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到7月，周作人写了一篇题为《我的杂学》的文章，全文共20节，两万余字，其中详尽地记述了他毕生对“杂览”与“杂学”的矢志不渝的追求。文章首先取了《儒林外史》第49回高翰林揶揄马二先生“讲的都是些不中的举业”一语，接着又引用第18回举人卫体善批评马二的话说：“他终日讲的是杂学，听见他杂览倒是好，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乱闹，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周作人所谓的“杂览”与“杂学”即源于此。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卫举人这里所说的“文章”指的是八股文，“杂学”指的是八股以外的普通诗文，也即是高翰林所说的“不中的举业”，而周作人的“杂学”显然另有所指。但尽管如此，马举人的话在他看来总觉得像是说自己似的，于是便有了以下的感触：“我平常没有一种专门的职业，就只喜欢涉猎闲书，这岂不便是道地的杂学，而且又是不中的举业，大概这一点是无可疑的。”他又说：“我平时所写（也包括所译）的东西好坏自知，但褒贬却多不相符，往往有针小棒大之感，不满意者理所当然，因为自己讲的是不中的举业，至于所好的，其实何尝又有什么长处，至多是不大说谎，以及多本于常识而已，而假如这常识可以算是长处，那么这正当是杂览应有的结果，我们断章取义的借用卫先生的话来说，所谓杂览倒是好的了。”
周氏的这番话应该作何理解呢？我们知道，在周作人的性格中，谦逊敦厚是他一贯遵循的原则之一。遍观其一生的著述，他提到自己的某种长处或好处的例子可谓是罕见的。因此我们不妨说，他这里所言虽然带有调侃的意味，但玩笑似的口吻里却深藏着难以言表的心情：杂览与杂学于他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正如他自己所言，除了涉猎闲书，“他平常没有一种专门的职业”，但如果从反面来理解这句话，涉猎闲书、杂览无际岂不正是他毕生追求和营造的胜业吗？
这一点并不是从逆定理中得出的简单的结论。在他长达60余年的文学生涯中，无论是创作还是翻译，他所成就的一切其实就是这种杂览与杂学的结晶，或者说，正是由于他对杂学的不知疲倦的追求，他才会有永不枯竭的创作与翻译激情，同样，正是由于他要为自己的创作与翻译挖掘永不干涸的源泉，他才要站在“古今中外派”的立场上对各种知识兼收并蓄。总之，对周作人而言，杂览与杂学就是他的生命，没有广博的杂学，就不会有那些极其丰厚的文学创作与翻译方面的成就。
要对周作人的杂览与杂学进行全面的探讨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选题，因为他是我们所知道的一位真正的“杂家”，精通古文、古典文学、神话学、童话学、儿童学、女性学、博物学，研究过性心理学、医学史、妖术史、语言学、绘画、乡土与民艺、俗曲与玩具、日记与尺牍等等，而要将这一切与他的创作及翻译之间的关系事无巨细地梳理出头绪来，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的确是不胜其力的，鉴于此，我们只能就有关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周作人对杂学的最初兴趣应该追溯到他的少年时代。13岁以前的传统蒙学教育并没有给予他更多的东西，他从中只学会了识字，即使是文言上的基本能力，也是从四书五经以外得来的：“教我略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是《古文析义》。”读完《聊斋志异》等旧派小说后，他又一发而不可收地转向了《阅微草堂笔记》之类的传奇志怪，接着又转向了“唐代丛书”这部奇书，而“唐人荟萃”中的《尔雅音图》、《毛诗品物图考》、《毛诗草木疏》、《花镜》、《笃素堂外集》、《金石存》等书便是他杂学入门的课本。从此他就养成了这种非正统的择书和读书习惯，并把阅读扩大到了更广的范围：一是关于《诗经》、《论语》疏注类，二是《说文解字》、《尔雅》文字与方言类，三是风土、杂记等文化史类，四是年谱、日记、游记、家训、尺牍类，五是农疏本草等博物类，六是子部杂家笔记类，七是大乘小乘佛经语录类，八是乡贤著作类，等等。在科举风盛的时代，周作人一头埋进这些与八股文格格不入的非正统的“闲书”堆里，此举当然会受到世人的“嫌憎”，但于他而言，所有这些原本都是很严肃的东西，世人的轻薄正说明他所追求的意义所在，而且事实进一步将证明，周作人的抉择的确不乏智者的眼光，至少就他本人而言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