。
说到西部的雕塑，还有一些特殊品类不能不提到。比如，在内蒙古草原，有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遗址，因有完整的村落遗址的发现而被中国考古界誉为“草原第一村落”，在这里，当时的玉雕就达到相当精湛的艺术水平。玉龙、玉猪、玉蚕、玉燕、玉枭，人面形玉饰等等，造型美观，晶莹剔透，表现了远古时期人们的审美意识和艺术创造性。属于红山文化的草原玉器更是以精美而闻名于世，其中的玉雕龙堪称中华大地上最早的玉雕龙形实物。1989年林西县白音长汗出土的人面形石佩饰(前6000年），1980年科尔沁旗胜利乡塔拉土村出土的勾云形玉（前4000年)等等，其工艺的高超和艺术的精湛使人难以相信它是四五千年前的作品。
甘肃威武汉代木雕也极有艺术特色。在出土的战国和秦汉时期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用于陪葬的陶质和木质的人物及动物俑像，展现了强烈的民族特色。在河西走廊的武威新华乡磨嘴子汉墓群，曾出土过一批汉代的木雕。仅存在甘肃省博物馆的就有200多件，较大的主要有木车、木牛车、木马、木独角兽、木犁；小件的有木六博俑、木舞俑、木狗、木羊、木鸡、木猪、木鸠杖等。这些木雕造型生动简洁，构思巧妙风趣，风格拙稚朴实，一般表面彩绘，实为古代雕塑艺术中的特殊珍品，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