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五十年》一书的作者曹聚仁先生指出：从时代的观点来看，我们是不能不选择鲁迅那个方向的，但就文艺上的成就而言，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我们也承认周作人在文学上的成就之大，不在鲁迅之下；而其对文学理解之深，还在鲁迅之上”（曹聚仁，1997：193）。的确，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在与时代思想保持一致的同时，对“被损害民族的文学”运动理解也有他自己的独特之处：一方面，就所译作品的内容而言，他基本上能够像别人一样自觉地与时代及历史的要求保持一致，他也十分注重所译介作品在思想上的启蒙作用，也即作品在“载道”上的功利性或“益智”的功效，只是他在取道上是温和的，决不会发出“我爱某某某”或“我和某某某结婚了”的失声痛呼，而在思想上所取的则是人道主义，所强调的更多是作品中“博爱与无抵抗”的精神。另一方面，他又具有一种就当时而言还算崭新的观点，即在介绍和翻译过程中重视作品的艺术体式、风格的多样性与独创性以及作品在文学上“能移人情”的艺术感染力。关于第一点，我们可以看看下面一段话，其中可见周氏当时乃至毕生所追求的文学创作与翻译思想：“但这并非同派的小说中间，却仍有一种共通的精神，——这便是人道主义的思想……这大同小异的人道主义思想，实在是现代文学的特殊。因为一个固定的模型底下的统一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堪的；所以这多面多样的人道主义的文学，正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学。”
关于第二点，他在俄国作家库普林的《晚间的来客》“译后记”里也作了十分透彻的说明：我译这一篇，除却介绍库普林的思想之外，还有别的一种意思——就是要表明在现代文学里，有这一种形式的短篇小说，小说不仅是叙事写景，还可以抒情；因为文学的特质，更在感情的传染……这抒情诗的小说，虽然形式有点特别，但如果具备了文学的特质，也就是真实的小说。
周作人如此感发是有其理据的，因为在他看来，高尚的理性虽然是人类所必须的特质，但假如感情不曾改变，对理性的高谈阔论便永远只是空言空想，永远没有实现的时候。换言之，真正的文学应该能够陶冶的感情，它一方面固然能将人道主义的思想传给我们，但同时也应将我们的主观思想从理性移到感情，从而在我们的心底里刻下深深的烙印，成为从思想到行动或事实的枢纽。周作人的这一段话还具有另外两层重要意义：一是他在此首次提出了“抒情诗的小说”的概念，并强调小说的审美趣味，而这种审美趣味与艺术风格正是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学历来所缺少的；二是情趣问题，在他看来，情趣的缺乏，归根结底反映了思想、情感世界的局促，反映了人的心灵因受压抑而呈现出的不自由状态，这一点只能显示思想与情感的肤浅，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渴望个性解放、人民觉醒的一代先驱所绝难忍受的。周作人介绍与倡导诙谐与忧郁为一体的讽刺小说，借此改造民族审美趣味，进而影响民族性格，这一点充分地显示了周作人五四时期小说翻译理论的启蒙主义特色。（钱理群，1991：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