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介绍弱小或被压迫民族文学作家及作品的文章最早的一篇应为1908年发表于《河南》第4、5期上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一文。在本文中，他首次提到东欧的斯拉夫民族文学之伟大，认为俄国文学虽然为近年来刚刚兴起，却能“思潮奋发”，有“一日而千里”而“并天下”之势：
古史而外，有新进之民，朝气方作，为世界华，而足证前例者，吾当推斯拉夫民族矣……中之著者，莫若俄国。俄故后起，百度咸亚于欧土诸邦，第特美所钟，乃在艺文，思潮奋发，一日而千里。席卷之患，故不尽在甲兵；灵明之蚀，犹城下也。英人爱诺尔德（M.Arnold）曰：俄之文章，后其并天下欤□（钟叔河，卷3，1998：4）
在周作人的这类介绍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很明显的倾向：一是波兰、芬兰、匈牙利等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一是俄国文学。在这里，波兰、芬兰、匈牙利等无疑是被损害的弱小民族，至于俄国，则由于它当时也正在反抗专制，因而它虽然并不弱小，却也被列入被损害的民族之列，而且成为周氏兄弟译介的重点。的确，同鲁迅一样，周作人于五四以前在俄国文学译介方面也投入了最多的心血。据统计，在周作人前期所有的翻译作品中，俄国文学占了最大的分量，而在介绍方面，他也发表几篇系统性很强的重要文章，其中既有宏观的洞察，也有微观的分析，在“文学研究会”所发起的“被损害民族的文学”运动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在这些文章中，《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1920年11月15、16日刊《晨报副镌》）一文代表了周作人自己的思想与观点，也是我们需要重点了解的。
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俄国文学的背景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它的文学发展情形与思想内容也最值得我们注意研究。他还指出，俄国文学不愧为真的文学，它既是社会的，也是人生的，它的成因则缘于俄国社会特别的情形，而正是这一特别的情形，才使得俄国文学迅速发展并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有相同之处，所以我们相信中国的新文学当然也应该是社会的和人生的文学。
在强调俄国文学的借鉴意义的同时，他还从宗教、政治、地理、生活、文学等5个方面分析了俄国与中国在各自国情上的差异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并从中为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找到了希望：中国是一个老的民族，但这一代的人却还是老民族里的少年，我们还可以用个人的力量聚集起具有反抗精神的民族生气，如能汲取他国文艺复兴的思想并借以表现自己特别的国情，新文学的发生将会成为可能，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也将改善全体国民的现实思想。
对任何事物和现象的对比分析，其目的无非在于找出差距和差异并从中找到契合点，也无非要从差距和差异中寻找到更多的能够交互和对话的方面。周作人之所以要对中俄两国文学的差异进行事无巨细的考究，其目的便在于此。此外，他的分析是在首先肯定了俄国文学中有值得中国借鉴的东西这一前提下做出的，这也进一步证明了他的良苦用心。当然，周氏的分析也不乏偏颇和不足之处，但在研究视角和分析手段上，他的取道应该说是领先于时代的，也可以这样说，在向外国文学进行借鉴时，周作人首次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模式。也正因为如此，这篇文章后来才会被一再转录，可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俄国作家中，周作人最为推崇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 sky），他不仅专门翻译了一篇关于陀氏的介绍性文章，而且在别处也曾多次对其进行介绍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比如在《三个文学家的纪念》一文中，他就对陀氏小说写出许多“被侮辱与损害的人”表示了赞许，甚至称其为“文学上的人道主义的至极”，认为“便是托尔斯泰也还得退让一步”，因为他所作的几十篇小说“无一不是惊心动魄之作”。（钟叔河，卷8，1998：421）关于这种“人道主义的至极”以及“惊心动魄”之处，我们可以看一看周作人翻译的《克罗加耶》（Krotkaja）这一被他认为是陀氏最美的短篇小说末章当铺主人的一段话：
把你放在如何一个乐园中呵！我心中已现出一个乐园，我亦想造个乐园给你住。或者你不爱我，但此亦无妨。倘你自己愿意，我们原可以同从前一样的相处，你就只同我谈天，同朋友一样。我们仍旧能够愉快，相视而笑，安乐度日。倘你或爱着别人，——这恐是必然的事情，——你可以去同他散步，同他谈笑。我只立在路旁看着你。啊，这也无所不可，只要你肯再开一开眼，就一刻也好呵！你可能再注目看我，像几分钟前你立在这里，对我说仍为我的诚实的妻那时候呵。啊，你要再开一开眼，一切事情，就都可明白了。（钟叔河，卷8，1998：419―420）
读着这段独白，我们的确能产生周氏所谓的“悲凉殊甚”感，也不能不对主人公寄以深刻的同情。这段独白虽然是丈夫对亡妻的忏悔，但在我们看来，它不啻表现了整个人类之爱，就像《罪与罚》（Crimeand Punishment）中拉科尼科夫跪在妻子面前时所说的那样：“我不是跪在你面前，而是跪在整个人类的苦难面前。”
除专文以外，周作人还常常通过译文“序言”、“后记”、“附识”等形式对有关作家进行介绍，这也是他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在这样的“前言”或“后记”中，周作人往往能够简洁而又不失全面地将所译作品及其作者的情况再现于读者面前，有时还能够做到旁征博引，用他人的观点来增加论述的客观性。下面是他为所译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庄中》作的“译记”：
契珂夫（A.P.Chekhov）一千八百六十年生俄之南，长学为医，后以文章名世，著有传奇数种及小说百余篇。凡所为文，趣旨与西欧迥别。俄人斯忒兰涅克（I.Strannik）论之曰，近世俄国施政至厉，灵智之士不适于生，而庸众反多得志，著者亦尝云，贤人困顿，盖其定命尔！惟世究鲜贤哲，故所图写，以猥琐者为多，而于书中之人，则不寄之同情，特有讥刺而已。如此篇者，即其一也。（钟叔河，卷8，1998：537）
就是这么短短百余来字，译者既介绍了作者的生平、创作风格以及所译作品的格调，又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同时还引用别人的观点对此作进一步的论证。所有这些都无疑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尤其是那些他们不太熟悉的内容与题材独特的“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作品。
众所周知，俄国文学曾一度影响过一大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们，除周作人外，李大钊、鲁迅、瞿秋白、郭沫若、郁达夫、茅盾、郑振铎等都曾与俄国文学有过密切的关系，也正是通过他们不懈的翻译、介绍或研究，俄国文学中的人生的或人道主义的思想才得以引进，并对我国新文学的雏形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换言之，假如没有周作人等一大批文坛先驱们的努力，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发生与发展也许还要走更多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