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阿里木
整理|潘 宁
2月3日，靠卖羊肉串资助贫困学生的草根慈善家阿里木当选“2011感动中国人物”。
我是阿里木。
没错，就是那个卖羊肉串的阿里木。
来，握握手，亲爱的朋友，让你等了我八个多小时，非常不好意思。我是去送一批羽绒服的，多好的羽绒衣，来，你摸摸看，厚得很。
但牵头的人是个混蛋，想出风头，把我们拉到那么远的一个地方，来回要五六个小时。毕节边上，那些农村，有多少穿不上棉袄的人们，送给他们不行吗？
我阿里木做事，从来不是这样的风格。
他们说，阿里木，你现在出名了，脾气也大了起来。可在我自己的眼里，阿里木这颗心没有变。
但是，亲爱的朋友，阿里木确实有很大的变化，阿里木会想很多很多的问题，他是一个会思考的人了。
我开始变得越来越快乐，有时候站在那里烤肉，心里突然一阵高兴，烤肉的样子就像跳舞。
如果，当年我的哥哥没有因为赌博欠债，家里闹得鸡犬不宁，我可能不会从家乡跑出来打工，背着烤肉的炉子替他还债，后面的一切事情可能都不会发生。
阿里木会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
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也常常这样问自己。反正，你不会坐飞机从杭州那么远的地方跑来采访我。
在毕节，我帮助过的第一个学生叫周勇，才11岁，得了肾病。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全身都浮肿了。他坐在床上写作业，边上有一张考卷，考了100分。周勇家当时没钱给他医病，家里人都快放弃了。我觉得真是太可惜了。
我和周勇的妈妈说，我帮你想办法。
周勇妈妈不相信我。
她后来才告诉我，当时我看你也像过苦日子的人，吃饭只吃一个馒头，拿一瓶水在那里喝。她说，当时我在想，你怎么能帮到我的小孩？
我怎么帮？我给毕节的报社打电话。我告诉他们，周勇需要治病的钱。他们得到消息后就开始写报道，很多人开始给周勇捐钱，周勇三个月后就看好了病，出院了。
周勇的妈妈不会看报纸，她不知道是很多人在帮助周勇，她觉得是我在帮助她们一家，要报答我。我不想让她有一种被施舍的感觉，想了个办法，让她每天来帮我串羊肉串，一个月付给她1500元工资。
烤一串羊肉串能挣多少钱？三角钱不到，每天要站十多个小时，中间我只吃一个馒头，有时候吃一碗凉粉。你看我个子那么大，一碗凉粉能吃饱吗？
但是，帮助周勇这件事，让我心里很快乐。
我开始变得越来越快乐，有时候，站在那里烤肉，烤着烤着，心里突然一阵高兴，烤肉的样子就像跳舞。
离开家乡时，我的样子很失败。我在供销社上班，给他们赊账，但没人来还，工作就没了。
以前我很不快乐。
我是走投无路，才到贵州毕节来的。
我的全名叫阿里木·哈力克，1971年出生在新疆。在新疆石河子当了三年兵，1992年退伍后，在当地的供销社工作。
1997年，我一个人从乌鲁木齐来到西安，在钟鼓楼那一带摆摊烤羊肉串。
离开家乡时，我的样子很失败。
我们那儿的人穷，我在家乡供销社上班时，很多人来买米、买肥皂、买盐，一家人等着要用，又一下子付不起钱，我就答应给他们赊账，但没人来还，结果两年不到，就欠了供销社一万多块钱。我阿里木拿不出这笔钱来垫付，工作没了，家里也待不下去，只能跑出来谋生。
西安有很多烤羊肉串的小贩，我是新来的，他们就想赶跑我，他们都是一伙一伙的，掀摊子，追着我打，随便打。他们手上都有砍刀，先用刀脊打你，你要是一还手，他们的手腕一转，刀背变成刀刃，直接就砍过来了。
我不能还手，只能跑。在西安只待了5天，就跑了出来。去郑州，也一样，也有烤羊肉串的同行，也这样对付新手。
想不挨打，不被赶跑，除非你给他们打工。
那年我26岁，一路流浪，去过广西、重庆、成都，一路给同行打工，烤羊肉串呗。经常住在露天，夏天的时候蚊子叮你一个晚上。有一天醒来，鞋子被人拿走了。后来在垃圾桶里找到一双别人丢掉的鞋子，有42码这么大，刚好能穿上。
我给他们打工，一个月有200块钱。好一点的老板管我们吃住，伙计们住在一起。有时候就算拿不到工钱，也毫无办法。
那个时候，亲爱的朋友，我总在心里问自己，大家都是辛辛苦苦出来打工的人，同是天涯沦落人，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别人呢？
那时，毕节的街道上乱哄哄的，和现在没法相比。但那里，一个卖羊肉串的小贩都没有。
我流浪到了毕节。
那是2000年，毕节街道上乱哄哄的，城市规划得很不好看，没法和现在相比。神奇的是，那里，一个卖羊肉串的小贩都没有。连个影子都没看见。
我对自己说，阿里木，这下，你可以安心在这里做一点生意了。毕节是我的绿洲。
烤羊肉串的生意一直很好，但也很累，我一个人一天要站10个小时，没有人帮我，饿了就吃馒头。
我的一只脚受过伤，骨头有一点错位，每天站10个小时，很痛。柴静来采访我的时候，还问我，“我能不能摸一下你的脚？”
那是被一群坏人打的，他们强迫我，让我去帮助那些偷东西的孩子，让我去骗路上的行人，我不答应，他们就把我的脚和电风扇的叶子绑在一起。他们问我，跟不跟他们走，我没答应，他们就按下了开关。
风扇转了起来，我当时跟柴静说，那个时候，我的内脏、眼睛和嘴，都像蹦出来一样，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我人在床上，这只脚却留在地上，就像有钉子钉进去一样。
在西安，我的同行把他的拳头痛打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心里就和自己说，阿里木，你不能还手，你一还击，你也会和他一样，去蹲监狱。
这一次的噩梦更让我害怕，更让我伤心。在毕节，没有同行欺负我，但亲人们开始欺负我了。
到了2003年，毕节整个城市，还是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烤羊肉串。生意越做越好。
有一天，一个想法突如其来。
用扇子扇去铁架上的烟灰的时候，我突然想，生意这么好，不如把我的亲人们都请过来。自己人嘛，一起在毕节把烤羊肉串的生意好好做起来，省得他们无所事事，又去赌博什么的。
他们来了，但噩梦又上演了。这次的噩梦更让我伤心。在毕节，没有同行欺负我，但亲人们开始欺负我了。
我没娶老婆，也没请员工帮我，我一个人烤，一个人卖。哥哥弟弟他们都带着自己的媳妇来毕节的，有的还请上了帮工。我们是分头做生意的。
我把他们带到毕节来，他们却一心想把我从毕节赶走。
我上厕所，他们用水把我的炉火浇灭；我中途回一趟家，他们就把我烤炉子的木炭偷走。
有一次，我出了趟不太远的远门。回到家，兄弟们已经把我租来的房子里的东西洗劫一空，他们把锁撬开，放羊肉串的冰柜，我的衣服、被子，全部被他们弄走了。我气得发抖，去派出所报警，派出所的人说，啊呀，你们都是一家人，有什么矛盾自己去好好解决。
我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7个，关系很好，也很亲密。这是为什么？
放手吧，阿里木。我这样对自己说。
我把我的烤羊肉串摊位一分钱不要，送给了我的兄弟姐妹们。想要真正在毕节安身，唯一的出路是与当地人合作，只有这样，我的亲人们才不敢动手。
在维宁路一个很小的巷子里，我和一个毕节人合开了一间很小的烧烤店，生意还行，把员工的工资、水电费去掉，刚好能吃上一日三餐。
我有预感，我的兄弟们互相会打起来。我一直对自己说，阿里木，一年之内，他们肯定会那样干。但还不到8个月，他们就真的打起来了。
这是2004年。我一直在心里问自己，连我最亲的亲人，也欺负我盘算我，我们这个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我固执地认为，这就是个受教育的问题。我偏偏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教育。
突然有一天，我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
我在毕节街上也看见当地人和当地人为了一点很小的事情，打得头破血流。我的房东也和他的妹妹吵架，有一次，他妹妹把他的一个脸盆从二楼的阳台上扔了出去，咣，很响地落在水泥地上。
这并不是我阿里木一家才有的问题。
这是一个受教育的问题。
一头牛身上有一只虱子，虽然虱子咬不死这头牛，但会让这头牛白天夜晚都得不到安宁。
没有受到过教育的人，那些没文化的人，他们自己过得不好，也让别人的日子过得不好。
我家里的7个兄弟姐妹，只有我读过高中，其他人，没一个读过初中，他们不愿意读书，不愿意学习。我老家在新疆和静县八棵树，村里和我一样年纪的男孩，只有7个读过初中，很多人只读到小学，还有连小学也上不了的。
这是我阿里木的伤痛。我从不回避它们，亲爱的朋友。
我后来连家都不回了，阿里木的心被伤透了。
我妈妈生了7个孩子，只供我读到高中，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我是不是应该感谢她？
但我的哥哥们，也是她的亲生孩子，他们从外面赌钱回来，骗钱回来，我的母亲从来不说他们，有钱就一起花。可能她也没办法，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家，我是迟早要离开的。
记得小时候，我的家庭也是很和睦的，但哥哥们慢慢长大后，慢慢学会了贪小便宜，学会了贪婪、赌博，喝酒闹事，最后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肯放过。
这个世界上有很美满的家庭，也有很不幸的家庭。
我还是固执地认为，这就是一个受教育的问题。我偏偏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教育，父母带着孩子，像荒野上的狼群带着它们的崽子。
这也就是后来，我要设立阿里木助学金的原因。
当兵时我总是拍班长马屁。班长却不太高兴。他说，要对所有的人好，要懂得和大家分享。
有一天，烤肉摊上来了一个妇女。我做生意的时候喜欢吹口哨招呼顾客，喜欢和他们聊天。她说，她是在妇联工作，专门帮助弱势群体。
我心里一动。我问她，那你能不能帮我一个事。
她以为我和她开玩笑，她说你这个烤羊肉串生意不错，你不算弱势群体。
我说，我想让你帮我打听，毕节有没有上不起学的孩子，我想捐一点钱给他们。
周勇的事情过去后，我心里一直放不下这个念头。我想，我阿里木要是这辈子娶不上老婆，我就把我赚来的钱都捐出去，捐给那些需要受教育的人。
那个妇联干部后来真的帮我找到了一个，她叫赵敏，是毕节学院艺术系的学生，快要毕业了，妈妈却去世了，家里的条件一下子变得困难起来，赵敏就快要辍学了。我拿出了200块钱，让妇联干部交给赵敏。后来赵敏毕业，去大方县的一个乡镇中学当了老师。
帮助别人的感觉是快乐的。
大方县安洛乡有个学生叫李英，在北京读大学，家里非常困难。记得那天是正月初八，我从毕节打了一辆摩的，开了100多公里赶到李英家，路上风很大，到他家时，我几乎冻得快要站不住了。
我给了李英家300块钱，李英过完年要回北京上学，看他家里那个样子，我想，估计李英回北京的盘缠也不多，我又赶到汽车站，帮他买好去贵阳的长途汽车票。
我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和一个人有关。我和柴静也讲过这个人。他是我当兵时候的班长。我那时候很喜欢拍班长的马屁。但我们的班长却不太高兴。
有一天，班长对我说：其实，我更喜欢你对大家都好，你光对我好，拍我一个人的马屁没有用，我还是一样会不高兴。
毕节学院设立的“阿里木助学金”，那些钱很零碎，一角一角的钱都带着烤羊肉串的气味。
在毕节，我搬过很多次家，最早住在老客运汽车站那里，是一间很破旧的平房，黑乎乎的。当时，我连闹钟也买不起，早上只能让邻居叫醒我。后来城市要改造，平房要拆，再搬家，我只能找那些很便宜的出租房，越便宜，越容易被拆掉。
就这样，一共搬了7次家，第7次就是现在这个家，房租4800块一年，是毕节市防疫站的宿舍，有煤气，有三间屋子，我住过的最好的房子。
这间防疫站的宿舍也给我带来了转折和幸运。
2006年10月，我做了一个决定，也是阿里木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我决定把这几年烤羊肉串赚来的钱，全部捐给教育事业。因为我从一个朋友那儿知道，毕节学院有不少学生成绩很优秀，家庭条件却很困难。我当时拿了5000块找到了毕节学院的领导，那些钱面额有大有小，很零碎。
毕节学院的领导们商量了以后，决定再拿出5000块，设立“阿里木助学金”。这个学院里，每年有20个大学生可以领到500元的助学金。
后来，全国的新闻媒体都报道了毕节学院设立的“阿里木助学金”，他们说，这一角一角的钱都带着烤羊肉串的气味，确实是这样的。
这个时候，我遇到了我的妻子，帕提古丽。
阿里木做了一点点善事，老天就厚爱他，给他带来了这么年轻、美丽、善良的珍贵礼物。
那不如一直打光棍吧。直到去年2月，遇到了帕提古丽。在我眼里，她安静得就像一只羊羔。
之前，我交往过一些女朋友。
其实不是一些，是很多。
她们怎么都那么像啊？
交往一个星期后，她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有没有房子？”
一听到阿里木没有自己的房子，立刻就冷淡了。
我也马上冷了下来。这种贪婪的女人娶回来，也没有多大意义。
阿里木长得挺帅的，是吧？但这些女人让我认识到一个现实，帅没有用，她们要的是现实的东西。那不如一直打光棍吧。
直到去年2月，遇到了我的帕提古丽。
我们在乌鲁木齐见过一面，她比我小12岁，是1984年出生的，长得很漂亮，个子不高，很秀气，皮肤很白。
让我骄傲的是，她还是个女大学生。她从新疆农业大学交通学院本科毕业，是吐鲁番人，在鄯善县的一个加油站做收银。
第一次见面，帕提古丽就决定跟我走。她说，阿里木，你愿意做善事，心地好，我要跟你在一起。
她在加油站上班，每月有1500元工资。她还参加过公务员考试，成绩很厉害，考到第5名，但是面试的时候被淘汰了。一开始我想不通，这么美丽的女孩子怎么会通不过面试呢？再一想，帕提古丽要是当上公务员，那我阿里木估计就没法把她娶回毕节了。
我脾气很大，把帕提古丽娶回来后，臭脾气就更大了。
她本来就像一朵安静的雪莲，成了阿里木的媳妇，更安静了。
我抽烟很凶，她其实很不愿意我抽烟，说过我几次，后来只能用她的大眼睛瞪一下，瞪一下，什么也不说了。
每天的晚饭，我们一起动手做，她洗菜切菜，我负责烧。我做的抓饭很香，先把羊肉放在锅里，加盐煮烂，把血沫去掉，羊肉汤先存起来。再把大米洗干净，和切好的胡萝卜、洋葱拌在一起，再倒上羊肉汤，用铁锅焖熟。非常香。
我只管做饭，垃圾随手乱丢，帕提古丽一声不响地帮我收拾。以前一个人的时候，一顿饭做完，厨房脏得像垃圾场，现在娶了老婆，干净得都不像话了。
我的理想是，在大理盖一个自己的院子。理想要是再大一点，我希望能在毕节盖一座学校。
我出名后，要参加的社会活动变得很多很多，像今天去捐羽绒衣这样的事情，帕提古丽每次都一声不响，跟着我跑。
常常有人和我说，阿里木，你媳妇学历那么高，应该出去工作。
我不让。
家庭工作也是一份很重要的工作。家里有一个女人，安安心心把一个家搞好，这让我很满足。
帕提古丽愿意跟着我，住在从防疫站租来的宿舍里，地板上铺一层塑胶，用的是煤气瓶，吃饭的桌子还放在床边上，要是客人来了，大家只能沿着床铺坐。
但我想让媳妇过上更好的日子。
我们新疆人都不喜欢你们城里的楼房，一格一格的，卖得又那么贵。
房子我们要自己盖。要盖成院子，院子里面种上芍药、葡萄、蔬菜。
毕节离云南很近，我去过很多趟了。
我的理想是，在十年之内，去大理买四亩地，在那里盖一个院子，朋友们来了可以住得下。
理想要是再大一点，那我希望能在毕节盖一座学校。
这个理想很大。
但阿里木就是靠着一点点的理想走过来的。
吃人的老虎，只要你从小培养，它也会变成你的朋友。理想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