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俄国文学的借鉴并非是一花独放的，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有所提及。严格地讲，“被损害民族的文学”真正所指应该是波兰、芬兰、匈牙利等一批东欧弱小国家的文学。事实上，五四运动的先驱们也没有把全部精力投注于俄国文学的译介上，他们的眼光是远大的，他们同情的是那些与中国命运不仅相似而且相同的被奴役的民族或国家的文学，因为在这样的文学中，他们才真正能够听到从骨子里发出的正义的呼声，能够从中求得帮助自己挣脱锁链的万能钥匙，也能够求得医治民族痼疾的灵丹妙药，这一点至少是当时那一代人的共识。
继《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后，周作人又于1908年12月在《河南》上发表了《哀弦篇》一文，文中对波兰民族及其文学作了详细的介绍。他指出，波兰民族“武勇忠信，富于感情而短于思虑，凡事苟属故国，则急起从之，他非所顾矣”，波兰人“性情卓越，自古见之文章”，读波兰国歌，令人有“悲凉激越”之感，波兰的诗篇，则能“托物寄怀”，皆“哀音发于自然”。波兰决不乏优秀卓绝的诗人，波兰更不乏气势恢弘之诗作，诗中且有他人莫及的特质，即“诗中事物无不与国事相关”，即使是言及爱恋，诗人亦能“缓其小而急其大，于是士女之爱，移易为国家之忧”。波兰诗歌作品另一难得之处在于“诗人之所言，莫非民心之所蕴”，因此波兰举国上下，“民以诗人为导师，诗人亦视民如一体”，也正因为如此，波兰诗人之声才能“达民情，振民气，用尽其先觉之任而已”，即使国家衰亡，爱国之心则未泯灭，所谓人活于魄，国存于魂，魂魄存，则希望在。总之，周作人认为，“诗人者，国之先知，以预言诏民，而民听之”，而波兰诗歌所记，皆悲壮意深，“邦国销歇，身世飘零，托物寄怀，哀音发于自然，慕浮华者将斥之以朴野”，故此他认为，“顾吾窃有取者，良以悼亡伤逝，人情所同，读其诗亦重哀其遇”，言中寄托了对波兰诗人乃至整个民族的深刻同情。
在本文中，周作人还特意提到了波兰小说家显克微支（H.Sienk iewiez），称其《炭画》“技甚神，余人莫能拟也”，又将《酋长》誉为“文情哀怨，斯真波兰之文章耳”。显克微支是波兰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并有一颗渴望祖国解放的火热的心，凭着这样的思想和这样一颗爱国之心，他在创作中便能以最深挚的同情心来反映波兰人民的苦难，能够以最殷切的希望去鼓动波兰人民为争取解放而进行坚苦卓绝和不屈不挠的斗争，而这种文学思想已足以成为周作人将其引为知己的原因了。
显克微支的文学思想与创作态度以及他那充满抗争精神的作品也的确引起了周作人的极大关注，他早在《域外小说集》第一集中就翻译了显氏的《乐人杨珂》、《天使》和《灯台守》3篇短篇小说，后来又翻译并发表了揭露罪恶殖民统治的小说《酋长》以及反映波兰农民悲惨命运的小说《炭画》。《炭画》是显克微支的代表作，它描写的是一场令人震惊的社会悲剧。他在《关于〈炭画〉》一文中写道：“显克微支作短篇，种类不一，叙事言情，无不佳妙，写民间疾苦诸篇尤胜。事多惨苦，而文特奇诡，能出以轻妙诙谐之笔，弥足增其悲痛，视戈戈耳笑中之泪殆有过之，《炭画》即其代表矣。”（钟叔河，卷8，1998：571）正是这种“别无夸饰”并能令读者“愈觉真实”的文体特征，才使周作人深感佩服，以至于发出了“其技甚神，余人莫能拟也”的感叹。
周作人虽然也曾翻译过波兰其他作家的作品，但唯有显克微支是他的最爱，在他翻译的14篇、部波兰小说中，显克微支的小说就占了一半，此外，他还曾多次专文对显氏作过详细的介绍，可以这样说，在所有的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中，显克微支当属周作人介绍最细、翻译最多的作家了。
关于周作人的波兰文学译介活动，这里有必要提到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G.M.Brandes），尤其是他的《波兰印象记》和《波兰文学史论》两书。事实上，周氏关于显克微支的生平材料几乎都是从勃兰兑斯那里得来的，勃兰兑斯论及显克微支的话他也曾一再引用。此外，他的整个波兰及其民族文学方面的知识也都是通过勃兰兑斯而获得的，这一点可见于他早期的论文《哀弦篇》，其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波兰民族斗争之重要性的引述：“吾人征诸史迹，而知波兰一国犹象征也，所以标示人生奥义，人类之自由，邦国之独立也。故观波兰之前路，即可决文明之将来；使其终于灭亡，则必在现世欧州强暴之力为政天下时矣。”勃兰兑斯这种激进的思想自然会引起周作人的强烈反响，勃兰兑斯的这种观点当然也就成了周作人的波兰民族观和波兰文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难怪他会说正是勃兰兑斯才让他知道了世界上有文艺上的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