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乃济关于弛禁的论调其实是为英国鸦片商人及国内鸦片贩子大开绿灯，祸国害民，其谬误是异常突出的，所以很快被遭到了广大有识之士的驳斥，并因此销声匿迹，许乃济本人也受到了降职的处分。然而，鉴于以往的禁烟言论徒成空文，鸦片泛滥一天比一天严重了，如何使禁烟活动取得实效，且能够切实禁止烟土的进口，已经成为广大有识之士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黄爵滋“重治吸食者”的看法出台后，争论立刻就展开了，气氛生机勃勃。各省督抚及很多京城高官都大胆地抒发了自己的看法，形成一股激烈无比的探求止毒截流的思潮。这是清王朝十分难得的一种局面，这充分证明了广大官员对民族危机的忧虑与关怀。
过去，人们喜欢把围绕黄爵滋奏稿的争论看成是弛禁派与严禁派之间的论争，有的人甚至更进一步认为是抵抗派与投降派之间的较量，这都是脱离历史实况的。当时，弛禁派许乃济的主张提出后，只有两广总督邓廷祯、广东巡抚祁贡二人力挺。弛禁主张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邓廷祯在争论最开始就改变了态度，转向严禁，而许乃济被道光帝革职，所以弛禁主张没能形成气候。事实证明，禁烟令自始至终都在推行，问题是怎样严禁才能收到实际效果，这是朝野所共同关注的焦点。黄爵滋在奏稿里对各种观点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主张将广大烟民当作打击对象，把这作为禁烟的有效办法。
道光帝要求各省督抚就禁烟问题开展讨论。所有争论都围绕着“重治吸食者”这个焦点上。当时上奏折的有29人，其中总督11人，巡抚15人，将军3名。这些人都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对严禁的办法，但大部分人反对“重治吸食者”的策略。支持黄爵滋这一主张的唯有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谢、四川总督苏廷玉、安徽巡抚色卜星额、河南巡抚桂良、江苏巡抚陈蛮、广东巡抚怡良。在这些支持的官员当中，很多人对黄爵滋的观点还有保留意见，如陈蛮，基本赞成吸食死罪，但主张先教而后诛。陶谢基本赞成“重治吸食者”，却又对实行此办法的结果表示忧虑。支持者中还有另一种意见，以四川总督苏廷玉为核心代表。他不但肯定“将吸食鸦片烟者，治以死罪”的观点，还提出了“除恶务求其本，清流必浚其源”，“烟泥行入内地，无论夷商之夹带，奸民之贩运，总须由海口而来”等新鲜观点，这意味着禁烟重点在海口。陈蛮也主张“截流必先清源”。然而，在海口实行严禁，矛头指向什么对象，看法却不尽相同。苏廷玉认为“严禁兵役包庇，尤为遏绝兴贩鸦片烟之第一要务”。陈蛮则提出了“首严运银出洋，贩土进口之罪”的建议。早在黄爵滋之前，许球就有过“先治己而后治人”的主张，即严惩兴贩、走私，同时“将坐地夷人，查拿拘守……尽行回国”。这实际上是既打击国内走私贩，同时严禁鸦片商贩土入口。这一派在赞同重治吸食兴贩的同时，又要求严禁外商的不法行为。
反对重治吸食者，并非与严禁主张作对，而是不同意将吸食者处以死罪。他们的主张，从积极方面来说，与支持重治吸食者一派有不谋而合的地方，即同样都主张“首严海口之禁，以杜其源，次加兴贩及开馆罪名，以遏其流”。贺长龄是反对重治吸食者主张的，他认为“治国有经，安内必先攘外”，主张严格巡查海口缉私。类似主张的有总督瑚松额，他奏称：“与其事操切而莫遏其流，不若抉弊源而清其本，查鸦片来路，必由海口，夷船一到，应由官按船查验，以杖夹带之弊”。还有另外一个观点认为不需要再行立法，问题焦点在于奉法，云贵总督伊里布说：“今日禁令非不密，处分非不严，而漏厄终不能止者，皆有治法无治人，不能实力奉行之故”。颜伯煮也就此提出：“有治法尤赖有治人。如果地方官实力奉行，务期来源尽遏，流弊日除，言出法随，毋稍宽纵”。反对弛禁的袁玉麟，也认为“非法之过，奉法者之过也”。
围绕“重治吸食者”的焦点问题，不久便发展为治内与治外孰先孰后的讨论。即在严禁的前提下，孰先孰急？逐渐形成如何寻找严禁的突破口，制定严禁的指导方针的辩论。道光帝似乎也意识到了该问题的严重性。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八月，道光帝谕内阁称：“现在各省将军督抚，遵旨各议章程，业经降旨饬大学士等会议，一候奏定，朕即折衷画一，颁发遵行。”这时道光帝已初步形成了内外兼治的主张。
九月二十三日(11月9日)，就在以上大争论之后，林则徐奉命进京入朝。很明显，朝廷已经决定任用林则徐主持禁烟。林则徐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于是委托当时汉阳知府杨炳坤将有关禁烟的资料详尽地整理出来，在思想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消息传出后，支持禁烟的人们为之欢呼不已。而后来对英妥协的直隶总督琦善这时则以“无启边衅”威胁林则徐。林则徐在这种环境中愤然前往京城。
林则徐到京后先后被道光帝召见了八次，每次“皆上毡垫”，可见道光帝对林则徐此次的使命极端重视，以至格外恩赐骑马，上毡垫，并授以“钦差大臣关防”。
有一些史实需要强调：一是道光帝与林则徐对各督抚提出的各种理解的“清弊源”有了一致的看法，所谓弊源，主要是英国人，由此制定“力杜来源”、“拔本塞源”的禁烟策略；一是当时林则徐途经直隶安肃县时，琦善专程从北京赶到安肃县对林则徐游说，“嘱文忠无启边衅”。林则徐预计贯彻“力杜来源”的方针一定会遭遇很大的阻力，稍有不慎还可能蒙受“启边衅”的罪名，所以他飞快将这些难处奏明，好在道光帝明确表示“断不适制”。
林则徐早已猜测到英国人将对禁烟运动实行武力抵抗，便与道光帝讨论了怎样防备英军武力反抗禁烟的问题。道光帝这般隆重召见林则徐，竭力提高他的地位与威望，同时授权他掌管广东沿海水师，以应不测事件。尽管林则徐与道光帝无法预料会发展到后来的大规模战争，还是持谨慎的态度，尽力避免“边衅”。林则徐向道光帝提出要向英国商人颁发檄谕。他后来说：“上年在京陛见，面奏禁止鸦片一事，拟颁发檄谕，晓示外夷，容俟到粤与督臣邓廷祯等酌商，奏请训示。”这些都充分说明，林则徐从最开始就渴望以和平的手段，制止鸦片走私与白银外流的严重问题。
经过驳杂纷繁的论争，道光帝最终并没有同意“重治吸食为先”的方法，而是以“力杜来源”为突破口，实行全面严禁的原则。道光十九年十二月(1839年1月)，道光帝在谕军机大臣中明白表示：“若不清查来源，则此患伊于胡底，昨经降旨，特饬湖广总督林则徐驰赴粤省，查办海口事件，并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令该水师兼归节制，林则徐到粤后，自必遵旨竭力查办以清弊源。唯该省窑口快蟹，以及开设烟馆、赎卖、吸食种种弊窦，必应随地随时，净绝根株。”在此，道光帝并没有明确听取吸食论死的观点，而是在原则上确定以杜源为先与截流双管齐下的禁烟方针。这个方针，是在大辩论中分阶段明确起来并最终形成的。因此，把这场大辩论看成弛禁派与严禁派之争，是与历史事实相悖的，更不能看成是投降派与抵抗派之间的较量。这时，投降派与抵抗派的之间的区别与界限是十分模糊的。
十一月十五日(12月3日)，在第五次召见林则徐时，道光帝“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门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