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佚史》为英国哈葛德（H.R.Haggard）与安德鲁？朗合著的小说，书名原为《世界之欲》（The Worlds Desire），严格地说，这是一部半埃及半希腊的神话小说，其中描写了3500年前古希腊黄金海伦的故事。正如序言中所记述的那样，在这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十分重视原文文学价值的移译。
如上所述，《红星佚史》在周作人的希腊文学翻译生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他早期的这类译作则基本上都是从英文重译过来的。1908年秋，周作人开始学习希腊文，目的是想在学成之后把不够古奥的汉译《圣经》中的“新约”或至少四福音书译成佛经似的古雅的文体。然而事过几年后，他的复古思想发生了变化，当他再次翻看《圣经》时，觉得当时的“官话和译本”已经不错了，于是开始的那一种愿望便被放到了一边。
在以后的几年里，他没有再动译笔，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希腊神话介绍方面。直到1916年，他才又用古文译出了海达罗斯的《媒媪》和《塾师》两首拟曲，并以《希腊拟曲二首》为题发表在《中华小说界》第10期上。他在“题记”中这样写道，“今译二篇，其述塾中师生，及媒媪形状，历历如在目前，今古人情，初不相远，所可笑也”（钟叔河，卷8，1998：188），可见他对于作者及其作品是何等的偏爱。1917年，他又翻译了古希腊忒俄克里托斯的《牧歌》中的第十首，以题为《古诗今译》载于1918年2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2号上。他在“题记”里写道：“Theokritosh牧歌（Eidyllion Bukolikon）是二千年前的希腊古诗，今却用口语来译他；因为我觉得他好，又相信中国只有口语才可以译他。”（同上：206）《古诗今译》是周作人第一次将白话运用于翻译，也是他“所写的第一篇白话文”，因此这对于他来说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也正是有了这“第一次”，他才开始了自己的白话文翻译与创作生涯的。
继《古诗今译》后的十几年间，周作人把创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放在了日本文学译介上，只零星地相继译出过蔼夫达利阿谛斯、海罗达思、郎戈思、琉善的短篇小说以及萨福、忒俄克里托斯的诗或牧歌等。本期比较重要的译文是1922年翻译的琉善的小说《冥土旅行》，其中描写一个借人民的力量而夺取政权的残暴僭主到了冥河边上还要求返回阳间，另外一个穷苦鞋匠则觉得死后平等自由，很乐意进入冥土。小说用的是散文对话体，写出了古代喜剧的精神，它所开创的新体，堪称为后世所宗。
从选材上来看，周作人这一时期的译文明显地带有较强的随意性，分析其中的原因，我们不难从他一贯的风格中找到答案：在他的一生中，学以致用是他始终坚持的原则，比如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对当时的这种心态就作过如下描述：学了希腊文，这样搁置下去，总觉得有点像学了屠龙之技，不大很好，心想译点东西出来，聊以作个纪念（周作人，1999：197）。于是即使再怎么繁忙，他还是要偷闲顾及到全面，以免辜负了早年得来不易的“屠龙之技”。
也许他一方面担心如此下去会真的丢掉了“屠龙之技”，同时也难以割舍1916年他与海达罗斯结下的缘分，于是到了1934年，他在胡适的鼓励下，又把发表过的两首希腊拟曲重新用白话译过一遍，再将同一作者的另外5首拟曲全部译出，连同忒俄克里托斯的5首计4万余字，以《希腊拟曲》为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对于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周作人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满足，他在译本序言中写道，自己平常也曾翻译过一些文章，但从来没有投入过如此多的精力和时间，这本书的译讫实在可喜，因为它表明自己这30年来的岔路不完全白走，其实这也难怪，正如译者所言，《希腊拟曲》是他从事希腊文学翻译生涯中的第一个真正付出了心血的结晶，它不啻还了自己多年的夙愿，所以欣欣然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与此同时，值得庆幸的当然不仅止于周作人本人，《希腊拟曲》问世的意义还在于它为当时纷乱的文坛吹起了一阵清风，因此他的努力与成就也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从1934年到抗战胜利前夕，周作人的希腊文学翻译又一次走入低谷，在将近15年的时间里，他只于1938年翻译了哈里孙女士的《希腊神话考证》和《希腊神话论》两篇文章。这其中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当时的他深深地沉浸到了出任伪职所带来的“荣耀”之中，于是再也没有过多的精力和心思投入到希腊文学的介绍和翻译了。
然而，周作人毕竟不是那种甘于寂寞之辈。1946年下半年，他刚被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不久，便抛开一切烦恼，坚持译完了英国劳斯（W.H.D.Rouse）长达15万字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一书。1949年2月在上海闲居期间，他还翻译了新希腊妥玛格拉罗斯的《希腊运粮记》一文，同年8月，所编译的《希腊女诗人萨波》脱稿，10月，又将《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重新译出。这以后是他希腊文学翻译的黄金时期，从1950年1月到1965年3月这15年的时间里，他总共翻译了几百万字希腊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伊索寓言》（1950）、阿波洛斯的《书库》（1951）、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财神》（1954）、琉善的《宙斯被盘问》（1964）、《卢奇安对话集》（1962―1965）等等。
在这些译作中，值得一提的是《伊索寓言》的翻译。早于1925年10月，周作人就在《语丝》第49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明译〈伊索寓言〉》的文章，文中对金尼格翻译的《况义》一书提出了批评，说它“译文殊不高明”。1950年1月，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造访刚从上海回到北京的周作人，并向他提出翻译古希腊文学一事。过了几天，郑振铎派人送来一册商伯利（Chambry）版的《伊索寓言》，全书计358篇故事，他从3月13日起译，到5月8日译讫，总共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本书于1955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卷首载有《关于〈伊索寓言〉》一篇长序，作者在序言中对伊索其人及其名下的寓言故事作了穷原竟委的考查，并就伊索寓言的价值发表了独特的见解。他认为，《伊索寓言》向来被当作蒙学读物是一种误导，实则它应该是大人读的书，因为里面的教训对儿童来说反而是累赘等等。总之，这本书的特殊意义主要在于它是我国第一个而且也是收录寓言最多的《伊索寓言》白话文译本，除此之外，对周作人本人而言，它也有着某种不同寻常之处：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他“给公家译书的开始”。
当然，最令他满意的还是晚年翻译的《卢奇安对话集》一书。关于这本书，周作人早在50年前就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他还在东京留学，偶然在旧书店里买到一本英国加塞尔书店印行的丛刊，书名是《月界旅行》（A Trip to Moon），里边有卢奇安讲的《卡洛墨涅波斯》和《真实的故事》两篇故事，也就是从那时起，周作人才知道了卢奇安及其作品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事隔多年后，他偶然得到了英国福勒（Fowler）兄弟翻译的卢奇安文集，但原文始终无法找到，只在柏尔书局的“插图古典教材”中得到一册《真实的故事》，从中陆续译出《妓女对话》（其中三则）、《论居丧》（即后来的《关于丧事》）和《冥土旅行》（即后来的《过渡》）几篇后便搁下了。这以后由于世事变幻，翻译卢奇安的打算始终未能如愿。直到1961年，周作人才总算托人从国外买到了出版署拟定翻译的卢奇安的《对话集》希腊原文。他于1962年6月起译这部洋洋40余万言的巨著，于1965年3月终于完成了整部书的翻译。在这50余年的漫长岁月里，为了能够译出这部著作，他曾经有过多少次的等待和失望的痛苦，又曾经付出过多少的汗水和心血，所有这些，局外人很难领略到其中的酸甜苦辣。但无论如何，他毕竟在耄耋之年完成了这部鸿篇巨制，而且译稿又在几经周折后得见天日，这对于作古者也算是一点安慰吧。
《卢奇安对话集》的确不失为一部鸿篇巨制，全书共收译文20篇，内容涉及到古希腊的宗教、迷信、政治、哲学、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而要翻译这种包罗万象的作品，译者应该具备多么渊博的知识也是可想而知的。
从内容上看，这本书所蕴涵的力量可以用《宙斯被盘问》中的一段译文来作一充分的说明：
宙斯你现在问的这些问题，我觉得没有回答的价值了。你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人，是一个学者，我现在要走了，留下你在这里。
库尼斯科斯我还有这么一句话要问你，便是命运住在哪里，怎么能够管理事情，弄得这样的细密，是不是她们只有三个人？她们的生活很是劳苦，而且在我看来，要做这许多麻烦的事情，也不算交上什么好运，似乎她们生下来的时候，定数对她们没有多大的好意。总之现在如果让我选择，我是宁可过我的旧日子，就是再穷苦点也可以，而不想去坐着旋转那纺竿，那里事情那么多，要一件一件仔细看着才行。但是，宙斯，假如你不容易回答这些问题，那末你刚才说的那回答我也可以满足了，因为那些也足够说明关于定数和神意的讨论了。至于其余的事情，那或者是没有注定我能够听到的吧。
《宙斯被盘问》写的是犬儒主义哲学家库尼斯科斯询问宙斯关于定命与神意的矛盾问题：因为万事皆由前定，所以归结到神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这一尖锐的命题和结论。我们知道，作为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和天堂的统治者，宙斯向以智慧和威严而著称，然而在与哲学家的舌战中，他却显得那样被动，他无从回答库尼斯科斯尖锐犀利的盘问，他最终的逃避意味着对自己的否定，也表明了宗教的虚无和哲学的真实。
关于这本书的翻译，晚年的周作人始终是萦绕于怀的，比如他在《知堂回想录》中就有过这样的记述：这回所译的路喀阿诺斯的对话集，是我向来决心要翻译的东西，所以是值得努力一番的；“以炳烛的微光，想担负这工作，似乎未免太不自量了，不过耐心的干下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写成功了一篇，重复看一遍，未始不是晚年所不易得的快乐”。（周作人，1999：567）的确，这种踌躇满志是可以理解的，如上所述，在周作人翻译的所有希腊文学作品里，《卢奇安对话集》可谓是一部最为恢弘的著作，也是他投入心血最多的一部作品，这就难怪他会倍加珍爱，竟至在自己的遗嘱里还要念念不忘。
综上所述，如果说周作人是中国古希腊文学译介史上第一人，或者说他在我国古希腊文学译介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是无人企及的，这样的结论应该说没有任何夸张或言过之处。关于这一点，他那近百篇有关古希腊文学的研究文论以及数百万言古希腊文学经典名著的译述就是最充分的证明。至于其他方面，周作人本人已经用自己的言行给我们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1965年4月8日，已界83岁高龄的周作人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过去因翻译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此为五十年来的心愿，常恐身先朝露，有不及完成之惧，今幸已竣工，无复忧虑。”（张菊香、张铁荣，2000：917―918）是年4月26日，他又在重新修改的遗嘱中郑重地表白：“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同上：919）读到这里，我们也许可以掩卷而思了：在当时贬翻译为“媒婆”、誉创作为“处女”的时代，周作人竟一笔勾销了使他享誉于世的丰厚等身的著述，虽至垂暮之年，仍念念不忘所竟译业，并将希腊文学翻译作为重重的一笔写进了自己的遗嘱，这其中的心境的确正如当事人所言，只有“识者自知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