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现代化思考
在参加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组织的“癸卯学制百年纪念一反思中国的教育现代化”论坛时，我有幸采访了几位专家学者。
尚立富：您认为中国教育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孙立平：在这样一个开始逐步定型化的社会当中，教育与社会结构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在理论界一直有两种非常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强调教育对应一种社会结构的延续（复制作用。还有一种与之相对立的观点，即社会流动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在一个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的社会中，这种社会流动将主要通过教育来发生。
从现在中国的理论界来看，教育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主要存在以上两种对立的观点，而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都有自己充分的论证。怎么来判断这两种观点呢？我认为要取决于其他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也可能是我们要判断我们这个社会通过20年剧烈的变动之后，社会结构会朝着什么方向演变，教育对这个结构的演变会起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我想，在中国目前情况下，涉及该问题的因素，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因素是社会贫富分化的程度；第二个因素是公共教育资源的分配；第三个因素是接受教育的习性。
尚立富：现在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孙立平：首要问题是，我们社会的两极化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应当看到，特别是在教育的产业化进程不断推进的情况下，接受教育问题已经逐渐出现分化了！
第二个问题是，这种状况突出地表现在城乡之间，据1999年底对北京几所高校2000名学生的抽样调查，来自农村的占18%，而城市则占82%，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调查显示，当时农村的生源占30%。说明这几年由于扩招，农村的生源所占比重逐渐下降。
访许纪霖
第三是关于农村的教育问题，我认为需要做的是进城教育。教育在农村一直是处于两难状态。我趋向于把应试教育看成农村人进入城市的途径，应当放低门滥，教育应走向城市化。
尚立富：您对学统的衰微与“计划学术”有什么看法？
许纪霖：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三个体系：一个是“道统”，即以儒家为代表，代表社会的价值（正义；另一个是“正统”，以帝王为代表；第三个是“学统”，从孔子开始的一个知识传授系统。
在中国古代，是有“学统”的，不过这个“学统”并不独立，“学统”和“道统”是结合起来的，因为“道统”有其自身的价值和地位，因老婆婆用积攒了一年的积蓄在集市上买了一个二手的柜子，现在他正艰难将它背回自己的家中，她已经在泥泞的小路上蹒跚了一个上午，她还需要再走近三小时的山路才能回到家中。
辍学在家的他每天精心地喂养着这三只羊这是他们家唯一的财产，并且要靠每年产下的小羊羔来换取他哥哥读初中的必要花费！
此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和政府有疏离感。事实上，到了晚清民国后的学制的改革，学习西文，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分化的过程。教育作为社会的一种系统，也从原来的系统中分离出来，这是一个过程。但另一方面，由于它仍然是精英选拔的一部分，所以它在晚清和民国期间更加被国家化了，它成为国家体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事实上，晚清及民国时期所形成的一套教育体制虽有很多东西是不完善的，但是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吸取。
这几年教育的投入增加了，但体制却没有变。这个体制仍然是过去的计划学术体制。而且今天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计划体制的合法性发生了变化。过去计划体制的合法性有一套以国家主义的论述作为背景，但是今天这套东西没有了。今天关于计划学术的合理性论述是所谓的科学化，是与国际接轨的教育产业理念，也就是说在今天，计划学术依然承继了旧计划体制传统，但它的合法性变了，它借助了很多手段理念，就是把教育开始纳入到一种企业模式中去，所以今天大学中做的所有考核、管理，都和这套模式有关，然后它穿上了程序化、科学化的外衣。
今天中国的计划学术问题，不是一个旧体制的问题，而是这个旧体制和现在所谓的资本主义化的管理模式的完全接轨的问题，由于这样一种新的“计划学术”状态，大学这几年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如考大学要有多少指标，要多少科研经费，招多少博士生，都是由一套统一的一元化模式在管理。这个所谓的企业的管理，对教育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中国现在缺的是什么呢？中国的教育，为什么不能有多元化的模式存在？中国今天的大学实行完全一元化的管理，使所有大学越来越趋同了。
访周洪宇
尚立富：您对政府、学校、社会关系是怎样认识的？
周洪宇：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1.20世纪中国教育发展的“驼峰”特征
这是一匹“双峰驼”。具体地说，从1817年到1937年，这是中国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黄金岁月”。第二个高峰，出现在1984年以后。
这里主要谈第一个“黄金岁月”。具体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教育思想和教育思潮极为活跃。在这一时期，教育宗旨“五育并举”初步确立。
教育体制初步奠基，起点甚高。从学制上看，1902年-1904年的“壬寅一癸卯学制”、1912年的“壬子一癸丑学制”、1922年的壬戌学制（六三学制），几乎每隔10年就会出现一个新学制。学制不是一个小问题，它是现代教育的基本制度。
从管理的角度看，中央、省、县（市）三级管理的体制先后建立。
教育法规先后颁布，教育管理由“人治”向“法治”转型。《大学组织法》《师范教育法》等法律的相继颁布，对调动社会积极性有很大的作用。在这些法律中，对相关各方的职责权限都有明确的规定。
学校办学相对自主，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当时大学有三个系统：国立的、私立的、教会的，都是自主招生、自主管理、自由研究的。
民间的社团组织活跃、教育实验盛行。名校长、教育家群星灿烂，大师辈出。企业界、银行界也多有捐资助学的行动。此外，教育实践和教育改革兴盛，中外教育交流活跃。
2.政府、学校！社会的相互关系
政府与教育至少可以有以下四种关系：懂教育的人管教育这种情况最理想；不懂教育的人不管教育这种情况也还好；懂教育的人不管教育，这种情形不利于教育的发展；最糟糕的是不懂教育的人管教育有的人自我感觉良好，结果却一塌糊涂，对教育造成了妨碍。
3.认识三者之间的职责分明与良性互动是教育发展的重要前提这里的政府，主要是指教育行政部门，特别是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包括各级各类学校，主要是指大学，社会，也可以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主要是社会组织。
就政府来说，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能，应该是立足于间接性的宏观管理。学校最基本的职能是培养人才；作为大学，还应该有创造新知、发明学理、社会服务的职能。社会，则是提出要求，也就是市场要求学校提供人力资源等。
这三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政府是管理者，学校是行动者，社会是监督者。这里面，政府的管理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社会的监督也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学校办学应当有充分的自主权。三者是相互独立、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荣枯与共的关系。三者的职责分明与良性互动是教育发展的重要前提。
4.展望未来政府、学校、社会之间关系的理想形态
简单点说，四句话：有限政府，有限管理；有权学校，有权办学；有识社团，有力参与；有志之士，有为创造。学校要有办学的自主权，可以包括考试权、招生录取权、职务聘任权、课程设置权等。
教育要大发展，就要有一流的教育家。在我看来，一流的教育家要具备两种精神：创造精神和开辟精神。要有“四立”，就是陶行知先生讲过的：立志，立功，立言，立德。四者齐备才是一流的教育家。
访张杰庭
尚立富：您作为教育集团董事长是怎样评价民办教育的发展和改革的？
张杰庭：我认为，在中国，只有教育是朝阳产业，它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世界发达国家教育对GDP发展的贡献率，可以达到11%；而中国教育对GDP的贡献还不到2%。打个比方，同样投入100亿美元，中国跟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教育的贡献率比国外要低80%左右。再者，就目前来讲，发达国家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越来越重要。比如在澳大利亚，教育经济以及教育带动的“边缘”收入，已经占到整个国民经济的30%左右。相比之下，中国的教育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远远落后于这些发达国家。换句话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和人民，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教育对经济的促动作用。等到这一天到来，教育就会显出“朝阳”的本色来。
尚立富：那么影响民办教育发展有哪些原因？
张杰庭：主要有四点：
第一是政策和立法的原因。今年新颁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里面有一些进步，比如说让投资民办教育搞民办教育的人和在民办学校里面的这些学生，与公办学校和它们的学生，有一个平等的待遇。但同时它还是有诸多的限制条件。
我举个例子，比如在税收方面。投资教育，特别是投资学历教育，资走在西北，尤其是在冬天行走于其间，你会感觉到一种荒凉和无奈。这片土地有曾经傲人的历史，时过境迁后，这片土地是否还能焕发旧日的生机？
金的回收周期肯定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本来投资周期就很长，现在国家还要征税，这必然就会削弱人们投资的积极性。并且投资教育还不能完全取得合法的回报，那么，还有谁会积极投资于教育呢？
第二个原因就是所谓的“名校办民校”。名牌学校和民间资本合作办校，是应该受到鼓励的，这样可以调动民间资本投资教育的积极性另一种是不好的，就是国有的名牌校“翻牌”去办所谓的“民校”。这对投资民办教育的人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伤害。
第三个原因是土地资源问题。地方政府在民办校征用土地上基本没有积极性，因为同样是这块地，做商业开发，它的价值可能在较少投入的情况下上升十几个亿！
第四个原因是金融政策的不一致性问题。公办的学校的资金来源，有国家财政拨款，有银行无息、低息、贴息贷款，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捐赠，最后才是学杂费收入。民办学校只有一条，就是学杂费的收入。民办学校如果只靠学杂费收入去滚动发展，就很难做大做强。
访康晓光
尚立富：您专门研究的中国国情，那么您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该怎样接轨？
康晓光：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历史回顾。中国传统教育服务于政治、以政府为主导，而道德教育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癸卯学制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中体西用）主张用儒家的经典、精神培养学生的品格、价值、理想和人生的立场；又很开放地把西方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等引入到教育体制中，同时对制度的建设、人员的培养及出路等都有一整套的设想。
第二，现状反思。当今社会道德教育是很重要、很紧迫的事情。现代化需要反省最基本的立场、原则。教育首先要培养人。如果把社会当成是一台机器的话，首先要做好机器的各个零件，然后才做好整个机器。作为一个人首先是做人。作为一个人最主要的是道德、人品。我认为要以先继承、再拿来的形式对人进行道德教育。
第三，展望发展中国人如能自信地保留继承自己的传统，自信地对外开放和进行拿来主义，中国教育才有希望。
总的来说，我对教育现代化建设的主张是：正视我们的传统，从传统中不断吸取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营养和动力，找回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尊严和自信，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
尚立富：您认为我国教育改革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雷颐：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中国“应试教育”的弊端十分严重，我们只有冷静分析才能真正“对症下药”。
首先是“供”与“求”的矛盾
“应试”的危害有目共睹，其深层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供求”关系长期严重“失衡”，“求”一直远远大于“供”。
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本应同步发展，应随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从精英教育变为大众教育，在学人数占适龄人数的比例应在15%以下为精英教育阶段，以上为大众教育阶段。
据统计，我国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仅为4%左右，远低于1994年的世界平均水平（15.3%)，而我国愿意上大学的生源数量远远超过大学的招生数量。很明显，高等教育在中国目前尚属稀缺资源，这必然要形成“过度竞争”，无论人们多不情愿，只要这种状况不改变，过度竞争自然要向中、小学蔓延扩展。
近20年，社会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使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迅速膨胀’而高等教育制度却仍以计划经济为基础，一直没有根本性变化，与社会发展极不协调。
考试的是与非
考试会有种种弊病，对此不能忽视。但如果真想以“推荐”、“扩大校长招生权限”、“电脑派位”、“就近分配”等方法来补考试之弊，如果要使教育改革健康发展，就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要对现在的教育权力结构、行政体制做巨大的改变。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之前，在教育权力结构没有较大改变之前，这些措施不仅不能补考试之弊，反而会使腐败更加严重改革，需要一定的“路径依赖”，当所依赖的路径并不存在时，改革实际无从下手。若不考虑“路径”问题而执意“向前走”，很可能欲速不达，甚至与原来的目标南辕北辙。
考试制度确有弊病，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对公平，即以考生的分数而不是考生的家庭出身’血统、背景’关系、金钱以及弹性极大的所谓“表现”作为录取标准。当然，考试的成败对某些个人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总体而言却是公平、正常的。事实说明，从总体上说，考分就是考生水平、能力的体现。
由于考试的优点明显，所以这一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面对的考试会越来越多，几乎各行各业都要经过考试才能获得上岗的资格。因此，不应以考试的弊病而过激地否定它，而应该从改进考试的内容和方式着眼，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更趋完善。
尚立富您认为新发展观与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是怎样的关系？杨东平新世纪之初的中国教育，一方面在教育规模、速度、培养能力和普及程度方面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另一方面，择校热、乱收费、农村教育等严重的教育问题导致“民怨沸腾”，教育被认为是“五大腐败重地”、“十大暴利行业”，可以说是近20年来社会声誉、社会满意度最低的时期。教育界必须深刻地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需要反思“什么样的教育可以兴国”，需要回答“什么是好的教育”，需要更新我们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理念。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深刻的历史性转变。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