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黑云压城的年月里，一场真理与邪恶，正义战妖言，坦荡对奸诈，视险如夷，忠贯白日的博弈，在孱弱文静的姑娘与彪形大汉间展开：
“为傅雷的事，写信给中央，是你吗？”
“是的，我写过一封信给周总理。”
“为什么不具名？”
“保护自己。”
“傅雷是大右派，反革命，你对他有怎样的认识。”
“傅雷摘帽，是登过报的。”
突然，进来一个怒目愠容的人参加逼问：“那些事，是谁派你干的？你后面还有谁？”姑娘两只大眼睛紧紧盯着对方的脸，竟让逼问者移开了目光。
姑娘慢声回答：“我怎样想，就怎样做，没有指使，没有后台。”
“交代清楚动机、目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有人口气转缓，开始说服动员了。
“对傅雷的崇敬，对傅聪的爱慕，对他们一家的同情，我完全承认，这是我的全部认识和彻底坦白，至于处理，你们凭政策吧！”
经过一昼夜的逼问，善良、勇敢又机智的姑娘写了个材料，主要内容是：从传闻中，听到傅雷遗书写到自己是爱国的，内心震动，确信傅雷不是反革命，所以决定写信给周总理，要求出面干预。并多处奔走，设法保存他的骨灰。
当时，人们传说，那姑娘是个怪人，被放了。是“怪人”还是忠诚，历史已给予评定！
十月春雷震响后的第三个春天，要为傅雷夫妇平反昭雪了，可是，傅雷——祖国文艺园地里一位辛勤的园丁，他的骨灰在哪里？朱佛恬在姨父的档案材料袋里找到了那两张寄存证。在他们追悼会的前三天，“公墓”工作人员寻出了两只十三年前的骨灰盒，交回亲属手里。
人间春暖，那位当年在严寒的风雪里保护了傅雷夫妇骨灰的陌生姑娘，现在哪里呢？
历经多方查找，朱佛恬等终于在1980年夏天，知道了她的下落。
雨萧萧，风沥沥，凉夏的午后，在上海西区一条小巷里一间简朴的居室里，朱佛恬又见到了这位姑娘。
十四年了，我们怀着同样的心情，回忆起往事。“……傅雷夫妇平反昭雪的消息，我第二天读报就知道了，我的心也平静了，我年轻时做的一件事情，总算已经过去了，你们不必再来找我啊！”她望着窗外的雨丝，微笑着说：“一切总算已经过去了，但愿春永在，波长平！”
时光荏苒，“文革”46年、粉碎“四人帮”36年、若干历史问题决议31年后，一个乍暖还寒“小阳春”的上午，即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中外记者招待会，温家宝总理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问时，语重心长地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亿万中国人，在老一代人期盼，中年人困惑，年青人迷茫中，终于听到渴望已久的，来自温总理这一振聋发聩，掷地有声，披肝沥胆，壮哉斯言！赢得无数人的共鸣、景仰和拥护。
朴实的语言，坦荡的胸怀，诚挚的告诫，用一颗滚烫的心灸热了芸芸众生的心。这就是说真话的魅力，回报的是人心。人心难得，人心不在庙堂在草野，不在史书在尘寰。劝居莫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时光如梭，英雄有迟暮，美人亦白头，当年那位纯真、善良、勇敢的豆蔻年华姑娘佳丽，而今该是两鬓染霜，红颜半老。也许事业有成，家庭和谐；也许儿女绕膝，尽享天伦；也许消瘦身体已健康发福；也许……没有也许。
地球很大，人间狭小，万一有幸拙着能与当年的那位姑娘，令人景仰的女士文字邂逅，我愿真诚地说：在那人妖颠倒的年月里，你敢于挺身而出，不计牵连惊人表现，堪称“金花”一朵，巾帼英雄。你的行为诠释了人生、人格、人心的真谛，你的善良应当成为作人的典范。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人格魅力更加璀璨夺目，弥足珍贵。可以告慰你的是，13亿人口的中国，敢说真话已不止姑娘一人。今天的现实是昨天历史的延伸，几千万人无辜地在摧残杀戮中倒下，羞羞答答，躲躲闪闪，岂非愧对子孙，殃及民族。
庆幸的是，人们等来了重温杜牧《阿房宫赋》那句千古绝唱。也听到了史学家们的告诫：一个民族经历的巨大灾难，总是由民族的进步来补偿得。当然启蒙还有征程，清除政治生态垢污任重道远。你那昔日的作为，已成人们精神追求的标杆，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
冰心与吴文藻
天地有正气，人间不夕阳
1900年，一个平常的日子，上帝让“爱”这人类唯一的财富，孕育着一颗纯真的童心，诞生在中国大地上。她的名字叫冰心（原名谢婉莹），从此在战火频传，沧海跌宕文坛上，多了一颗矢志求索，在爱中寻找和收获的璀璨明星。
1919年，“五四”运动中，冰心走上街头，发表了大量文章，倡导“爱的哲学”，给黑暗中的人们以宁静和温暖。1923年，获得北京燕京学院学士学位。同年7月17日，被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威尔斯利女子学院录取为“特别学生”。它特别在未经考试被破格直接便录取了。1923至1926年间，在校攻读“英国文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其间创作了影响几代人的名作《寄小读者》。
冰心的爱人吴文藻是一位资深的学者，两人相濡以沫，甘苦与共，经历过血与火的历练，冷暖支撑，不离不弃。1937年，冰心小女儿吴青诞生，就随父母四处逃离日本人的轰炸与占领。1946年，冰心一家到了日本。1949年，冰心受东京大学（原帝国大学）之聘，讲授中国文学。在日本时，吴青从父母处看到一本《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见到南京大屠杀的描述便气血冲上头顶，聚集几个中国小男孩骑着自行车欺负落单的日本小朋友。数次之后，母亲发现了。冰心亦痛恨侵略者，但她告诉吴青，日本民众也正在承受战争的痛苦：“你看看他们同样受苦的生活，吃不饱，穿不暖，有些小朋友还在露天上课。”
冰心的一生都和爱字结缘，她将爱搭起了一座虹桥，上有阳光与鸟语，下有流水与月光。吴青深情地回忆说：“妈妈并不与我谈论所谓道理，这些都不必说。她尊重子女，让子女感受到爱，这是她对我最大的影响。”在冰心眼里，人可以因知识、身份、民族有所区分，但作为人他们并无分别。吴青说，“冰心反对将人分出阶层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归国前的一段时日里，冰心夫妇常深夜不眠，讨论回国或是不回国。吴文藻想留在东京继续他的研究，但冰心不同意。作为丈夫，吴文藻尊重冰心的决定。于1951年秋，他们历尽周折回到祖国。自此，他们的生命也经历了新中国所周折的一切。至1966年，“文革”开始，冰心夫妇一样遭受浩劫，牛棚苦役、诬蔑批斗、尽显人间百态，人性变异，多少人惨烈地倒在兽性的摧残杀戮中。冰心的3个子女和他们的配偶全家8口，分散在8个地方劳动改造。
9月，冰心的大女儿吴冰从兰州寄出一封信说：“娘，舒伯伯去世了，您知道吗？”那时朋友们的消息是无从知道地。这对冰心真是一声晴天霹雳，噩耗传来她几近崩溃，对旧友老舍她真是知之太深了。新中国成立时冰心在日本，老舍在美国，就常和她的孩子们频繁通信。曾经述说自己在纽约虽然生活优越，但“就像一条丧家之犬”。一听到新中国成立就放弃一切想尽办法奔向祖国。如此满腔热情，充满热血与活力的人怎么会死呢！想到老舍的一生讴歌低层，赞美生命，像一台浓缩人性精华的容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诚如鲁迅所言：“自杀是对环境的一种抗议。”老舍已经将名利世俗，人性善恶踩在脚下，对时代的走向茫然，人间的爱已被掐死了。如孔子所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于是选择了绝尘而去，投身太平湖，求得自己的“太平”！巨星凋落，给万马齐喑的“文革”天空，划下了一串串惊天的“？”号。
冰心的晚年在离开老伴后，始终有女儿相伴，如她所述，依旧从“浓阴之晨写到阳光满室。”“文革”结束后，冰心更为关心妇女权益，支持教育事业，包括捐资希望工程。一天中她有时躺着，有时坐着，但那双穿过生命的眼睛，并未因年老而混浊黯淡，却明亮又清澈，没有一丝杂质。她的一生具备孩子般的童心，让自己去触摸善良，播撒情爱。在她95岁寿辰时，出版了《冰心全集》，把9万多元的稿费全数捐献给吴青创建的农家女学校。
每个人都有做父母的权利，但不是每个人都具备做父母的资格。而冰心把母爱融入了吴青的血脉中，历经战乱狼烟，人性扭曲，市场喧嚣与浮躁，暮年的疾病纠结，却赢得了生命的净化，爱的升华。作为母亲，冰心为吴青题写了“天地有正气，人间不夕阳”的十字箴言，挂在她们共同居住的厅堂内，永存后世。
1999年2月28日晚，吴青在日记中简短地写道：“妈妈去世了。”那一刻之后，吴青的心就安静下来，不再悲伤。她知道母亲冰心不再痛苦了。她与母亲生命重叠的63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最为深刻的变革。亲历过曲折的岁月后，作为人大代表的吴青，25年坚守，以反对票表明自己的态度，以行动维护人们的权利。当人们怀着景仰与思念的心情再次踏进那所老宅时，留下的却是不同一般的“空巢”。房间有些凌乱而冷清，一位端庄慈祥的老人，靠在东墙根，被定格在一瞬间，和那个在阳光下谈《庄子》视频丝毫无差。那双微笑的眼睛，源源涌出的温馨与思念，像洪峰样地奔流，穿越孩子们和几代人的心扉，令人久久难忘！
文坛巨擘张恨水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绝对少不了张恨水的名字，青年的张恨水，本是一名报人，在写稿时，他已开始了文学创作。1914年，他开始使用“恨水”这一笔名，其名，取自李煜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句。从1914年到1919年，这5年中，张恨水写了《青衫泪》、《南国相思谱》等。1924年的时候，张恨水开始在《世界晚报·夜光》副刊上连载章回小说《春明外史》，这部长达90万字的作品在此后的4年多时间里，风靡北方城市，张恨水又发表了另一部更重要的作品《金粉世家》，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但真正把他声望推到最高峰的是将言情、武侠成分集于一体的长篇《啼笑姻缘》。这部小说迄今已有二三十个版本，在发行的当时就因各大电影公司争抢拍摄为电影而成新闻。至此，张恨水的名声如日中天，即使不看小说的人也知道这个作家，就如同不看京剧的人也知道梅兰芳一样。
成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着名作家。“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的张恨水，一生创作小说达120余部，3000余万字，堪称着作等身，古今作家中无出其右者。他的读者上有鸿儒，下至白丁，作品老少皆宜，雅俗共赏，殊为难得。因此张恨水有“中国大仲马”、“民国第一写手”之美称。
美国大思想家爱默生说：“能够简单便是伟大。”张恨水曾说：“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着呢？自然，章回小说有其缺点存在，但这个缺点不是无可挽救的……而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此莫名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
张恨水自觉做到了“为群众的问题”，在“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上，张恨水也有清醒又深刻的认识，他说：“吾作小说，如何使人愿看吾书，进一步思之，如何使人读吾小说而有益。”他认为传统章回小说内容虽丰富，但非现实反映，作家应积极反映现实生活，而不应该让民众“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定终身。”正是在这种“叙述人生，有益于人”的文学观的指引下，他肩负起继承与改造传统通俗文学的任务，走出一条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的创作道路，成为通俗文学大师。他的创作理念，乃不失为今日文坛、荧屏所借鉴。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张恨水研究会会长季昆森先生评论：“张恨水的作品不仅是通俗文学、市民文学，而且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爱国性、战斗性，也很好地做到为群众的问题”。这些集中又突出地表现在他的抗战文学的创作中。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张恨水“心焚如火，百痛来侵”，创作并自费出版了《穹弓集》，隐喻“穹弓射日”，在序言中他写道“今国难当头，必兴语言，唤醒国人”。
1938年到1945年，张恨水在重庆先后主编《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和《上下古今谈》。他明确提出“抗战时代，作文最好与抗战有关，这一原则自是不容摇撼的。”他的文学观从“叙述人生”上升到“替人民呼吁”的现实主义高度，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性、写实性和批判性。在渝八年，张恨水创作了《疯狂》、《潜山血》、《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巷战之夜》、《大江东去》、《魍魉世界》、《水浒新传》、《八十一梦》、《虎贲万岁》等等，共800余万字的抗战作品，成为我国创作抗战作品最早、最多的作家。
张恨水的抗战作品，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关注和肯定。1942年秋，周恩来在重庆接见《新民报》工作人员时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的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张恨水先生的《八十一梦》，不就起到了一定得作用吗？”1944年6月，《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随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毛泽东在接见代表团时，特地向赵超构询问了张恨水的近况，并称赞说：“《水浒新传》写得好，梁山伯英雄抗金，我们八路军抗日，像这样的通俗小说配合我们抗战，真是雪中送炭。”同时，抗战时期，张恨水文学观的进步以及所取得的创作成就，也得到了新文学作家的肯定和赞扬。1944年5月，重庆《新华日报》刊专文，称他“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坚主抗战，坚主团结，坚主民主”，是一位“坚持不懈，精进不已”的作家。老舍先生也发表文章说：“张恨水是最重气节，最富正义感，最爱惜羽毛的人，我称为真正地文人。”
张恨水炙手可热，蜚声文坛时，文友中风传：每天晚上九点，报馆来索稿的编辑便排队等在张恨水家门口，他低头在稿纸上奋笔疾书，数千字一气呵成，各交来人。甚至传闻，他常常左手打麻将，右手写稿，照样按时交出。张恨水的女儿张政笑着否认了这些传闻。“父亲的写作很辛苦，在书桌前，他俯伏了一生。”张恨水自比“推磨的驴子”，“除了生病或旅行，没有工作，比不吃饭都难受。”在张政的回忆中，为履行稿约，父亲“大约每日九点钟开始写作，直到下午六七点钟，才放下笔吃晚饭，饭后稍事休息，然后写到夜里十二点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