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前者为文化性的，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后者为制度性的！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中国教育的外部环境仍然有待改善，但对教育的关注应当逐渐转移到教育内部，关注自身的改革和建设。对教育的评价，应当超越速度、增长、规模、效益这样的常用语，在新的发展观下，教育的主题词应当是科学、民主、公正、均衡等等。教育工作的重心，从追求数字、规模和扩张，转为以制度变革和品质的提升为主，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它需要新的教育哲学，需要好的教育理想，从而建立教育的“现代性”。
尚立富如何根据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来协调教育自身的协调、均衡、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杨东平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基础教育的“畸形化”。当前的“两热”奥校热、择校热，都是违反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方针的。一个基本事实“全国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学生体能素质仍在明显下降。
2.人文教育和道德教育。极度功利化的教育，影响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公民素质的养成、文化的可持续性及中国文化的建设。
3.教育公平问题。政府的主要职能是防止社会分化和断裂。不能过于重视高消费阶层，也不能忽视普通群众和底层，例如大学贫困生问题，流动儿童子女问题。
4.加大对内的市场开放，加速民间资本、民办学校的发展，正视阻碍民办学校发展的一些严重问题。
效益与公平：西部教育的新命题
——访贵州师范大学副教授杨兰
曰前，我专访了近年来从事扶贫工作的贵州大学贵州文化研究所的杨兰副教授，杨兰对西部贫困的诸多因素尤其是贫困与教育的相关因素有较多关注。
教育宏观政策对基层政府造成了影响
尚立富：贫困地区的教育经费匮乏是制约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您也多次谈到“不公平”，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杨兰：由于财政支付制度的不合理，本来应该由政府负责的义务教育费用却转移给了基层政府和农户，由于经费不足和对教育效益的追求，国家对基础教育实施了集中资源办学的政策，地方政府在实施中采取了一刀切的做法，更加剧了边远贫困’少数民族山区教育资源的匮乏，导致了教育的不公平。
尚立富：这种宏观政策对基层政府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杨兰：这种财政支付制度的不合理，使本来应该由政府负责的义务教育，由于“国大财小”而分解给基层政府，基层政府实际上又转移给农户，造成了乡政府拖欠教师工资，农民无力承担子女的教育费用的结果）虽然由乡收乡管改变为乡收县管，教师工资有了保证，但是一费制又限制了基层政府教育经费的来源，贫困地区的财政是“吃饭财政”，为了实现“两基目标”，基层政府均在负债办教育，教育甚至成了基层政府的负担)
有资料显示，贫困地区的农民承担的教育费用普遍比发达地区高，贫困成了儿童失学缀学的重要原因，经费困难成了贫困地区教育的瓶颈。
尚立富：如此大规模的兴建基础设施目的是什么呢？还将采取什么措施，效果如何？
杨兰：为了“两基”验收合格贵州省大方县采取了以下措施和办法：首先是抽调干部支教，按1：23的师生比“配备”教师，对教师空额，采取从乡镇干部和县机关干部中抽调的方式补足，但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支教者并没有去支教。其次是对口帮扶，规定各单位领导帮扶2名3名贫困缀学失学儿童入学，普通干部帮扶1名。此帮扶的期限仅一学期。再者是验收前通知农民，要求农民送16岁以下的儿童包括外出打工的）到学校“读书”，否则处以罚款。
对上述措施，干部认为增加了家庭的负担，农民则希望干部帮助找回打工的子女，因为他们没有钱交罚款。这样的教育势必办成唯上不唯下的虚假“泡沫教育”，同时县乡政府的教育系统层层签订了目标责任书，“两基”达标实行“一票否决制”，帮扶对象落实到教师头上，与干部）教师的职位)利益息息相关，是不得不为的事。
学校办学经费受生源的影响和学生家庭经济的影响。实际上杂费包含了直接用于学生的书本费和间接用于学生的教具材料和教师的培训费。据调查，间接的杂费在贵州省的统一标准是每生25元，而两项之和的杂费各地却不尽相同，往往造成经济越困难的县农民教育投入越多情况出现。
尚立富：学校的建设越来越好，设施越来越完善，学生缀学率仍居高不下，原因有哪些？
杨兰：经济拮据是贫困地区儿童失学）缀学的首要原因。至2001年’贵州长顺县有小学147所，在校生28000人，每年学生流失率10%12%，比如一年级有7000人，到了6年级就只有3000人了。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家庭贫困需要子女外出打工。在雷山县某地，原有适龄儿童310人，其中60人随父母外出打工，现有250人，失学10人，辍学30人，在校生210人。
路途遥远也是造成失学缀学的原因。对于路远，家长们所担心的是路途中的安全，孩子的午饭没有着落，没有时间帮忙做家务。
农民送孩子读书的期望值也左右着他们的选择！即使读了大学，就业也不分配，高中、中专回来还得务农，所学的东西用不上，既跳不出农门还不会做农活，只要认识几个字外出打工不受骗就行了。
对儿童失学辍学原因的调查中，家里没有钱是普遍的回答。对于因贫困失学缀学的孩子，一些教师和学生家长常寄希望于社会各界的捐助。
集中办学不利于偏远农村的教育
尚立富：集中资源办学曾是贵州省教育厅2001年的“十大实事”之一，在全省范围内推行。集中资源办学作为一个宏观教育决策，请您分析一下集中资源办学的利弊，它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杨兰，集中资源办学政策的出台，背景来自沿海发达地区大量修建校舍，由于适龄儿童数量减少而造成校舍闲置浪费，但对于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师资、校舍、设备、经费的不足已经严重影响了当地小学基础教育的普及，几年前取消民办教师的一刀切的做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儿童辍学率上升的主导因素，因此现行的集中资源办学政策并不一定适用于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仍然对集中资源办学政策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这势必对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使边远弱势的少数民族群体更加边缘化。
据了解，2001年5月贵州省各州县教育局集中在贵阳统一制定了撤并校点的计划，计划被撤并的校点占全省小学总校点的半数以上。全省现有小学约5万所，其中农村校点2万多所，农村校点人数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这2万多所农村小学校点，多数分布在县乡的公路沿线及靠近公路沿线的行政村，边远少数民族乡村的校点布局散乱而且数量严重不足。
如果我们假设寄宿制学校能够办起来，农民在路远，担心孩子的安全，少数民族的孩子听汉语有困难，没有钱等情况下选择了放弃，这样将会导致寄宿制学校将贫穷人的孩子排斥在外，义务教育成为富人的教育。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寄宿制学校建立在贫困的地区，集中的资源因学生的流失而得不到充分的利用，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可是，政府和教育部门却认为集中资源办学利大于弊，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集中有限的资源办出有规模！有效益！高质量的学校，也便于教师的管理。分布在各校点的教师，由于分散！交通不便、信息不灵，造成了管理上的困难。山区教师普遍学历低，缺乏培训，接受新知识的机会少，有的地方一直都进行复式教学，教师感到累而枯燥，几乎所有的教师都有替学生交书本杂费甚至倒贴的经历，但也有的教师因为农忙时回家种地或平常要干一些农活而影响了正常的教学。
访杨兰
尚立富：您怎么看义务教育在西部农村的发展状况？
杨兰：我国的义务教育以立法方式规定了地方政府在教育领域的投资计划和数量，但是以农业为主的县，尤其是西部贫困的县和乡镇，都没有能力来完成这个计划和任务。
因此，“两基”达标也好，集中资源办学也好，要么会使财政透支和加剧后续的困难，要么只能增加农民面对我们的镜头，孩子们多少有些紧张，但是那种可爱和质朴，总能展现在他们的脸上。
艰苦的环境，围墙和栅栏都挡不住孩子们求知的欲望和热情的笑脸，无论条件多么艰苦都能看到他们天真的微笑，也能听到他们灿烂的笑声。
担的责任和家庭教育支出，而对农民而言，对教育效益和成本的核算促使农户选择了放弃。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70%的人口是农业人口，在中国的发展和反贫困的进程中，如果我们的基础教育市场失去规范的话，这70%也仅仅是人口而已。假如我们能通过真正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来实现扫除青少年文盲和提高农业人口的持续发展能力的话，这70%的人口也可以是巨大的人力资源。
尚立富：这种不公平的结果，将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
杨兰：主要是基础教育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损失。
首先是大量农村儿童失学或就学年限大大降低，将会导致社会中的部分成员素质下降，造成农村文化与经济的恶性循环，影响社会的整体协调发展，使社会总效率发生比较大的损失；其次，农村和城市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亦会激化政府、基层教育部门与社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矛盾，造成社会效益的损失；第三，原来存在的校舍、民办教师的闲置及教育资源配备不当造成的儿童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又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损失和经济资源的浪费。
归根到底，基础教育的问题根本上是公平与效益的问题，政府追求效益，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却失去了公平。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导致了基础教育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资源匮乏，使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陷于贫困而负债的境地。
尚立富：基层教育部门还有专家们有什么意见或想法吗？做了深入实际的调查之后，你们又有什么新的看法呢？
杨兰：针对上述情况，基层教育部门提出的建议是：加大财政投入，包括财政支付寄宿费用。争取对口帮扶和社会各界的捐助，因地制宜推行集中资源办学。
但如果不落实清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话，前者是无法实现的，后者也是无法有保障的。
专家们则提出落实政府和农民双方的责任和义务的建议，其包括：增加农民的收入，使农民可以支付教育费用，这显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对贫困地区，中央财政直接统筹经费，实行教育扶贫。
比如学者杨春时提出，首先在农村实行小学免费义务教育，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再推广到城市和初中，在全国真正实现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全国农村小学生约有1亿人，以每人每年学杂费300元计算，只要政府增加投入300亿就够了这300亿元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担，如贫困地区或较贫困地区由中央政府负担全部或大部分，较富裕地区由地方政府负担全部或大部分。
我认为，既然基础教育的问题根本上是公平与效益的问题，所以首先要解决公平问题，否则农民的孩子上不起学，实现“两基”就成了空话，其次要解决效益问题，这效益首先是指农民的效益，只有农民的孩子学习到了有用的知识，享受到了优质的服务，学校才能留得住人。
看似浑浊的水却来之不易，它是孩子们从几里远的地方抬回来的探索途上困惑多认识马培芳老师的人大都称他为“老马”。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西部农村教育的研究改革，曾主持实施多项国际教育合作项目及国家科研课题，并有多部与此相关的专着。我就西部教育的部分话题与他进行了交流。
扶贫：受益多，推广难
尚立富：您认为以项目形式进行西部农村教育扶贫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马培芳：受益群体多。首先是项目点在不同项目’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受益其次是实施者，能通过项目组织实施不断更新观念、总结经验、创新模式，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教育制度的决策者而言，项目是为他们发现问题、寻求解决问题方法的途径。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的农村小学都没有学前班，教育部门认为学前教育是妇联和社会福利的事情，并没有纳入小学教育的视野。但在我们实施“全面提高小学教学质量”的项目中发现：有效的学前教育是高质量的小学教育的关键。不断强调推广，最终影响了教育制度的改革，使学前教育终于纳入了小学教育的行列之中。就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情况来看，1982年学前受教育的学生不到10%，但1989年后，已经上升到90%以上；教育项目的合作实施是向世界展示我们的教育成果的一个平台。在许多项目中我们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世界开始注视教育领域内的“中国模式”、“甘肃模式”，我们通过印刷资料，编写论文，发放手册大多都被译成外文，举行国际交流会议、流动培训队介绍自己的经验等形式，为中国教育国际化和国际教育中国化作出了贡献。
尚立富：以项目形式进行西部农村教育扶贫最大的困难是什么？马培芳：推广难。也就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点上开花容易，面上结果难”。一般来说，不管是何种形式的教育扶贫项目往往在短时间内很容易取得成效，但不能大面积地推广，很少能有完善成功的后续活动能支持项目长期并卓有成效地持续下去。我认为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困难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体制和制度的问题。实施者缺少科学的项目理念，对项目的理解不够全面深刻。第二是接受者观念的问题。因为是教育扶贫项目，它不同于其他形式的扶贫，在投资方面更多的是“智力投资”，更多强调的是观念、技术及改革的意识和创造性的启发，这仅靠“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观念上的扶贫本身就比物质的扶贫困难得多。
尚立富：据我所知您刚才提到“西部教育要超前发展”，也是您在“西部教育特区”构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超前包含了怎样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