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一生著译逾一千五百万字，其中翻译约占去一半。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像他那样兼事著译并取得如此成就者恐怕是屈指可数的。就翻译而言，周氏的译介活动可大致分为解放前后两个阶段，而从范围上来看，则可以明显地划分为三块：古希腊文学、日本文学和欧洲文学。再从时间上分析，三者又呈现出交叉的现象，其中希腊、日本文学的译介活动开始较早，但解放以后才真正达到了高峰期，欧洲文学的译介则主要集中在1927年以前，这以后虽偶有涉笔，而从1936年以后，周作人基本上停止了这方面的译介活动。新中国建立后，周作人只翻译了《乌克兰童话集》和《俄罗斯童话集》两本与欧洲文学有关的作品，并与施蛰存合作翻译出版了《显克微支短篇小说集》一书，另外还写过《裴多菲的小说》一文，除此之外，他把全部精力都花在了古希腊文学以及日本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上。
周作人的欧洲文学译介活动也可以大致分为两块：一是东欧和北欧弱小民族的文学，一是西欧国家的文学。关于后者，我们将另章介绍，这里先就前者作详细的探讨。
周作人于1906年秋季来到日本，此时鲁迅也刚从仙台医学专科学校转至东京，决定走文学救国的道路。在这以前，鲁迅曾打算办一份自己的杂志，拟取名为《新生》，周作人来东京后，也加入了杂志的筹备工作，并动手撰写《三辰神话》一文，准备在《新生》创刊号上发表。后来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新生》终告流产，《三辰神话》也就成了未完稿。
尽管如此，两人并没有气馁，而是开始了周作人后来称之为“《新生》甲编”和“《新生》乙编”的两项重要工作。所谓“《新生》甲编”，就是在《河南》上发表文章，借以阐述自己的文学观点。就周氏兄弟的文学生涯而言，这是一个具有开拓意义的时刻，因为就是在这两年里（1907―1908），他们各自发表了一生中的第一批重要文论，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周作人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哀弦篇》等都是在这时面世的。
所谓“《新生》乙编”，就是上、下两册《域外小说集》的翻译与出版，这也可以说是对“《新生》甲编”的实践印证。《域外小说集》第一、二集分别由东京神田印刷所出版于1909年3和7月，内收小说16篇，其中周作人翻译13篇。关于这套书，鲁迅在“序言”中写道：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
一个月后，上海《时报》上登载了《域外小说集》的广告，其中写道：
是集所录，率皆近世名家短篇。结构缜密，情思幽眇。各国竞先选择，斐然为文学之新宗，我国独阙如焉。因慎为译述，抽意以期于信，绎辞以求其达。先成第一册，凡波兰一篇，美一篇，俄五篇。新纪文潮，灌注中夏，此其滥觞矣！（张菊香、张铁荣，1999：81）
“序言”和“广告”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本书用了“信”与“达”的直译翻译方法，二是本书将“文学新宗”引入中国为首开滥觞者。此外还有一点同样重要的是，随着《域外小说集》的付梓，东欧“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开始在中国文坛上亮相，这不啻给国内沉寂思想界吹起了一波涟漪。也正因为如此，《域外小说集》一问世，立即受到了日本文学界的注意：1909年5月1日日本东京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第508期上刊登了一则消息，其中对《域外小说集》作了比较客观的介绍与评价。
然而，《域外小说集》在国内并没有受到人们的及时重视，只是到了后来，才有人开始给予高度的评价，在这方面，台静农先生所言可谓最具有代表性：
《域外小说集》的内容，选择是极严谨的，他选择的小说，一是偏重斯拉夫民族的系统，一是被压迫民族的作品，日本那时的翻译界虽然比较发达，然而还没有注意到这两方面，周作人先生的《关于鲁迅》文中，说得很详细了，他爱斯拉夫民族的系统，那种坚实的反抗精神，同时他同情于被压迫民族的沉重的气息。
比较而言，这种评价的确来得太晚了。究其原因，则正如冯至先生所言：“我们不能不承认它为采取进步而严肃的态度介绍欧洲文学最早的第一燕。只可惜这只燕子来得太早了，那时的中国还是冰封雪冻的冬天。”（郭延礼，1998：446）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也不像鲁迅所说的“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应该说《域外小说集》在当时还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它还是完成了历史所赋予它的使命，关于这一点周作人晚年曾有过如下记述：
但是这努力也并不是完全消灭，因为在“五四”以后发生新文学运动，这也可以看作“新生”运动的继续。当初域外小说集只出了两册，所以所收各国作家偏而不全但大抵是有一个趋向的，这便是后来所谓东欧的弱小民族……换句话说，这实在是应该说是，凡在抵抗压迫，求自由解放的民族才是，可是习惯了这样的称呼，直至“文学研究会”的时代，也还是这么说；因为那时的“小说月报”还出过专号，介绍弱小民族的文学，也就是那个运动的余波了。（周作人，1999：207―208）
周作人的话并没有言过其实，当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时，乃至《小说月报》推出“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以后，周氏兄弟3年前所提出并身体力行的“为人生”的文学思想，终于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流。
回顾周作人早期的译事活动，我们认为他应该是译介“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作品的第一人。早在《域外小说集》付梓以前，他就翻译了俄国斯谛勃鄂克的小说《一文钱》、俄国阿？托尔斯泰的《劲草》、匈牙利育珂摩耳的《匈奴奇士录》、俄国契诃夫的《庄中》等小说，《域外小说集》停刊后，他仍然译笔未辍，先后译出了育珂摩耳的《黄蔷薇》和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炭画》两个中篇小说以及大量欧洲弱小民族文学作家的短篇小说。在这一时期，周作人译出的与“被损害民族的文学”有关的作家及作品共26人约60余篇（部）。由此可见，周作人不仅是介绍欧洲弱小或被压迫民族文学的第一人，而且在整个“被损害民族的文学”译介活动中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