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的哀禾（Juhani Aho），原名勃罗费尔德（Brofeldt），与莫泊桑、左拉是同时代的作家。他的作品多描述农民和小市民的生活，富于浓厚的乡土气息。早期的作品《父亲拿洋灯回来的时候》等反映了与世隔绝的农村生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这部中篇小说周作人于1921年译出，发表在10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10号“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上，后收入《现代小说译丛》。译文附有一篇“附记”，其中引用了倍因的观点：“哀禾的艺术是将丕佛林多（Pivrinta）的一切的照相的精确与宽宏的善感，与来约南（Reijonen）的真实的滑稽结合而成，但哀禾的滑稽却更广且深；他此外又有优美的空想与活现的想象，——这些特质，在芬兰小说家大抵很是缺乏的。”（王锦厚，1986：238）这些观点一方面交代了哀禾作品的文艺美学特征，同时也说明了他在芬兰文坛上的地位，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也有助于读者对作者及作品的理解。哀禾早年的著作大都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气息，爱国思想也多倾向于歌咏乡土或怀慕古昔之情，只是到了后来，他的创作才开始着重于写实一面。在周作人看来，《父亲拿洋灯回来的时候》既然属于前期的作品，其中更多的不过是滑稽的成分罢了，如此以来，他显然误解或忽略了小说中所蕴涵的那种讥讽的诙谐以及那种深藏在微笑下面的苦楚与悲哀，也即所谓“含泪的微笑”。对于这种“怀慕古昔之情”，周作人的解释是殖民者对芬兰的“宽和”，这当然可视为周作人注重诙谐、滑稽与表现技巧的艺术趣味，但无论如何它与当时整个文坛的氛围是不相协调的。
在丹麦文学中，周作人首先注意到的是作家兼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如上所述，勃兰兑斯的《波兰文学史论》和《波兰印象记》曾引导他认识并爱上了波兰文学，尤其让他走进了显克微支的世界。在《波兰印象记》一书中，勃兰兑斯慷慨激昂地疾呼：“波兰兴废之机，在今日为一大事，是不啻即定民心暴力孰长世界也。使波兰而当亡，则天下自由之种灭，而独立诸邦亦将尽废矣；使其不然，则自由之势盛，强暴当去，而波兰亦得自立。百余年来波兰为三雄所分宰，如砧石然，受其锤击而未碎；今之所决，非锤击当止，则世界文明当销散也。”这呼声曾在周作人心中引起过强烈的共鸣。
周作人对勃兰兑斯的介绍基本上是与波兰整个民族与文学交织在一起的，比如他在《艺文杂话》中还翻译过《波兰文学史论》中的一段诗文，诗文记述了外族入侵所致民族灾难，其文悲凉惨淡，凄清优美，现录于下：
吾问白杨，若胡戚戚，宁老霜冻脂，暴风振柯，抑彼寒泉，浸根下土耶□杨曰不然，风霜泉水，借不为害，第有鞑靼，来自殊方，折吾柔枝，然作炬火，芳草青青，蹂为土矣，及今设燎之处，草不复生，禾黍摧残，有若秋茇，胡马渡川，兽为不饮，引弓射人，唯入坟墓，创乃愈耳。
引文下云，波兰诗人密克微支（Mickiewicz）儿时，曾闻此歌，至此所感深埋于心，其后在文学创作中，为诗多以复仇为主题，志在唤起国人抗击外族蹂躏的雪耻精神，他与波兰另一位诗坛奇才斯洛伐支奇（Slowacki）并称为复仇诗人。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引用勃兰兑斯所言对密克微支诗篇《死人之祭奠》的评介：“惟吾神灵，已嗅血腥，一？而起，有如血蝠（Vampire），欲人血也。喝血喝血，复仇，复仇！仇吾屠伯！天意如是，固报矣；即不如是，亦报尔！报复诗华，盖萃于是，使神不之直，则彼且自报之耳。”周作人所引诗文悲凉凄清，鲁迅所引诗句震耳发聩，两者虽然一柔一刚，但都表明了勃兰兑斯对波兰文学独具慧眼之处，也说明了他对波兰文学的介绍之于五四文学家的重要影响。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除芬兰、丹麦外，周作人又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和《哀弦篇》中提到了波希米亚、保加利亚、亚美尼亚等弱小民族，称其“虽弹丸黑子之地，亦均文风渊朗，足以自雄”。（钟叔河，卷3，1998：4）推崇之至，溢于言表。
值得一提的还有周作人在《哀弦篇》中对犹太作家的介绍。我们知道，犹太人是希伯来人的后裔，属以色列民族。公元1、2世纪罗马帝国统治期间，绝大多数犹太人被赶出居住地巴勒斯坦，流散到欧洲等世界各地，直到1948年才恢复成立以色列国。在此以前，欧洲犹太人一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深重压迫，这样犹太民族的境遇也引起了我国五四文学家的同情，犹太民族中优秀的作家也受到了他们的关注，正如茅盾先生所言：
犹太人现在是被压制的民族；他们受人唾骂，鞭打，所以他们的文学自然而然的都成了同情于第四阶级的文章。他们有宗教，他们对宗教的信仰极坚，因而对于将来的信仰也极坚，虽然是在“湿漉漉的抹布”生活里，意志终不懈怠，精神终不颓丧，《禁食节》里便含着这种思想。
周作人对于犹太人也抱有一样的同情心，他在《哀弦篇》中首先引用了拜伦的《希伯来小调》（Hebrew Melodies）一诗：“狐狸有窟，鹧鸪有巢，民有乡土，以色列人独余邱墓。”接下来分两派对新希伯来诗人作了详细的介绍：一是迦理尔派，一是西班牙派。前者以诗人迦理尔（Kalir）得名，迦理尔生于公元9世纪，一生诗作200余篇，多咏叹故国，如其中一首写道：“神听吾言，拯此下民，复昔日葡萄之园，斥生客而去之，扶什翁废门，复吾民故土也。”顾名思义，西班牙派诗人都居住在西班牙境内，其代表人物是哈思陀（Chasdai Shaprut），与迦理尔属同时代人。哈氏著名诗篇有《什翁之诗》，其中写道：“孰能为吾先导以访灵迹乎？是昔天使照临古德之地也。又孰能假吾羽翼以返故乡乎？俾歌吟吾得息倦足于废墟也。”（钟叔河，卷8，1998：364）
关于周作人对犹太民族文学的介绍，我们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尽管周作人也译介过新犹太作家的作品，如宾斯奇的戏剧《被幸福遗忘的人们》等，但他所选择的大都是年代较为久远的作家。然而就这些作家的作品而言，我们仍不能否认其现实意义，因为在周氏看来，它们都具有反抗压迫的人道主义或爱国主义的主题，而这一点与“被损害民族的文学”运动的宗旨恰恰是合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