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周作人首先是以翻译家的身份亮相于文坛的。早在新文学运动以前，他就翻译了30余篇短篇小说及7部中篇小说，并广泛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家和作品。新文学运动之始，他于1918年1月又在《新青年》发表了翻译论文《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以后《新青年》各期上几乎都有他的译文，直到1922年左右，他的文学活动主要还是以译述为重点的。这一时期译出的古希腊、日本等国家的文学作品分别以《陀螺》、《点滴》、《冥土旅行》、《狂言十番》、《空大鼓》、《现代日本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等为书名结集出版，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此外，他还撰写了《安得森的〈十之九〉》、《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致钱玄同》、《译诗的困难》、《翻译与批评》、《翻译文学书的讨论――致沈雁冰》等多篇翻译研究论文，并在译文前言、附记中多次论及翻译问题。就周氏整个翻译生涯而言，这一时期应该是他最为丰厚的收获季节之一，此时他的翻译理论及翻译思想得以形成并臻于完善，而且最能体现这些翻译理论与思想的译作也大都是在此间问世的。
1923年至新中国建立前夕，周作人将主要精力转向了创作，即便如此，他并没有完全搁置译笔。据不完全统计，周氏在这一时期译出的作品达200余篇（部）之多，即使在附逆以后，他还翻译了日本作家坂本文泉子的《如梦记》、英国哈理逊的《希腊神话论》等。1949年南京服刑期间，他竟还有心情译出了英国作家劳斯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一书。此外他还撰写了《书名的统一》、《林琴南与罗振玉》、《嚼字》、《非逻辑》、《希腊人名的音译》、《明译〈伊索寓言〉》、《〈遵主圣范〉》、《逻辑的译名》、《学外文与译书》、《谈翻译》等多篇翻译研究论文，加上众多译文序跋、后记以及为别人所作的译文序中的零星论述，周氏的话题几乎涉及到了翻译操作的方方面面。
1950年始，周作人进入了翻译活动的又一个黄金时期。在此后的几年里，他撰写了《名从主人》、《名从主人的音译》、《谈翻译》、《〈伊索寓言〉》、《重译书》、《重译书与重出书》、《译名问题质疑》、《遐寿同志的来信》、《关于编写中国翻译史的意见》、《翻译与字典》、《翻译计划的一项目》、《翻译四题》、《误译二例》、《英语本位的音译》、《翻译工作专业化》、《童话的翻译》等十几篇关于翻译的文章，这里既有他对前期观点的修正与总结，又不乏许多新的思考与见解。同时在翻译实践上，周氏也开始了一生中最为丰厚的收获时节，先后完成了《伊索寓言》、《日本狂言选》、《显克微支短篇小说集》（合译）、《乌克兰民间故事》、《俄罗斯民间故事》、《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合译）、《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日本式亭三马著）、《枕草子》（日本清少纳言著）、《古事记》（日本安万吕著）、《石川啄木诗歌集》（合译）、《对话集》（路吉亚诺斯著）、《平家物语》前7卷等大部头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他在这一时期的译文最充分地体现了作为典型的学者型翻译家的严谨风格。正如文洁若女士所言：“每一部作品，他译起来都挥洒自如，与原作不走样。最难能可贵的是，不论是哪个时代的作品，他都能够从我们丰富的语汇中找到适当的字眼加以表达。”文女士曾长期从事周作人译本的编辑工作，因此她的评价应该不会有言过之处的。
纵观周作人毕生的翻译活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在翻译实践上还是在翻译理论方面，他都做出了显著的成就和贡献。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周作人翻译研究之于我国文学史与翻译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以及有关周作人翻译研究的未来走向稍事分析与探讨。
首先，周氏曾于五四时期前后提出过先进的翻译思想。同鲁迅一样，早期的周作人也曾受到梁启超等人翻译思想的影响，强调翻译之于“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重要意义，所谓“沉沉奴隶海，乃有此奇物，亟从欧文移译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即可以视为周氏初登译坛时激进翻译思想的萌芽。很显然，这样的翻译思想是以借鉴为宗旨的，可以这么说，随着认识的深化，至五四运动前后，这种异域文学思想的借鉴贯穿了周氏翻译活动的始终，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周氏的翻译思想也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因而也汇入了整个新文学运动中翻译思想的主流。就新文学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情况来看，异域文学思想的输入不啻起到了催生与先驱作用，这一点可以用周作人1918年1月发表于《新青年》上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一文加以印证。从时间上来看，《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的发表恰是火候，因为此时以“人的文学”为宗旨的新文学运动已蓄势待发；就作用而言，它又很可以说是一篇号角似的文章，它的发表可视为周氏即将演绎出的“文学即人学”这一泊来思想的先声。比如《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中有作者对陀氏《罪与罚》一书的评价：“使我辈听见最下等最秽恶最无耻的人所发的悲痛声音，他们堕落的灵魂，原同尔我一样。同尔我一样，他们也爱道德，也恶罪恶。”对于陀氏笔下的畸形人物，周作人深表称赞与同情，因为他们真正体现了自然的人性，能够让人体会到那种“人性的美”。展示自然真实的人性以及“人性的美”，事实上就是五四初期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新文学运动先驱们所倡导的“人的文学”或人道主义文学的核心。
其次，周作人也曾与鲁迅一起大力提倡过“异域文术新宗”所具有的艺术性对于移人之情及“涵养神思”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关于这一思想，他在《红星佚史》译文序中作过生动的说明。他指出，世之为文辞者，不外乎“学”与“文”二事，“学”可以“益智”，“文”则能够“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他继而将小说归入“文”之行列，认为小说的作用即在于“能移人情”。“文以移情”的提法一方面丰富了周氏自己的翻译思想，此外就当时情况而言，移情一说也对梁启超等人提出的翻译以“改良思想”、“补助文明”这种只注重“益智”一端的翻译观点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这样的纠偏显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实际意义，它能对翻译的实际操作过程――原文的选择、译者的态度、理解与表达、译文的接受等――起到导向作用。
由此可见，一种能够汇入主流并具有独特视角的翻译思想在特定的时代有着特殊的意义，而对于这一现象的挖掘与反思无疑也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在翻译理论上，周氏曾提出并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这一体系以“直译”为中心，但又不囿于对“直译”的机械的理解与解释。从“词致朴讷”、译文“弗失文情”，到“竭力保持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等，读遍周氏前期有关翻译的论述，可以发现“直译”是他始终如一的观点。然而周氏真正得到认可的“直译”观又是在不断完善后形成的。在答复张寿朋的《文学改良与孔教》来信时，他曾有过“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之类的论述，并且还认为这样的“直译”才是“最为正当”的方法。这样的表述显然具有某种义气成分，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氏翻译实践的真实的一面，否则若干年以后，他就不会在《陀螺》译文序中重申自己的“直译”观点了：“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就是信与达。”在这里，“信”该是“直译”，“达”应为“通顺”，而“通顺的直译”便是周作人平生从事翻译始终恪守的原则了。
我们知道，“直译”与“意译”是中外翻译史上至今仍争论不休的话题，其间自然是流派百出，观点纷呈，而作为一家之言，周作人的“直译”观也是有其独到之处的，因此在研究翻译流派时，周氏的观点也理应占有一席之地。至于周氏后期的翻译观点，当然也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其中所谈到的问题至今看来仍不失其借鉴价值。
就翻译实践而言，周作人的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恐怕是少有人可比的。关于周氏的译作，我们不拟多作罗列，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周氏的译品不仅仅是以数量胜出，即在对象的选择上，也有其独特的价值。这里最应当引起注意的是他的古希腊文学及日本古典文学翻译，从某些方面来看，周氏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成绩不仅在当时具有筚路蓝缕的意义，即便到了今天，某些译作仍然占据着孤品的地位。除此之外，对周氏翻译作品的研究也不乏其他方面的意义，比如作为翻译文本的历史人文价值、作为文学借鉴的比较鉴赏价值等等，换言之，对周作人译文本身的研究也有着一定的时代和现实意义，周作人译文文本研究也应成为周作人翻译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最后，关于周作人作为翻译家所具有的独特风格的研究，其中也不乏启发和借鉴价值。首先值得提到的是周作人对翻译事业的热爱以及他从事翻译的勤奋精神。他对于翻译事业的热爱，应该说是少有人能比的。他一生翻译过大量的作品，并将自己的翻译与创作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他在专文、译文序言、后记中讨论翻译，他在创作中时常谈及翻译，他与人通信也念念不忘翻译，就连给溥仪的信中也规劝这位清朝末代皇帝到国外去学门外语，学成后回来做些翻译工作。的确，就其对翻译的热爱程度来看，也许我们很少能够找到一位能像他那样把翻译作为自己毕生的“胜业”去追求的译者了，也许我们很难找到哪一位以创作享誉于世的作家能于晚年全身心地做起了翻译，或许我们也不易找到一位能像他那样将自己的翻译在遗嘱中重重写上一笔并一再修改的人了。他一生中之所以能译作等身，是与他对翻译事业的执著是分不开的。
此外同样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翻译家。首先，他那种认真的翻译态度也是少有人能企及的。据文洁若女士回忆，本着编辑严谨的态度，每次遇到周作人的稿子，她总是搬出原文来校对，然而却从未找到过差错。其次值得一提的是，他常常是翻译与研究并重，每翻译一部作品，都力所能及地找到几种版本，然后选定自己认为最可靠的版本再行翻译，如果个别注释参考了其他版本，就在注文中一一说明。每部译稿，他都要加上详细的注释，并在前言后记中交代作者生平与历史背景、作品的艺术特色、个人对作品的理解等，而且立论精辟，恰到好处，所有这些对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都有很大帮助。给译文加注的确是周氏译文的最大特点之一，每译一本书，他总是希望在书后多加一些注释，而出版社则总要求他把注释一再压缩，这就形成了译者与出版者之间的矛盾，但更多情况下只能是他迫于无奈而把注释压缩到最低限度。这一点常使他感到苦恼，而这也可能是一切典型的学者型翻译家或职业译者最大的苦衷了。客观地说，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翻译较为深奥的作品时，为译文加注还是很有必要的，就此而言，周作人的苦衷也可以理解了，因为他翻译的对象大都属于这类作品，特别是那些内容古奥的日本古代文学作品和古希腊文学作品，不经过注释，势必会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除此之外，他这样做也还有另一种目的，也即为有志于做进一步研究工作的读者提供参考，而在一般的读者那里，则可以自由取舍了。
应该承认，周作人翻译风格研究可以为今天和未来的翻译工作者提供借鉴作用，周氏严谨的译风和对翻译事业的执著精神也有助于我们克服当下译坛所盛行的浮躁风气等种种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