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五四译坛上，“周氏兄弟”几乎是作为专有名词而成为人们共同褒贬的对象。《晚清小说史》一书的作者阿英这样评述道：“晚清翻译小说，林纾影响虽然最大，但就对文学的理解上，以及忠实于原文方面，是不能不首推周氏兄弟的。”（阿英，1986：220）与此相反，梁实秋等人则把他们的译文贬为“硬译”、“死译”、“好像看地图”，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实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此外，关于周氏兄弟各自的翻译，不少人也曾作出过褒贬不一的评价。1925年，谭正壁在《中国文学史大纲》一书中指出鲁迅翻译的小说“实较乃弟为佳”，周作人的译文“太西洋化”了。1919年，《新青年》上发表了钱玄同《关于新文学的三件大事》的通信，信中说：“周启明君翻译的外国小说，照原文直译，不敢稍以己更改。他既不愿用那‘达诣’的办法，强外国人学中国人说话的调子，我认为他在中国近年的翻译界中，是开新纪元的。”1941年，《北半月刊》登载了木曾的《翻译新义》一文，文中这样写道：“民国元年为新文学理论的建设年，至民国七年便大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就中以周启明先生的成绩最佳。周先生的译书即用直译法，胡适之先生之《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他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与口气，近年来很少有人仿效，是国语欧化的一个起点。’”上述两派的评价或推崇之至，或贬低之极，实令人无所适从。这里我们不妨从两人的译文中各摘录一段文体相当的内容，通过客观的分析与对比，试从中得出较为确当的结论。
有人说，小儿的睡相，是纯朴，可爱的。我曾经这样去看着，对它凝视过。但在今却不这样想了。夜一深，独自醒着，凝视着熟睡的小儿，愈凝视，我的心就愈凄凉。他的面颊，以健康和血气而鲜红。他的皮肤，没有为苦虑所刻成的一条皱。在那不识不知的崇高的颜面全体之后，岂不是有可怕的黑暗的命运，冷冷地，恶意窥伺着么？
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依竹窗茫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的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
简洁、凝练是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特色之一，而这一点正完美地体现在了上述引文里；就整体而言，译文中根本看不到因过分强调直译或勉为其难地进行硬译、死译而造成的拖泥带水或生吞活剥的痕迹，它既再现了原作者所特有的细密的笔触，又不失表达上的优美与流利，读来颇耐人寻味。周作人的译文一方面也体现了自己散文创作中特有的冲淡平和的韵味，同时又相当成功地再现了永井荷风的唯美主义艺术风格，默默吟上一遍，我们不难从字里行间品味到那种措辞不雕不腴之美，笔调婉曲纾徐之妙，在折服于译者娴熟的语言驾驭能力的同时，又会不期然地淹入一种幽玄凄清的境界；也许有人会说译文在结构上不甚紧凑，但笔者看来，这种散而不乱的句式恰恰表现了原作中所蕴涵的那种缱绻的“无常”、“无告”与“无望”的感触。一般认为，日语在表达上质朴而和谐，描述时优美而含蓄，但这些妙处在翻译中却最是难以言传，译出来的东西大都会流于生涩拗口，就此而言，上述两段引文已足见译者极其深厚的语言功力了。
通过分析与对比，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上文中所引各家的评论都不免有偏激或言过之处。公允地说，周氏兄弟的直译观点并无过分挑剔的余地，因为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两人都曾推出过大量优秀的翻译作品，但同时应当指出的是，作为一种观点，它又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并臻于完善的过程，因而在早期阶段也就难免会出现某些不甚成功的译文；其次，关于两人各自翻译实践中的成败优劣也不易从简单的译文抽样调查中得出定论，我们认为，如果单就译文中的优点而言，只能说是各有千秋或各具特色罢了。
总之，最为难得的是，在我国新文学运动的拓荒时代，无论别人如何褒贬，周氏兄弟一直在迎着料峭的春寒，孜孜不倦地携起手来，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攀登“通天塔”的道路。尽管两人后来分别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他们各自为繁荣我国草创时期的翻译事业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却永远是无法抹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