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74年正月初四，法门寺地宫最后一次封闭。直到1987年4月3曰，深藏地下1113年的佛骨舍利及唐代诸帝所赐奉的2000多件稀世珍品，随着地宫发掘始见天日。法门寺地宫长21.2米，面积31.84平方米。地宫发现的4枚佛指骨，据鉴定，有一枚是灵骨，就是释迦牟尼的真身指骨，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佛指骨真身舍利。其余三枚为影骨，是唐朝皇帝为保护真骨而命人仿制的。
地宫发现的文物很多，包括金银器、丝织品、玻璃器秘色瓷石刻等，堪称国宝。其中121件金银器品类齐全，代表了唐代金银器的最高水平。“这些金银器作为皇帝施舍的供品，是集中各地精粹或征召能工巧匠制作的，多数出自皇宫工艺作坊文思院。”器物包括造像和法器有菩萨像、香案、舍利棺椁、宝函、锡杖等等。其中鎏金银捧真身菩萨和3枚锡杖格外引人注目。特别是一枚四十二环金花银锡杖是迄今所见形制最宏伟、工艺最高超的“锡杖之王”，堪称世界佛事法器之最。杖长1.96米，杖身遍体装饰鎏金纹，在凸起的一周仰莲瓣下錾刻出栩栩如生的12缘觉僧。杖首由垂直相交的两个银丝桃形轮组成。轮顶承仰莲流云束腰双层座，座上托置智慧珠1枚。轮四面套雕金花金环12枚。另还有金属茶具、鎏金银碗等国宝艺术品。
在内蒙古、新疆等草原地带，其青铜器带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尤其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从造型到纹饰别具一格。鄂尔多斯青铜器包括青铜短剑、青铜刀、铜斧、铜鹤嘴斧、铜椎、铜棒棒头等青铜兵器和工具；青铜带扣、兽头饰、双珠状铜饰、双珠兽头饰等青铜装饰；双耳铜复等生活用具。鄂尔多斯最富特征的青铜器是青铜短剑和青铜刀。在商代，均流行兽首和羚首样式。春秋至战国末期，是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繁盛期，种类繁多，工艺精致，装饰花纹繁缛，青铜短剑出现了三角折线纹、点状纹、绕线纹、连续涡纹等各种纹饰装饰于柄部。
在内蒙古草原文明中，匈奴文化是重要的内容，它出现于西周，汉初称雄草原，东汉后期衰落，匈奴民族的金、铜制造业发达，“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主要是匈奴时期的文物，鄂尔多斯匈奴文化不同于中原地区，青铜器以动物为主体造型和纹饰图案，极有特色，被称为“野兽风”艺术，其形制主要有鸟形、兽头形、贮立形、蹲踞形、弯曲兽形、群兽形、动物咬斗形，人和动物组合形等造型，如通过突出鸟头、突出猛禽的嘴，突出鹿的纤细的腿和敏感的大耳，以表现各自的个性，在动态的造型中，善于迅速而准确地捕捉形象和美的因素。在身体反转的造型上捕捉了动物滚动时一刹那的形象。如笔者在上海博物馆观赏到的“双马纹金饰牌”，其造型正体现这种艺术手法：器物两端各有一马，两马尾相连似一连体马，而马头相望显得对称和谐，且有动感和力度，造型的巧妙令人叹服，这使人不由想起草原岩画中的对马形象。还有，着名的“鹰形金冠”，为匈奴单于之冠，鹰的矫健和凶猛，是匈奴民族勇敢善战的民族性格的体现。青铜器纹饰多以羊首、马首、鹿首之类的动物头像作为装饰，别有情趣。
西南青铜艺术
西南地区，主要是云南、西藏和四川，有极为特殊的青铜器艺术品。
首先是四川三星堆文化中的青铜艺术。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县南兴镇北，这里有一条称为马牧河的古河道，河的南岸原有三个大土堆，故称“三星堆”。1929年春天，当地农民燕道诚祖孙三人在清理水沟时，挖到了一坑珍宝，包括璧、璋、琮、钏、珠、斧和玉料，但秘不宣人。几年后，宝物逐渐流传到社会，并成为古董商热炒的罕物。1934年华西大学博物馆林名均和美籍教授葛维汉带领考古队首次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各种文物600多件。1963年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联合对三星堆进行了发掘。1980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队在三星堆试掘和发掘，获得了丰富的考古资料：发现房屋遗迹18座，灰坑3个，墓葬4座，玉石器110多件，陶器70多件及10万多件陶片。1982年发掘，发现窑址，1984年出土大量陶石器。1986夏秋之交，更令人惊异并且轰动中外的重大考古发现又传出来、在三星堆城墙的外侧，连续发现两个祭祀坑，其中发现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以及大量海贝。它是三星堆文化的精华所在。同年发现的还有灰坑109个，房址数十处，及其他大量文物。1988-1998年之间又进行了数次发掘。多次发掘和系统调查表明，三星堆遗址是由6个大的遗址组成的大型遗址群，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在三星堆遗址的东、西、南部，发现了巨大的城墙。在三星堆遗址周围的广汉、什邡、彭县、新都等地区，还调查到十余个相当于三星堆上层文化的古遗址。这显示了它是与中原夏商王朝平行发展的另一个古代文明中心。
三星堆遗址中的文化蕴含极其丰厚而独特，有人称其为世界第九大奇迹，其中最奇特的是金杖和青铜雕像，它既是神秘的文化之谜，也散发着诱人的艺术魅力。
金杖出土于三星堆一号祭祀坑。据文物（杂志1987年第10期发表的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报告（描述，金杖是用纯金皮包卷的金皮木芯杖，长142厘米，净重500克。上端有一段长46厘米的平雕纹饰图案，分为3组：最下一组线刻两个前后对称，头载五齿高冠，耳垂系三角形耳坠的人头。上面两组图案相同，下方为两背相对的鸟，下方为两背相对的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1枝羽箭。显然，这个金杖既有特殊的文化价值，又是1件精致奇特的艺术品。从文化意义的角度看，它可能就是王权杖，也就是王杖，因为用杖象征权利在历史上是常见的现象。杖作为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独占权利的特殊象征物，原来是西亚地方性文化形式，后传播至世界其他地区。因此有人认为三星堆金杖，看来是通过某种途径，吸收了近东权杖的文化因素而制成的，而用黄金包卷，则象征经济上的垄断权利。鱼和鸟的图案的造型，显然也有象征意义，这使我们想起彩陶纹饰中同类形象的涵义，如仰韶文化中的“鹳鱼石斧”彩陶缸，就有鸟、鱼、石斧结合在一起的图案，曾被认为是某种权威的象征。同时，金杖的鱼和鸟也有艺术的追求，使金杖显得造型精巧生动，对称和谐又富于美感。
三星堆艺术中最令人惊奇的是青铜器雕像。在1号、2号祭祀坑内出土了大量青铜器，计有439件。其中有引人注目的人物雕像和动植物雕像。青铜人物雕像有人头像、人面像，动物雕像主要是兽面像，还有黄金面罩和植物造型如青铜神树等。其中人物雕像有82尊，包括各种全身人物雕像、人头雕像和人面像。全身人物雕像有10尊，最大者通高260厘米，最小者仅高3厘米左右，既有站立，又有上膝跽坐和单膝跪地等姿态的造型。人头雕像的大小，一般同真人接近。人面像包括几个不同的形式，最大1尊通高65厘米。2号坑出土1尊青铜人头雕像，面部还戴着1具金面罩。有人从现在四川羌族人与三星堆面具的相似性（比如脸型相像，鼻子特别大等）推测，三星堆人像可能以古羌族人为原型。动植物雕像包括鹰、鸟、鸡、蛇、夔、龙、凤等造型。
除过人物和动物雕像之外，三星堆出土的还有8棵青铜树，最高一棵高达3.5米。复原的有两大一小，树座呈圆形，有的座上有武士形象的铜人跪像，背朝树干，面向外下跪，俨然一副虔诚的神树守卫者形象。这《金枝》所描写的情景一致。青铜树上，有枝、叶、花卉、果实，还有飞禽、走兽、悬龙、铃等挂饰。这有可能就是建木，着名的神树。
三星堆青铜器的奇特造型和精湛工艺，震动了世界科技和艺术界，也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谜团。比如对它的艺术风格来源，有专家指出，青铜人物雕像群、神树、黄金面罩等文化形式，在近东文明区域出现的年代较早，并且向东南欧和南亚次大陆广泛传播。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物雕像，其上源既不在蜀王国本土，也不在中国其他地区，但却同上述世界文明类似。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中除过那些具有典型西南夷特征的形象外，高鼻、深目、颌下留一周胡须等特征给人以深刻影响。在艺术风格上，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面部神态几乎雷同，庄严肃穆，眼睛大睁，缺乏动感和变化，同近东雕像艺术风格一致。这些现象可能说明其来源于中国以外的文化。但也有专家认为青铜器树是具有不死或通天功能的神树，它可能是四川地区在秦汉以后兴起的“摇钱树”的前身。有外国专家也认为三星堆青铜器是无与伦比的，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还有专家认为三星堆艺术在东方乃至世界的艺术史上占有辉煌的一页，它是3000年前蜀国独具特色的古代文明的体现。三星堆青铜艺术的价值还有待于人们不断地认识。
三星堆之外，历来蜀国出土兵器数量相当多，也富于特征，其中包括青铜兵器，主要器形包括戈、矛、剑、戟、钺、镞、弩机、胄等。蜀国青铜兵器以戈、矛、剑、钺最富特色。有别于商周同类兵器，自成体系，蜀式礼，容器包括各种礼仪、祭祀用器和实用器，也别有特色，
距离三星堆不很远的成都金沙遗址也是重要的文化遗存，出土了千余件精美的珍贵文物，包括金器、玉器、铜器、石器、象牙器和数量众多的象牙、陶器等，具有中套的艺术价值，其中最着名的是太阳神鸟金箔0太阳神鸟整器呈圆形，器身极薄0金箔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0.02厘米，重量20克。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为一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四只鸟首足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飞行，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整个图案似一幅现代剪纸作品，线条简练流畅，极富韵律，充满强烈的动感，富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和极大的想象空间，该器生动地再现了远古人类“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故事，四只神鸟围绕着旋转的太阳飞翔，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体现了远古人类对太阳及鸟的强烈崇拜，表达了古蜀人对生命和运动的讴歌。此器构图凝练，是古蜀人丰富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与想象力和精湛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也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鸟”金饰正式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2005年10月12日至10月17日，“太阳神鸟”金饰的蜀绣制品搭载神舟六号飞船在太空中遨游后返回地球。
在云南，也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文物，展示出立体而生动的滇族社会生活和民族习俗。从一定意义上说，滇文化传统中最引人注目的就体现在青铜器物上。如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名为“青铜虎牛祭案”的器物，就是典型的例证。器长76厘米，类似内地的俎，供贵族在祭祀时盛肉、切肉之用。也可能是滇人举行与农业有关的“祈年”活动时所用的彝器。整个造型以一头雄牛为主体，牛脊背是具有实用功能的案面，它与牛头、牛尾共同构成一条优美的曲线，由牛的四肢支撑在稳定的造型中。作者有意刻画牛的健壮和力度，夸张其头、颈的厚重特点。在牛尾上设计了1只体积不大的猛虎紧咬牛尾。造型颇具情趣，将实用与审美和谐地统一起来。另外云南铜鼓也是颇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青铜器。铜鼓先是用纯铜制造，后来加进少许铅、锡、微量铁等，其形制可分为特大、大、中、小四种，在当时生活和文化艺术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云南省西部边境的傣族擅长制作银器。如傣族“锤花人物故事银罐”，内原有3小盒分装烟叶、槟榔和石灰。采用了锤花工艺即把银坯置于模具上锤击而成。罐上纹样反映的人物故事与傣族信仰的小乘佛教有关。该罐造型端庄，工艺精细，表现了细腻典雅的傣族风情。
在青铜艺术品中，藏传佛教艺术是一个重要而独特的构成部分。藏传佛教在发展演化过程中，派别众多，神系复杂，在佛教造像艺术中也有突出反映。藏传佛教造像是伴随着藏传佛教的形成发展而成熟壮大起来的。其造型复杂多样，“既有源于印度晚期的密宗金刚乘、时轮乘、易行乘诸神，又有西藏原始苯教神。蒙古、汉地诸神也都加入了藏传佛教的万神殿。慈祥善目、面貌安详的显宗神，妩媚动人的度母像，凶神恶煞、多手多臂的密宗像，美与丑、善与恶的佛像汇聚一堂，远比汉地佛教造像丰富多彩。藏传佛教造像不仅在雪域高原，而且也在内地广泛流传，对汉地的佛教造像艺术产生巨大影响。”仅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精品就有元代的莲花手观音，明代的鎏金铜释迦牟尼、永乐款阿弥陀佛、宗喀巴像、莲花手观音、鎏金铜弥勒菩萨，清代的鎏金铜十一面观音像、四臂观音等。这些铜质佛像，造型既有严格的佛教的仪规，又富于杰出的艺术性，如铜莲花手观音：“铜像高15.1厘米，头戴五叶冠，束高发髻，耳垂优婆罗花。鼻高且挺，双眼细眯，面带微笑。颈戴项圈、璎珞，有手镯、臂钏、肩饰，身体曲线流畅圆润，宽肩丰乳，细腰阔臀，腰扎帛带。上身袒、下裳薄衣贴体近乎全裸，只在腿脚部有简单的衣纹刻画。为右舒座式，右手扶膝，左手上举中指和拇指相捻，双手作触地印。右脚有莲合承足。身体两侧有茎莲围绕。椭圆形带束腰仰覆莲座，莲瓣肥大，瓣尖微翘，莲座上缘有一排珍珠镶边。此像系紫铜铸成，色泽沉稳，光亮滑润。从造像的风格及许多技法上看，明显受西北印度斯瓦特、克什米尔的影响，为10~13世纪西藏后弘前期模仿外来造像的产物。”还有明代的“能胜三界救度佛母”铜像，“像通体鎏金，戴宝冠，相威严，额点白毫，四臂或持蛇或舞剑，佩项圈，挂璎珞，饰臂钏，嵌松石，结跏趺坐于仰覆莲花宝座上，有透雕铜质鎏金火焰形背光。”藏传佛教供奉物“佛母”铜像，“像带五叶冠，呈愤怒状，佩耳环，项挂数珠，上身裸，宝带飘扬，右手执剑，左展立，脚踏生灵，底为覆莲座。造像整体拙中寓巧，生动传神”。明代铜坐佛造像，“佛高肉髻，眉高耸，眼低垂，双耳至肩，面貌清圆，略含笑，肩宽腰细，袒右肩，作降魔印，结跏趺坐于仰覆莲花座上。造像比例适中，仪态娴雅，衣纹简洁流畅”。藏传佛教青铜器艺术品在西藏更有着极大的发展。如藏族白度母鎏金铜像，就很有代表性。度母，在藏传佛教中是观音菩萨的化身，白度母因身色洁白而得名，又称“七眼女”，象征能观照一切众生。它的艺术造型完全不同于中原地区的佛像艺术，有着特定的仪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