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劳动人民很少有大家庭，一般的不超过三代同居，人数在十人以下。奴隶主家庭与封建地主家庭不同于劳动人民家庭。一是他们占有土地和生活资料，一是讲究孝悌伦理，既有经济支持力，又崇尚门面，因此家庭人数一般都比农民家庭人数多。据赵翼所著《陔余丛考》说：“世所传义门，以唐张公艺九世同居为最，然不自张氏始也。后汉书樊重三世共财，缪彤兄弟四人皆同财业，及各娶妻，诸妻遂求分异，彤乃闭户自挝，诸弟及妇闻之悉谢罪。蔡邕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又陶渊明诫子书云：‘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汜幼春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是此风盖起于汉末。”
累世同居见于史籍的最高记录有十八世的，十九世的，甚至二十多个世代的。如《嘉泰会稽志》载：“平水云门之间有裘氏，自齐梁以来七百余年无异爨，……盖二十四五世矣，犹如故。……内外无间言，畜犬化之，一犬不至，群犬皆不食。”
《宋会要》载：“青阳县民方纲，……家属七百口，居舍六百区，每旦鸣鼓会食。”可见家庭规模之大。
兴起累世同居之风以后，社会竞尚“义门”，国家又加奖励。汉、唐以来对于累世同居的家庭，官府往往在其家门悬挂匾额以示表彰，并且免除差役。张公艺一家曾被北齐、隋、唐三朝表彰过；郑濂一家曾被表彰在宋、元、明三朝的史书上。唐代不仅提倡累世同居，还设了“别籍异财”之禁，父祖生前不许分居另过和分辟家财。以后各封建王朝也都因袭此规定，直至晚清的法律还禁止别籍异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