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常画的一个题材，便是一群裸女，嬉戏于山涧、湖边，宛如一群山林的精灵，无拘无束，无遮无拦地享受阳光的爱抚，清风的吹拂。裸女们舒展着灵巧而丰满的身躯，母性的气息。轻松的笑容，灿烂的红唇，妖媚而无邪，会让心存恶念的人自惭形秽。在画里，她一身优雅神秘的黑旗袍，蓬松而整齐的中分卷发，漆黑的刘海下高挑的眉，眼如秋水般迷蒙而沉静，一片低回寂静中，但见灿若朝霞的脸颊笼着更加艳丽的红唇，阳光般的照亮了整个画面，并穿透了半个多世纪的尘埃，依然如此光彩夺目地直抵今人的眼前。这幅是她1940年二度赴法后所作，想来，在她对镜自画时，尤如面对万里之遥的亲人，姹紫嫣红的青春岁月，来不及用女子的柔情细细品味，便戛然而止。如今千山万水，滤去了尘世的种种烦忧不堪，剩下的只是怦然心动，只是你情我愿。于是，才有了这般灼热的色调、肆意的点染。
潘玉良虽出生卑微，却性格直爽，尤其自尊自爱，爱国爱乡。在她表现得最好的人体绘画中，简洁地绘完人体白描后，采用了油画背影烘托和点彩技法，而背影亦是淡淡的中国风。江南故园阡陌，细雨滑落的街景，窗下瓷瓶里插着白菊、芍药，线装的唐诗中掩卷沉思，似有海涛声声，仿若深沉低唤，心心念念，点染不尽的都是离国万里，不知何时是归期的乡愁。又有扶着空篮坐在麦秸堆上的女孩，仿佛把娘的吩咐抛在脑后，却在太阳底下打起盹来了。淡墨晕染的背影愈发衬出女孩的白净与麦秸的金黄……再残缺的童年，终究也依稀留着几缕故乡的炊烟，亲人的爱抚，和家园的宁静吧？正如研究东方文化的法国专家叶赛夫所说，潘玉良用中国书画的笔法来描绘万物，不为中国传统书法所拘束。在漫长的旅法生涯中，潘玉良在油画、雕塑、版画等许多领域均潜心研究，游刃有余。而她始终情有独钟的，却还是自己的一杆毛笔。富有东方美的彩墨画成为她漫游西方画坛的一叶扁舟，遒劲的线条和行云流水，非深谙中国书法之精髓者，岂能如此。非得胸有成竹，腕含千斤，方能运笔如飞，一气呵成。而女人体委婉的轮廓、丰润的肌理，用亦柔亦刚的毛笔来表现更是再好不过了。
决定名震遐迩，画坛女杰潘玉良命运走向的两个重要年代是：日本占领东三省抗战爆发和“反右派”的1957年。前者迫使潘玉良二度浪迹巴黎，后者决定了她最终客死异乡。使潘玉良长歌当哭，感怀绪断的是1935年，她在一次画展中展出了一幅作品《人力壮士》，时年日本军已占领东三省，潘玉良在画中画了一位肌肉强健的男子正奋力举起一块巨石，以拯救压在石下脆弱小花儿，寓意着民众抗日意识的觉醒和力量。赤诚的爱国热情，竟被人污以“妓女对嫖客的颂歌”，并趁乱撕毁画作，这对潘玉良的打击真有三年不雨，六月飞霜之冤痛。卑微出身打下的深深烙印，几乎等同于《水浒传》中金印刺面的“罪犯”，历经十几年孜孜不倦的努力，取得的成就抹不去对卑贱的出身，的恶意的嘲弄。虽有凌云壮志，也难奈世俗的流言伤人，坊间的玉石不分。潘玉良借着再次赴法办画展的机会，几乎下意识地逃离了出去，时空流转，纵然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第二次去法国，她生活贫寒寂寞，独灯只影下却并未影响她的创作热情。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女性，她用异于常人的艰难实现了对自己理想的坚持，更实现了对自己原本浮萍一般的命运救赎，这些，是值得任何时代的人尊重的。
潘玉良在法国的40年，时刻未忘关注着新中国的诞生、建设、发展与变化，这本是浪迹异国他乡炎黄子孙的本能，更何况大陆还有提携抚育她成长的恩人、爱人，潘赞化一家人。潘玉良曾经为中华大地的崛起腾飞心潮澎湃，更曾经为无法理解的政治风暴而胆战魂惊。1957年的风云突变，把大批民主人士，知识分子打成“右派”。而“反右运动排除了政治上的同路人，合作者，清剿了文化艺术界学术界的精英，夭折了思想界的哲人，摧毁了建设祖国急需的大量知识分子的前途。”潘赞化思想新派，有胸怀、讲道义、敢担当，是典型的文人雅士刚毅风格，在这场政治狂飙中处境如何？潘赞化又和他曾经追随过的蔡锷将军同样，有过一段相似的浪漫邂逅。在蔡锷英年早逝的追悼会上，小凤仙送上“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的挽联后，悄然离开了八大胡同。颠沛流离，最终走完了她曲折的人生道路。如今她浪迹法国，是否会让潘赞化受到牵扯？而潘赞化又将如何说清，他俩这段缠绵悱恻的传奇姻缘？在国外耳濡目染的是各国政府都在着眼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抢抓工业发展契机。而时年中国却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发动各种运动，大整知识分子，究竟为什么？做为画坛巨匠的潘玉良懵了，尽管自己娴熟地驾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东西方绘画技巧，但她却不知“一张白纸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版面上却要画出乱舞群魔，“牛鬼蛇神”该如何落笔？潘玉良置身于世界哗然，游子惊悚，罔知所措，匪夷所思的海量大陆信息中，目瞪口呆，剪不断，理还乱的疑云萦绕心头，寝食难安。
潘赞化，安徽桐城西乡人，生于1885年，张知行将军的表兄。祖父曾官居天津知府，但父母早逝，由慈祥的伯母戴氏拉扯大。其兄潘缙华在安庆与陈独秀交好，倡导革命，组织社团，年方十六岁的潘赞化热心参与，奔走其间。稍后，适逢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组织兴中会，潘氏兄弟均加入了兴中会。
1907年7月6日，鉴湖女侠秋瑾的战友徐锡麟在安庆组织反清起义失败，清政府疯狂搜捕革命党人，潘赞化因同情和支持徐锡麟起事，被迫再次东渡日本。直到辛亥革命时才回国，投奔新军柏文蔚部。1912年安徽都督柏文蔚派潘赞化担任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不愿把关税上交财政部，而是汇寄到上海同盟会。不久，中山先生巡视芜湖，接见了潘赞化，赞扬了潘的义举，就是在此期间，潘赞化巧遇了张玉良。在初识17岁的张玉良时，潘赞化写下两句诗：“可怜一样娇儿女，强抱琵琶泪眼淋。”自此潘赞化的感情生活中，因为与一代画魂潘玉良的相知、相怜、相爱、相敬传为佳话，演绎了半个世纪的旷世奇恋。
潘赞化逆泰山压顶之历史洪流而动，与玉良结为夫妻，为感其恩玉良自此改姓潘。而充当介绍人兼证婚人的仅有一人，竟是中国革命先驱陈独秀先生，可见潘、陈二人相知之深。潘赞化为其延师授教，并送考入刘海粟为校长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习画，后又助她赴法留学。
潘赞化资助革命党人倒袁，与乡友陈独秀过从甚密。1915年，云南蔡锷通电讨袁，潘赞化赴滇参加讨袁活动。因此获“云南起义纪念章”殊荣。率先树起安徽辛亥革命大旗，发表了轰动全国的“藏书楼演说”。
北伐战争中，潘任柏文蔚部副师长，作战勇敢，指挥有方。1937年抗战暴发，他同仇敌忾，奔走呼号，积极宣传团结抗日。1940年，在外漂泊了大半辈子，已55岁的潘赞化返回桐城老家，潜心教育，为家乡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直到1947年迁居安庆。1953年由章士钊推荐，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深受敬重。潘赞化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有两句诗表达了对章士钊和潘玉良的感激之情：“生我父母，活我玉钊。”潘赞化为了感谢政府对他的照顾，将唯一珍藏革命文物——太平天国旅师酆谟史咏联珠稿本，献给国家，受到省文物馆等部门嘉奖。
潘赞化为人诚恳厚道，爱国忠诚，身高体魁，老年时，长髯拂胸，举止潇洒，行为怪异，乡人称为“桐城怪杰”。潘赞化之所以会出很大的名，是因为他的慧眼识才，点石成金，结识并培养了“两艺齐名”的潘玉良。漫步于人生时空流转中，爱已渐渐升华，即使在潘玉良旅法期间，潘赞化给她的信中写道：“非我不知你，非你不能信我。”晚年潘赞化在回忆任芜湖海关监督时，常发生夜间密捕事件。潘玉良为保护潘赞化，睡不成眠，持手枪为潘赞化警戒，称潘玉良已“参加革命”，并赋诗：“九道门前勤护卫，持枪值宿小戎装。”两人的感情不仅是儿女情长，而是革命同志了。无论是传奇的起点，或是传奇的过程，都更加迷人。如此缠绵悱恻，延续了几代人、几十年的爱情传奇，至今网友仍在称赞潘赞化才是真正的男人。
解放后，潘赞化靠工资养家，生活困难，潘玉良得知几个孙儿连肉都吃不上，伤心地哭了。当时中法尚未建交，她哭求香港的一位老友每月代她汇款给潘赞化。老友为潘玉良浓浓亲情感动，自此每月汇钱给潘家，才渡过这段困难时光。潘赞化为表达对潘玉良的思念，将他小孙取名潘忠玉。
因为世事、时局的原因，潘赞化回绝了潘玉良回国团聚的愿望，两个相爱的人中间隔着万水千山，但心却始终在一起——就像玉良脖子上那根项链，里面嵌有她与潘赞化的合影。在巴黎边缘地带，听说潘老爷为了表达对自己的思念，将他小孙取名潘忠玉时实在动情不小。潘玉良未能留下子嗣，因此她将所有遗产留给小孙潘忠玉。写满遗言的信笺放在枕边，泪水湿润了她的遗嘱。至深至爱，文字难述万一。
1957年潘赞化被打成“右派”，一向以振兴中华为己任，耿直、率真，没有一点世故、圆滑的潘老爷曾经自诩：“自辛亥革命以来凡四十年，排满、讨袁、护国、护法、北伐、抗日诸役，无役不从，无场不在，自问平生唯景仰孙中山先生思想外，未曾慕名位、声势而与背叛先生者同流合污，除以自己所学食俸薪外，其他毫无所取也。“自此潘赞化陷入谷底，穷困潦倒，抑郁成疾，1959年8月病逝于安庆，享年74岁。辛亥英杰，旷世奇恋，传奇人生画上了句号。
那时大陆海外讯息不畅，潘玉良心怀忐忑，几经设法，于1959年还寄给潘赞化一张照片后面写道：“赞兄，你的意中人的心，时刻在你身边。”而此时的潘赞化已驾鹤西去。当潘赞化的遭遇与病逝的噩耗传到法国时，潘玉良悲痛欲绝，青山无语，苍天落泪，万念皆灰，筋疲力尽，就此染病。潘赞化对她有再造之恩，跌宕沧桑旷世情，不顾重洋和万水，灵犀相通永相随。而在他蒙难与弥留之际却未能陪伴他，这份内疚和自责让潘玉良的心瞬间苍老了。1977年7月，一代画魂潘玉良在巴黎永远地安眠了。落葬于巴黎市公墓，碑刻汉字：潘玉良艺术家之墓。但愿两个背负着沉重世俗压力和沧桑历尽的爱人相聚天堂，继续让这段传奇故事萦绕在人间天上。
潘玉良身后留在巴黎大批绘画已不为人知，几乎被扫进垃圾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郁风与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吴作人巴黎之行，就便寻访潘玉良生活踪迹时，应了苍天不负苦心人的古话，在潘玉良终老的拉丁区地窨子里发现她的遗作，有的已霉变腐烂。郁风把完好无损的油画、中国画一一分类，请中国驻法大使馆代为保管。后来，新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候逸民来到巴黎，才把这批作品运回国内，转交安徽省博物馆收藏。多亏郁风古道热肠出面料理，才获得圆满效应，如果没有她的努力，势必不堪闻问。
潘玉良的遗产究竟值多少？仅一幅自画像曾经拍卖出1600多万元的高价。潘玉良画坛巨匠，名闻遐迩，蜚声中外，集一生心血留下2000余件遗作，可谓价值连城，令人垂涎。如果将这些换成黄金，又该有多少则鲜为人知。但当潘玉良的遗作辗转反侧回到国内时，或许出于时局须要，潘家后人将她的所有作品捐献给了国家，只留下一些小作当着纪念。后来，当安徽省博物馆将潘玉良的一些画给买了，潘家的后人不干了，于是官司就有了。纯真的爱国情怀，到后来竟变成人间常见的追名逐利，官场如戏，亦悲亦叹。人微言轻的潘家后代，在这场遗产风波中是侧目而视，抑或胜算在握，耐人寻味，拭目以待。
有朝一日，阁下有幸造访巴黎时，请别忘了去六区的蒙帕那斯公墓，代表华夏儿女向这位客死异国的画坛女杰，深深一躬，在她的墓前献上一束中国大陆甘肃特产的苦水玫瑰。
严凤英与王冠亚
燕子已归来，君在九泉碧落处
2010年4月的一天，春寒未尽，久雨初霁，走出喧嚣闹市，穿过鳞次栉比的高楼豪邸，直奔安徽合肥市桐城路省文化厅宿舍大院，但见一栋50年代建起的老楼，红砖斑驳，尘埃尽染，犹显沧桑过后的不落窠臼。这是一代名仱严凤英老师的旧居，它不是一座陈旧的建筑，而是“刻在砖墙上的地方史”，是碑碣，是政治文献的碑文史料。它承载着波诡云谲的印记，血雨腥风的烙印，是一段重要文献的载体。这里有钩沉往事的伤痕，荒诞历史的重温，呼唤有良知人们对人性回归的呐喊！
心怀忐忑叩响了严凤英去世前与丈夫王冠亚一直居住的房门。王老虽年过八旬，气宇轩昂，精神矍烁，唯腿部不太方便。他深情坦荡地介绍，屋内家具摆设皆和严凤英生前一样，不同的只是客厅多了台电脑，王老平时用它写作和上网。墙上挂着一些严凤英生前参加各种活动的照片，卧室栗壳色双人床上方有一幅放大的严凤英照片，纯朴恬静，光彩亮丽，年轻而秀美的严凤英正面带笑容注视着我们，显得亲切高雅和脱俗。王老的孩子们已成家立业，为了终身难以割舍的那份情怀，老人坚持独居旧室，厮守着有迹可寻的空巢，带着怀旧的欣慰、怅然和空灵，魂牵梦绕中矢志探索严凤英终身热爱的黄梅艺术。尽管这里揭开的是尘封的伤疤，但同样有生命中的婀娜多姿，姹紫嫣红，在追思中清醒，在泪水中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