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东莞打工妹:工厂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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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深夜尖叫的兰花

这个厂的位置在收容所旁边。

通向收容所的道路,窄细而颠簸,像条很短的曲线,但又不能一下到头。道路两边的围墙上,扯着红色横幅,写着硕大的“招工”字样。树木一棵一棵,栽在四方的水泥坑中,被奇怪地剪掉枝桠,只剩下粗粝树干,硬生生戳向天空。显然,它们是刚刚被移植过来的,当“收容所”还是个鲜活词语时,这些树根本不存在。

这是条我在南方小镇的任何拐弯都能看到的窄巷:粗陋,潮湿,充满烟火味。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之前的近二十年里,这个地方,曾令珠三角打工仔闻之胆寒:如果没有边防证、暂住证、身份证,就会被遣送至此;若不能及时缴纳罚金,就会被派去劳动。

为逃避半夜检查,胆大的打工仔们,结伴住在墓地里;胆小的,住在烂尾楼。听到有人喊“查暂住证啦”,睡意昏沉的人翻身出门奔跑,一脚踩空,惨叫着,从楼上掉下去。惊怖的呼喊声,很快就被黑夜所淹没,但却长久地响在同伴的噩梦中。

当人们离开家乡,离开土地,到东南沿海寻求打工机会,同时,也就沦为一群身份含混、面容憔悴、贫无立锥之地的异乡人。在打工的城市,打工者并没有形成工人阶级,而只以廉价的方式出售劳动力;同时,紧箍咒般的户籍制度,又试图将他们牢牢吸附于土地。甚而,城市并不感谢打工者,在大众媒体和日常生活中,他们遭受着最为严重的歧视,被想象为粗糙、肮脏、土气、危险的一群。

这是一群怎样的人呢?当他们厌倦了种地的穷日子,希望通过冒险创造出新生活时,那来自大海的潮汐声,便紧紧摄住他们的心跳。而当他们果真来到海边,对长着白牙的波浪却浑然不觉,在他们的眼里没有风景,只有鼓点般的心跳:挣钱、挣钱、挣钱。

不论多少令人毛骨悚然的打工故事在流传,从四面八方涌入珠三角的迁徙之潮,依然在上演。那些最初抵达南方的异乡人,需要办理暂住证,正是这个政策,催生出人人谈之色变的收容所(现在外地人也要办理居住证,但手续简单,价格便宜)。“收容所”这个词,听起来直截了当,似乎很中立,然而,不同的人说出时,会有截然不同的意思。看到或说出“收容所”这个词,会让某些人变得格外敏感,这敏感与性格无关,而与经历有关。

皮带,无数根皮带当我定居小镇后,当地人告诉我这个细节,说解下来的皮带,能拉满三辆卡车。

那些携带着主人体温的皮带,最终,被丢到哪里?

现在,“收容所”是个死去的词,那幢建筑物上写的是:“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外墙瓷砖的标语上说,这里正在实施一种“流浪儿童教育新模式”,电动门内,棕榈树矮小,轿车发光,台阶空荡无人。

没有一路哭、一路喊、一路披头散发没有铁丝网、探照灯、穿制服的保安没有卡车轰隆隆碾过胸腔,无需特别提气也能呼吸现在,这里没有任何与“收容所”有关的标记。

当我骑着自行车,路过镇中学、亮马河、烈士桥??来到这里后,莞樟路的喧嚣,似乎被隔离得很遥远,这片不起眼的楼宇,像沉入水底的古城,过去被一笔勾销,不留一丝痕迹。只有安静,复杂的安静,这安静让我感觉心脏在燃烧,浑身飘忽不定。

从收容所前行二十米,就到达工业园。

一条近千米的街道两边,分布着几十家工厂。台球桌前,两个黄发男孩正弓着身子打球;邮政提款机前,簇拥着七八个人;便利店里走出的女孩,胸前挂着厂牌;招工启事写:基本工资1100元,拿到手的总工资1800元至2300元;深绿垃圾桶上贴着纸条:电工、叉车、会计培训考证;芒果树上挂着吊牌:叉车、吊车出租;墙上贴着:看妇科到××;水泥柱A4复印纸上写:58岁肖先生,你的家人在找你我站在这条街上,无论从任何角度、怎样转动身体,都能看到它们:那些大的、小的、彩色的、黑白的词语,它们密集地出现,形成魔圈,比单个出现时,更具惊骇效果。这里曾发生过什么?为什么当词语的浪潮从我身旁流淌时,那最关键的东西,却无法被言说?

我抬头,看到云朵沉默地躺在天空,散发着只属于自己的气味。

赵兰花是幸运的。

她不仅躲过了查暂住证的年代,还迎来了女工稀缺的年代。

一进电子厂,她就当起了文员!工作很简单:端茶倒水,招呼客人,处理文件,制作工资表。

赵兰花不用从普工做起,不用一天十一个小时坐在拉线旁,不用将手指磨得起泡、发红、结痂??只见她直接穿上套裙,坐在前台,文文静静地起身:“你好。”

赵兰花能当上文员,全靠她有个好母亲:罗春花。

罗春花在这家电子厂干了十六年。十六年是个什么概念?从这个厂出现在工业园招第一拨工人时,她就坐在拉线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眼瞅着一拨人来,一拨人走,罗春花还坐在原来的凳子上。于是,这个电子厂对罗春花来说,不仅仅是个厂,还是另一个家。

罗春花往老板办公室一站,便从“那时候”开始说起:那时候,工业园怎样简陋,厂子怎样艰难,老板怎样年轻??她沉浸于记忆的隧道不能自拔,还要继续说下去时,背已驼、脸发瘦、两鬓斑白的老板将胳膊一挥,“你有啥想法,别绕弯子??”

罗春花于是直接说,她干了十六年普工没动窝,并无怨言,只是不想让女儿接着从普工干起。

十六年前,女儿刚满两岁,丈夫在一场意外的车祸中丧生,罗春花将孩子托付给公婆,只身离开湖北老家,到广东打工。女儿的成长史对她来说是一片浩大的空白,到火车站接人时,她被吓了一跳:那个女孩腿又细又长,高出她一个头。女儿的眼神淡淡的,对她既不亲热,也不抗拒。

老板给了普工罗春花这个面子,不为别的,只为十六年“沧海变桑田”。十六年过去了,厂子虽略有盈余,但却错过了辉煌发展的良机,只在勉强维持原状。十六年前,厂门口挤满找工作的人,现在,不仅招工难,招女工难,招年轻的女工,更难。

可赵兰花却不争气。

来了个韩国客户,她端来一杯水,滚烫,茶叶几乎要溢出。客户谈得专注,端起杯子就喝,被烫得大叫。“粗糙啊粗糙!”老板皱眉。

在电脑上整理会议记录,五笔打字没问题,可她打出来的字,不是别字就是错字,老板又一次皱眉,“粗糙啊粗糙!”

制作工资表,该扣的钱没扣,该加钱的不加,一塌糊涂。这一次,老板寒着脸孔,不再说“粗糙”,直接摊牌:“拿回去重算,再错,钱从你工资里扣。”

赵兰花在宿舍里哭鼻子,大吵大嚷,说不干了,要辞工。罗春花面色凝重如铁,摆手道,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她知道,像赵兰花这样手持一张高中毕业证、刚从内地到珠三角并无一技之长的女孩,找工作,只能从普工干起。普工??罗春花浑身一哆嗦。她是在火车站,从女儿那两条又细又长的腿上发现时光流逝如闪电的。几乎是一眨眼,那个小毛孩便长成大人;也几乎是一眨眼,她这个年轻女子,变成了老女人。罗春花感觉有把刀,把自己一生中最美丽的那截时间,硬生生剁下来,而不管头和尾。

千言万语一句话:“不能辞工??”

那段时间,我在这家电子厂做普工,和罗春花在一条拉线上。她知道我懂电脑,便央求我帮帮女儿。我摆手拒绝,不行不行。下班后,在饭堂,她像是闲聊,又像是存心说给我听:“她爸爸,死得好惨!那开车的人,早逃了!唔,到哪里找?找个鬼哟??”

一团饭哽在喉间,咽不下去。我感觉祥林嫂从另一个世界里,晃悠悠而来。

我带着赵兰花去小街的网吧。黑暗逼仄的空间,烟雾缭绕,浊气冲天,每个人的脸上都晃动着一层光,和日光下的模样完全不同。赵兰花的表情是谦抑的,一双眼深凹、明亮,那不是她的眼,而是罗春花的。

她出生于1994年。这一年,我大学毕业,刚开始工作。我是在如此近距离地注视这张青春面孔时,才陡然发觉,我们是两代人!我将怎么引导她走过这些工作的险滩泥泞?即使我再努力地叙述,所展示的,也不过是都市生活的半截山水,而无法实现全幅写真。

我教她制表,移动横线和竖线,核算数据时,“不怕慢,就怕错”;我用搜索引擎,找出做会议记录时出现频率较高的汉字,让她抄在本子上,叮嘱她背下来;我告诉她,“酒满杯,茶半杯”,“上衣最好有袖”,“胸罩最好肉色”

“真的吗?”“是这样哦?”“没想到啊!”

她举起手指,犹犹豫豫,点下去,再点下去。

即便赵兰花表面上显得无所谓,但是,某种被轻视后的疼痛,已潜入她身体的内部。每一条横线竖线,每一个字词成语,每一项举止的分寸禁忌,事实上都不像嘴上说说那么简单,要完全消化它们并熟练运用,全靠她的综合分析能力以及实际操作能力。

我开始思索:东莞,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虽然也有绿树、山坡、农田,然而,这里的主角却是厂房、烟囱、厢式货车。对赵兰花,这个两岁丧父、母亲离家,过着类同孤儿的生活的女孩来说,她所知的古老中国的乡村常识,在这里被全盘颠覆,她将进入一个扩大的、躁动不安的新世界,她想在短时间内融入工业生活,必须要挺过一个艰涩的对接期。

从网吧出来,罗春花坚决要请客:“不是快餐,而是点菜哦。”她的神情既像乞求,又像强迫。她说,如果我拒绝,那就是看不起她。于是,我们来到附近的川菜馆。

等菜的空隙,我说起电子厂旁的那幢楼,就是以前的收容所。罗春花“哎哟”了一声,说刚来打工时,有一次到深圳老乡的出租屋玩,听到外面有敲门声,是查暂住证的,吓得不敢出声,硬是把一只小狗活活捂死在被子里。那只狗的脊背乌黑,蹄子雪白,眼珠像玻璃球哦。

没想到,赵兰花腾地从凳子上站起来。她本来就高,突然间俯瞰下来,像要审判自己的母亲:“你??你这个刽子手!”

嘈杂的小店突然变得像个大锅,有个锅盖从高处压下来,每个人都憋闷着,喘着粗气。

赵兰花是美丽的。即便如此愤愤然,都难掩迫人的青春。她的皮肤整齐平缓,肌肉紧绷光滑,眼睛明亮如水晶。而她盯视的那个对象,皮弛肉松,头发枯干,颈上缀着一圈圈肉纹,像混乱的黑项链。

那种鄙视的眼神,宛如割肉。

孩子,你不能这样??我想即刻站起来。孩子,你看看你妈,她像甘蔗渣,从她身体里挤出来的汁水,养育了你??然而,我忍了又忍,将舌尖上的话咬碎,吞下喉咙。

罗春花的眼神像得了角膜炎,泪眼婆娑起来:“你妈的命重要,还是狗重要?”

我的心一阵战栗:收容所这三个字,并没有死去,它的阴影,一直笼罩在打工者心头。在这个毗邻原收容所的工业园里,在这间小小的川菜店里,这对母女发生的争执,凭我个人之力,是无法解决的,它必须由这个时代来回答。我的意思是,我并不想知道,母女关系应该如何相处。我想知道的是,在这样的时代,是什么力量,让这对母女变成了“这样的母女”?

女儿不理解母亲的举动,觉得她一定是疯了,居然活生生扼死一条生命;而对身处非常状态的母亲来说,狗叫便意味着进收容所,至于到达收容所后会遭遇什么,老乡们早已口口相传,人所共知,于是慌乱的母亲,选择了拿起被子,捂住小狗。

女儿的嘴角弯着,挂着淡淡的笑,就那么看着母亲。罗春花的眼泪好像不是液体,而是固体,噼噼啪啪砸下,一连串巨大的珠子,震得桌面轻动。

母亲的这种崩溃在女儿看来,是不可理喻的,而这误解,愈发让母亲痛苦。

我站起来,拽着赵兰花坐下,劝她:“那时候情况特殊,你妈也不是存心的??”

赵兰花坐下后,浑身发抖。我知道,她并没有原谅罗春花。这一代“90后”的年轻人,要过十年、二十年,等自己被坚硬的社会磨得遍体鳞伤时,才知道作为“70后”的父母那一代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尴尬与艰辛。

气氛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生了改变:无论母亲说什么,都会遭到女儿的否定。

母亲:“以前工资多低,现在好了,工资涨了那么多。”女儿:“你怎么不说物价也涨了?”

母亲:“你不要把钱都买成面霜,把脸擦得那么白有什么用,要学会攒钱。”女儿:“你去大街上看看,哪个女孩不化妆?”

母亲:“你多好,我不要你的钱,以前我挣的钱,都寄给你啦。”女儿:“我又没让你寄,你活该,别人买饮料一个月要花两三百,我够省了,都不问你要钱。”

母亲:“我拼命干活,周六周日都加班,不就是为了给你寄钱?”女儿:“钱钱钱!你以为钱能买来一切?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

母亲:“那你要我怎样?守着你,在家里过穷日子?”

突然,女儿哽咽起来,说起了“那件事”:第一次来月经,裤子上血迹斑斑,被同学围着笑,傻愣着不明就里,被女老师领到办公室,面对卫生巾,脸颊像被一只透明的大手抽耳光,连续抽,阵阵潮红。赵兰花说,我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想死。

初潮前的那个傍晚,肚子一直坠痛,像装了块大石头,晚饭都没吃,就早早躺在床上。疼得受不了,忍不住呻吟,却并不知道,身体要发生巨变,还以为吃了什么脏东西。奶奶从田里回来,喊她吃晚饭,听她说睡下了,就没进门。

当女儿还是个孩子时,母亲看起来像个老女人,和奶奶没太大差别,但是,在这一夜,赵兰花强烈地渴望母亲坐在床头,用手抚她的额头,俯下身子,看着她,听她说话。她太需要母亲了——不是电话里的母亲、汇款单上的母亲,而是转动着身子,忙忙碌碌的女人,无论她是在做饭,还是在洗衣。

每一次,罗春花离开家时,都会对赵兰花说:“我很快就回来。”

四五岁的时候,赵兰花是相信的,看到和母亲差不多身材、头发短短的女人,就在背后冲人家喊妈妈,等发现不是,便委屈得要号啕起来,再转过身,去找别的女人;七八岁的时候,赵兰花知道,其实,“很快”就是一年;十岁后,罗春花每两年才回一次老家。她想,反正家里也没有男人等,孩子上学花钱更多,不如去加班。

坐在她们身旁,聆听这样的对话,让我的心尖像拽着根钢丝绳,一扯一扯地疼。这对母女的关系,并非如彩虹般温暖而柔软,却如生铁般冰冷而疏离。是贫穷这双粗暴的手,将她们硬生生拆散,再让大段空白冷漠,像荒草般填塞进来。

这对母女可能想不到,生发在她们之间的隔阂,在当代中国,几乎是普遍现象。

大多数“70后”的打工者,被迫选择将孩子放在老家让老人养育。打工生活的动荡,让他们无法在某个厂固定下来;同时,他们打工的那个城市,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农村户口或非本地户口,是一把高高举起的利剑,寒光四射。

我在想:人,真的,是生而不平等!如果你生在农村,生在边地,便活该守着偏僻与荒凉,活该世世代代,被困在一个难以突围的怪圈中。然而,是怎样一双大手在安排人的命运?那被剥夺了话语权而无法发声的一群人,必要挣扎着,破茧而出,抵死来摆脱这既定的命运。即便这种突围会遭遇各种打击(收容所便是其中极强有力的举措),寻找活路的人们,依旧会成群结队地出发。

“90后”的留守儿童长大后,和父母总缺乏亲密。外出打工的父母望子成龙,打电话时,总以教训的口吻说话,而父母常年缺席,只作为某种象征性符号出现在孩子的生活中,并不能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故而即便孩子知道吃穿用度花的是父母的血汗钱,情感上,对父母依旧是生疏的。

在中国节节攀升的gdp数字中,一定没有计算上这些情感成本的付出。

有多少父母健全,却如孤儿般长大的孩子?

此时此刻,他们的模样已是大人,也开始出门打工。

有天晚上不加班,我便去附近超市买东西。刚走出工厂大门,看见罗春花在前面快步疾走,已转过弯,我便将冲到嘴边的呼喊截住,觉得也许她如此匆忙,是去赴约,自己又何必多嘴。

但罗春花说自己没有男友,一直都没有。

我不觉哈哈大笑:“十六年,都没有?”她迟疑片刻,像被什么东西弹了一下,呼吸变得迟缓,表情僵硬起来。我说:“我又不是你婆婆家的人。再说,就算是,也没权责问你。”越这样诱惑,她越是拒绝,用力摆动胳膊:“真的没有哦。你不知道??一下班就想睡觉??哎呀,不是那种睡觉,是真的睡觉啦。每天干十一个小时,周六周日,别人不愿加班,我加,连轴转,累得肉都要从骨头上掉下来??”

翻来覆去一句话:因为累,这个女人十六年没找男人。

我不再反驳,只撇嘴。这种理由说出来,骗鬼去吧。只是,我有些纳罕,感觉十六年的工厂生活,只是让罗春花习惯了打卡机、饭堂和宿舍,而对电子厂之外沸腾的南方生活,罗春花是绝缘的。她的道德观念,还僵硬地滞留在十六年前湖北乡村的水平线上,没有一丝一毫挪移。她在摆动胳膊时,根本不像年逾不惑的中年妇女,而像个青葱少女;但是,在她直愣愣的眼神里,又多了层坚硬的执拗。

打工仔们并不去镇中心的大超市。在那个每层楼都能停车的豪华之地,他们的工装会显得格外扎眼,胆怯的眼神、不时髦甚至肮脏的头发,会泄露出身份的秘密。他们喜欢去的那个超市,就在收容所旁的街道上,一幢两层楼,门前有个小广场,长火炉上烤着生蚝,塑料凳上坐着穿工装的男女。

买完东西出门,超市旁的摊位上,陡然响起节奏感强劲的打击乐。这时,无论是进的人,还是出的人,都被音乐摄住,顿下脚步,痴愣片刻。在这个以利润为最高宗旨的工业园旁,在这个十年前充斥着哭声和喊声的收容所旁,这陡然响起的音乐,如一股潜流,汩汩流淌进人们的骨缝,让废铁般焊死的身体变得柔软。

于是,我坐在凳子上,享受这片刻的舒适。在我面前,是张大桌,摊着一堆歌本。

所谓歌本,就是些文件夹,里面塞着歌曲、电影、电视剧的编码,人们翻看时,将数字记录在纸条上,和手机一并交给店主,让他用电脑拷入。按文件大小收费:五角、两元、五元、十元不等。点歌曲和电视剧的,多为女工;男工更喜欢武侠或科幻电影。

有个歌本的皮子被翻得发黑,我拽过来一看,倒吸一口凉气。

密密麻麻的目录中,“奶”字刺目,像闪烁在草丛里的匕首。

大奶、二奶、豪奶、学生奶、少妇奶??这些“奶”,像气球,像白云,像某种轻飘飘却能推着人往前走的东西,一排排,一群群,赤裸裸出现。没有隐喻,没有修饰,没有曲径通幽,没有草蛇灰线??这些词语提供出确凿的性信息。无论场景如何变换,都离不开那个中心词:奶。

刚才还很悦耳的音乐声,陡然被推开,变得十分遥远,某种死寂,不由自主地包抄过来。在这个收容所旁的电子厂,我渐渐知道了打卡、饭堂、拉线、电子板是怎么回事,现在,我像是看到了一幢建筑物的阴影,并第一次发现,它是如此的庞大。

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给艰辛劳作的打工者,预备了怎样的精神盛宴?

我刚在厂门口看到一个女工的背影,她宣称,因为太累,十六年没找男人;而我现在目击到的这个歌本,其字里行间暗藏的性狂欢、性倒错,昭示出无比的粗陋和粗鄙。

慢慢地,打击乐传入耳膜,我的呼吸渐次恢复常态。无论怎样,田园牧歌式的过去都无法重建,箱式货车的轮胎已撵过来,裹挟着古老中国,开拔去远方。

我起身,准备离开时突然听到有女生说话,很像赵兰花,便下意识坐下,拿起歌本挡住脸。我知道,她一定不愿和我在这样的场合相遇。从歌本的侧面看出去,果然是她:黑短袖T恤,黑短裙,黑厚底凉鞋,颈上挂着条银链。这身装束率性冷傲,很难将之和刚毕业的女中学生联系起来。赵兰花似乎在努力塑造一个崭新的自我,一个和从前不一样的自我。

赵兰花的皮肤很白,不像她身旁的女孩那样黝黑(她从未参与田间劳作,并坚持用增白粉蜜,在她看来,黑是某种耻辱性的标志)。两个女孩说笑着,翻阅歌本,在她们身后,跟着两个男生,十八九岁,短衫、中裤、运动鞋,皆簇新,像刚拆开包装,即刻就套在身上了一样。

四个人抄完纸条,将手机递给老板后,开始吃水果。赵兰花拿起一只芒果,用右手撕开一缕皮,没有丝毫犹豫,顺手朝脚下一丢。撕开第二缕,又一丢。很快,她的脚下浮动起一片黄灿灿的波浪。而荔枝,直接丢进嘴里,“扑哧”将皮射出,子弹般,深粉棕黑,杂乱无章,触目惊心。赵兰花不断到老板的柜台处撕来卷筒纸,递给伙伴。他们擦手擦嘴后,又将纸揉成团,丢在脚下。于是,姜黄棕黑中,又添加了一团团惨白。

四个年轻人都是一样:这样剥皮,这样吃水果。进出超市的人,没有觉得这种行为有什么不妥。他们踮着脚尖,小心翼翼,从果皮阵营里穿过;没有任何一个人对男孩女孩表示不满,他们自顾自踮起脚尖进去,又踮着脚尖走远。

定居小镇后,我对大街上四处扔垃圾的现象抱怨不已,甚至还咨询过有关部门:到底有没有清洁工?回答说当然有,又说,清扫的速度比不上破坏的速度。

垃圾桶就在超市旁,离赵兰花有五六米远,她当然看得见那是垃圾桶,只是,她根本没有建立起将垃圾丢进垃圾桶的习惯。或者,她打心眼儿里不觉得这个地方也是她的家?

我想起新疆北部草原上的哈萨克族老人。他们告诫孩子,不能随便拔草,不能在草丛里丢垃圾,不能在水源处大小便;他们告诫猎人,要遵循野生动物的繁殖规律进行狩猎,不能滥捕滥杀;他们告诫主妇,不要用野生动物和鸟禽作为食物,而只以自己的牛、羊、乳制品,以及这些东西的交换物作为食物赵兰花的身体一直随着音乐摇摆,每一声重低音,似乎都敲打在她的心尖上。她的摇摆,是那种克制不住的摇摆——甚至在咬芒果或吐荔枝皮时——她的脑袋、脖颈、腰肢和臀部,都在一扭一扭地抖动。

两个男生进了超市,再出来时,一人握着一罐红牛。喝完后,将罐子丢在脚旁。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大,沿袭了乡间的音量。高个儿的那个,让矮个儿的去踩饮料罐,若踩扁,给他十块钱。矮个儿的瞪眼:“真的?!”

赵兰花在旁边起哄:“踩啊踩啊。”

高个儿点头:“当然是真的。”于是,矮个儿的便抬脚去踩。“哎哟??”罐子滚到一旁,却丝毫没有变形。矮个儿的觉得神奇,俯身盯着罐子看:“咋回事?咋回事?”高个儿笑:“那能踩扁吗!”矮个儿男孩的皮肤在阳光下闪着光,眼睛里也闪着光:“真踩不扁啊?”高个儿笑得更厉害:“你个土鳖!”伸出脚,用力一踢,将罐子踢到马路中间。那个瞬间,他的身型很矫健。赵兰花一改和母亲在一起的冷傲作风,笑得手舞足蹈,前仰后合。

四个年轻人站在超市门前,商量着到底去干什么好:吃烧烤、滑旱冰、看电影、打台球?赵兰花建议:“滑旱冰?”大家举起手指,做V状:“哦耶!”

他们朝街上走去时,赵兰花和高个儿男自然地靠在一起,手拉着手。

有一天深夜,整个工业园都在昏睡,从赵兰花的帐幔中,传出一声声短促的尖叫,像刀片在空中砍削。罗春花赶忙下床,摇醒女儿,可赵兰花却矢口否认自己会尖叫。她倒下头去,很快,就沉入睡眠。这一夜,睡在上床的罗春花辗转反侧,煎熬到天明。

第二天深夜,同样的警报拉响,赵兰花再次发出短促的尖叫。罗春花再次摇醒女儿,慌张地提醒她,宿舍里还有别人,不能因为自己心里憋屈,就大喊大叫。这一次,赵兰花没有即刻躺倒,两眼向母亲逼视:“你怎么知道我憋屈?”

罗春花不愿女儿和高个儿男孩拍拖(恋爱),便去警告他:离我女儿远点儿,否则,有你好看。罗春花能给出什么样的“好看”,连她自己也不清楚。

那男生虽然个子高,胆子却很小,先被罗春花母狮般大无畏的霸道吓了一跳,一打听,又知道她在这家厂干了十六年,和老板很熟,能让女儿一来就干文员,不觉畏缩起来。男孩悄悄收拾好行李,从窗口丢下,趁着夜色,独自离去。

这之后,赵兰花变得格外缄默。某种痛苦的煎熬,被她深深地遮掩起来。表面上,她成为一个既会制表又能做会议记录、迎来送往尚且得体的文员,但是,她却郁郁寡欢,虽然行走在大海边的夏季,却像被一层冰霜包裹,寒凉孤寂。

男孩消失得真干净:换了手机号,放弃了QQ号。在城市,这种消失迅疾而干脆,果然,你再也找不到这个人。这种连根拔起的诀别,让赵兰花纠结,像胸腔里提着一口气,上不上,下不下,就憋在半道。

母女俩终于爆发了一场大争吵:女儿要搬去别的宿舍,而母亲扬言,要打断她的腿。

女儿伸出又细又长的腿,像两根玉雕,寒着面孔道:“你现在不打断,我早晚要跑。”

母亲缴械捂住自己的脸,又扯出那一套:“你爸爸去了十六年,我容易吗?!”

十六年守寡,并非女儿的错,然而现在,母亲的怨恨却像乌贼在海里喷出的一口墨,让女儿眼前阵阵发黑。女儿的手臂和肩膀,因为厌恶而不断抖动,心里更是咬牙切齿。她终于厌恶地摔门而去。

这之后,女儿和母亲建立起一种冷漠而平静的关系,母亲像是位远房亲戚,犯不着太热情,但礼数上还要周全。去上班的时刻真轻松:两个人,终于要分开。下班后,赵兰花朝宿舍走去时,步子迈得格外缓慢,像脚底粘了个巨大的泡泡糖。

赵兰花陷入一个怪圈:一切都貌似舒适、平坦、顺畅,但其内里,又紧张、抑郁、悲伤。这种挣扎终于通过深夜里的尖叫,流泻而出。

罗春花说:“不行不行,你有病。”

于是,赵兰花去看病。把什么都查了,每项结果都有那么一点点小毛病,但整体上并无大碍。医生一挥胳膊,赵兰花便怏怏返回。然而,深夜的尖叫声,依旧如期莅临。依旧是那种轮回:母亲下床,摇醒女儿,女儿瞪大眼睛,我又叫了?

最终,赵兰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离家出走。

和那个高个儿男孩一样,她换掉了手机卡,废弃了QQ号,将自己隐匿于茫茫人海。

她果断地离开了这个收容所旁的电子厂。“她还年轻,有办法让自己活下去。”这一点,罗春花坚定地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