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穆斯林社会问题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1年出版），高占福着。该书是作者多年研究文章的结集，大体上包括以下内容J土会主义时期的教派团结问题，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的论述，回民起义，回族婚姻制度的研究，抗曰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回族工作，民国时期的甘肃回族教育，我国及西北地区对伊斯兰教的研究述评及其特点，甘肃、青海等省的回族商业经济，回族近现代人物等。
除上述着作外，甘肃省委统战部编《甘肃宗教》(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杨明前、范鹏、张世海着《甘肃民族与宗教》（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都比较全面而系统地概述了甘肃伊斯兰教历史、现状、教义教理等方面的基本情况。
综合资料收集是综合研究的前提，某种程度上又是综合研究的结果。甘肃省图书馆从1984年开始，陆续将馆藏民国时期旧报刊中，有关西北民族宗教的资料，经过浓缩，编印成《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六册（甘肃分册一集，宁夏分册一集，青海分册上下两集，新疆分册上下两集），共约150余万字，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有不少伊斯兰教方面的各种史料。西北五省（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的《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一书中，有不少与伊斯兰教有关的文章，特别是其中第五章和第七章(全书共八章，41万字），集中收录了有关西北伊斯兰教传播史、教派门宦、清真寺及伊斯兰教教育等方面文章20余篇，较全面地反映了西北伊斯兰教的状况。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兰州回族与伊斯兰教》（1988年12月），海学旺主编的《临夏市民族宗教专辑》（甘民族出版社1993年出版）中，都有许多伊斯兰教史志资料。另外，张世海编写的《中国回族史暨伊斯兰史研究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1990)》（载《甘肃民族研究》1991年4期）、李占魁编写的《回族大事年表》（载《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第3-4期合刊，1991年第1-2期合刊，第3期），以及马廷荣编写的《东乡族近百年大事》，民族问题五套丛书编写组编写的《保安族大事年表》、《阿克塞哈萨克大事记》等，篇幅都较长，其中有不少伊斯兰教资料，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方便。
2.中国伊斯兰教教派研究
中国伊斯兰教的教派，大都起源于甘肃。因此，在中国伊斯兰教教派的研究上，甘肃伊斯兰教学者独具地利、人和之便，占有一定优势，在多年来的研究中，产生了大量成果，保持着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众多成果中，当首推马通着《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1995年重版，2000年再版）。该书是作者积30余年时间，进行多学科综合调査获得的民间资料写出的着作，主要叙述、探讨了中国伊斯兰教三大教派(格的目、西道道、伊赫瓦尼和赛来费耶），四大苏非学派（虎夫耶、嘎的林耶、哲赫林耶、库布林耶)及其数十个支系门宦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现状，以及宗教思想和宗教礼仪方面的特点。国内外宗教学、民族学学者认为该书“材料丰富、介绍全面，对于研究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思想史、中国伊斯兰教史、穆斯林各民族史、陕甘宁青地方史，均有禅益”。着名史学家白寿葬教授对该书也有很高评价，认为它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有开拓性的贡献”。该书出版不久即被重印，后又重版、再版，说明了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及受欢迎的程度。可以说，该书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着作之一，也是学习、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基础性读物之一。
继该书问世不久，马通的又一本着作《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正式出版（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这本书是前书的续篇，着重探讨了国外伊斯兰教派和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之间的源与流向题。这本书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前书对教派门宦渊源叙述不详的缺憾，将教派门宦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马通、妥三元主编，马世英整理的《中国伊斯兰教库布林耶谱系（大湾头门宦）》（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则将基本上是用口传方式传递的库布林耶传教谱系，整理成书面文字，比较系统全面，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青海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合编的《西道堂史料辑》，则集中了新中国成立前后有关西道堂的大部分资料，便于研究者利用。
专着之外，代表性的论文，有关连吉、王劲的《华寺门宦的兴衰》（载《西北史地》1982年第1期）、王琦、马通的《中国伊斯兰教的教派和门宦》（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马富春的《刘介廉先生宗教译着对以后伊斯兰教派的影响》(载《阿拉伯世界》1983年第1期），以及高占福的《论中国伊斯兰教的门宦》(载《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2期）等。
对西道堂的研究在这些年成果较多，在各方面取得了进展。西道堂的发展过程中，其集体经济实践取得了很大成功，从而引起世人和学术界的关注，对这方面问题进行阐述的文章不少。髙古福的《马明仁与西道堂的经济发展》（载《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一文，则将重心放在西道堂第三任教长马明仁时期，也即西道堂集体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探讨了西道堂的经济发展。作者的另一篇文章《关于西道堂“大家庭”组织的调查与研究》（载《甘肃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一文，在调查的基础上，对西道堂历史上的集体生活组织形式——大家庭组织进行了初步研究、介绍。文章分五个部分，较为详尽地考察、叙述了西道堂大家庭的组织机构、经济管理制度、经济生活具体分工、婚姻丧葬制度等，其中有不少材料是首次面世的，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西道堂历史上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集体生活、集体经济。马通的《基布兹与西道堂》（载《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则从一个新的视角，对西道堂进行了研究。文中将在历史上以集体经济为突出特色的西道堂和以色列犹太人的集体生产组织“基布兹”（希伯来语音译，意为“集体定居点”）放在一起，进行了分析比较，认为两者的组织形式非常相似，并在各自的实践中对社会作出了贡献。
对伊斯兰教教派矛盾和纠纷问题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历史上的矛盾、纠纷，而有关现实问题的研究较少。郭长乐、马虎成、马志英的《甘肃伊斯兰教教派内部矛盾探析》(载《甘肃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一文，则就当前甘肃伊斯兰教教派内部矛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探讨。
3.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研究
伊斯兰教传人我国的时间问题，学术界曾长期讨论，意见不一，归纳起来有下列数种：隋开皇说、唐武德说、唐贞观说、唐永徽说等。现在，大多数伊斯兰教学者都采用史学家陈垣提出的唐永徽二年说。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文较多，基本上是其他省（区）市伊斯兰教研究人员的成果，甘肃涉及此问题的文章当数金云峰的《怎样看待伊斯兰教入华的“标志”和“时间”》（载《甘肃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该文认为，穆斯林社区的建立应是伊斯兰教立足中国的标志，其建立时间也应该是伊斯兰教移植中国的时间。“穆斯林社区大致从公元八世纪起逐渐在中国形成，在社区形成的过程中伊斯兰教也随之扎根中国内地了”。这篇文章在伊斯兰教入华时间问题上独辟蹊径，有一定新意。
元代安西王阿难答信仰伊斯兰教并使其属下15万人也信仰了伊斯兰教的说法，最早见于史籍，后为许多学者所引用。当代中国伊斯兰教及回族史研究界，大都认可这种说法。王宗维着《元丧安西王及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则对此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认为许多事实证明，阿难答及其子并不信仰伊斯兰教。
回族是中国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分布于全国各地，主要聚居于大西北。马通的《西北回族穆斯林的过去与未来》（载《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把西北回族穆斯林看作一个整体，就诸多有关问题，如西北回族穆斯林社会的形成问题、穆斯林的生存权问题、西北伊斯兰教与回族穆斯林的现代化问题等，进行了认真的理性思考。髙占福的《唐宋时期回族先民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载《甘肃民族研究》1994年第4期），通过对唐宋时期回族先民，也即来华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的历史考察，论述了回族先民与伊斯兰教的密切关系，认为回族先民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保持自己的独特文化和风俗习惯，主要是伊斯兰教的维系作用，也正是这一点，为以后回回民族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对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发生的苏四十三事件的性质，史学界有分歧，有的认为，这是一次在宗教形式掩盖下的广大回回、撒拉各族贫苦农民为争取自身解放和民族解放反对本民族地主阶级与清朝统治者的武装斗争，有的认为，这是由教争演变而成的反清起义，还有的认为，这是一次地方骚乱。争论还在继续。马志荣的《再论苏四十三事件的性质》（载《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一文，从这次事件的起因、提出的口号，清政府采取的政策等方面着手，对事件的性质做了一些新的探讨，提出新的看法，认为这次事件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大规模流血械斗的伊斯兰教派斗争，并指出，教派斗争不管主客观原因如何，都会严重影响本民族的团结、影响民族之间的团结、影卩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安定，其消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总结历史绿教训，搞好教派之间的团结是十分重要的。
尔迪的《我国西北地区操蒙古语的穆斯林来源考略》（载《甘肃民族研究》1993年1~2期），对主要分布在青海、新疆、内蒙等省区一些县乡，称为“：托茂”或“蒙古回回”的操蒙古语的穆斯林进行了介绍与研究。
4.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研究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是新时期学术界、宗教界共同重视并在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甘肃伊斯兰教研究人员对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也很关注，积极探讨，发表了不少论文。其中髙占福、张世海、马亚萍的《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的探讨》（载《甘肃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一文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认为无论考察历史还是教义，都可以发现伊斯兰教是在适应社会的发展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进人社会主义社会后，伊斯兰教同样能够与之相适应，并发生相应的积极变化。张世海的《论伊斯兰教伦理道德思想及其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载《甘肃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一文则就上文未涉及的伦理道德思想进行了论述。全文共分三部分，分别探讨了伊斯兰教伦理道德思想的主要内容，其在中国的丰富发展，以及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等。穆永吉的《回族伊斯兰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载《回族研究》1998年第4期）一文认为，回族伊斯兰经济文化中强烈的经商意识和善于经商的精神个性是回族地区市场经济发展迅速的重要因素，回族伊斯兰伦理文化所倡导的善行和所反对的恶行，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稳定社会秩序有着重要作用。此外，张世海、李忱、杨勇的《西北民族地区的发展与宗教问题》（载《甘肃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王小兵的《关于培养伊斯兰教职人员队伍问题的分析与建议》（载《甘肃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等文也涉及并探讨了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
在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研究中，除了个体研究外，还有集体攻关。1994年6月，由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牵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等单位的16位专家学者、中青年科研人员组成一个学术调研组，赴甘肃临潭县，对西道堂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实践活动进行了考察。考察活动结束后，产生了七、八篇论文，先后发表在《世界宗教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甘肃民族研究》、《中国穆斯林》、《开发研究》等学术刊物上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并肯定了西道堂在这方面的成功实践。其中如甘敏岩的《甘肃伊斯兰教西道堂历史与现状调查——以伊斯兰教如何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为主》（载《西北民族研》1994年第2期），就历史上西道堂适应社会发展的实践、当代西道堂适应会主义社会的探索等做了系统的阐述论证，认为这些实践或探索向我们启示，宗教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它们的存在与发展不能不受到所处社会的制约与影响；宗教要发展，就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5.伊斯兰文化研究
有关伊斯兰文化方面的研究比较活跃，成果也较多，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研究，代表性的着述主要有：
马通着《丝绸之路上的穆斯林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该书共分14章，计18万字，详细记述、考证了丝绸之路上回、维吾尔、东乡、撒拉、保安、哈萨克、塔吉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及东干等族穆斯林的文化形态、文化特征，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伊斯兰文化长卷，并介绍了丝绸之路上各族穆斯林的商贸活动、宗教信仰等情况，以及有关记述丝绸之路上各族穆斯林的重要着作。
孙振玉着《中国伊斯兰传统文化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5年出版）。该书共由序篇、历史篇、体系篇及功能篇四部分组成，其中序篇以揭示伊斯兰传统文化内涵为主，兼而论及了研究现状及方法；历史篇重在探讨伊斯兰传统文化起源、发展以及历史的继承过程和伊斯兰传统文化的类型特征；体系篇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探讨了伊斯兰传统思想文化、传统组织文化及传统礼仪文化的内容及其特征；功能篇重点分析了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协调特色与思维特征，以及伊斯兰传统文化与中国伊斯兰民族精神的关系。
除上述着作外，还有不少论文也涉及伊斯兰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