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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清正廉明

林则徐,福建省福州市人,生于1785年8月30日(清朝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的午夜。

林则徐于1804年秋季考取举人,那时候,林则徐只有二十岁。1805年,林则徐首次背井离乡,前往京城参加会试,会试不中,又于1809年二度进京会试,又未能如愿,但他并未因此放弃,而是准备参加第三次考试。由于家庭生活拮据,他不得不外出找工作,以维持生计。他开始在厦门海防做书记(即文书),后来到福建巡抚张师诚的府中抄录文件,受到了张师诚的赏识与教导。在张府,林则徐掌握了大量历史典故及有关兵、刑、礼、乐等方面的知识,为他将来成为一个成就突出的官吏做好了充分的前期准备。

林则徐于1811年第三次进京参加会试,这一次,他列于74名,随后参加殿试,殿试二甲第四名,接着又参加朝考,朝考第五名,被赐进士出身,从此步入仕途。

初入仕途之初,他只是一名地位很低的小京官,俸禄不多,也没有多少权力和公务可做。林则徐厌恶官场中的人际关系,只和那些有远大抱负的人来往,参加一些诗社,其他时间全部用于读书。他利用京城浩瀚的藏书,潜心学习,一门心思要探求出一些治国救民的办法。

林则徐在处理大事件的时候,总是能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才干。1823年夏天,江苏连降大雨,三十多个州县堤坝被洪水冲毁,庄稼和民房被大量淹没,到处可以看见灾民。由于灾荒,谷贵民病,百姓被饥饿所迫,包围了官府,要求减租减赋,发放赈米。面临这种局势,当地很多官吏吓得惶惶不可终日,有的闭门谢客,有的则一逃了之,有的主张出兵镇压,林则徐及时写信制止了这些鲁莽的行为。他知道,激愤之中的饥民,有如干柴,倘若出兵镇压,无异于在干柴上浇油,势必会引起真正的火灾,造成武力冲突,甚至引发农民起义,时局有可能会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

林则徐使用的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策略,他亲自奔赴灾区,逐一勘查灾情,减缓征赋,并张贴告示,禁止贫民抢劫偷盗。个别地主富豪借灾荒之年囤粮居奇,抗捐抗赋,不肯赈灾救贫,林则徐则采取强制手段,强迫他们捐粮扶贫。对那些借机哄抬米价的粮行、铺户,林则徐出布告规劝他们不得哄抬米价。林则徐分析,富豪们被迫捐出的一点赈米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难题,又让人设法向其他地区传播消息:江浙地区,米价高昂,到这里出售粮米,可以赚很多钱。如此一来,很快就招来了川、湖一带的商客来此地贩卖粮米,一举击溃了本地富户的美梦。这些举措,对增加粮食来源,稳定灾区时局,缓和阶级矛盾,都起到了十分显着的效果。

那时,各地水灾频繁,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河渠没有修好。清政府每年都要指派大臣前往各地修理河湖堤坝,却总是没有明显的起色,其根本原因在于:主管河务的官员们趁机为个人发财,把这项任务当作谋私的肥缺,他们关心的是自己能从中克扣多少银两,哪管河务质量如何,成天想着中饱私囊,无视河堤的存在。道光皇帝也明白这些大臣经手河务,一定会借机以公谋私,他十分想派人就此整顿一番。整顿的目的不是为了黎民百姓的生命安危,而是痛恨那些贪官污吏将清政府的大量白银据为己有,从而导致水患源源不绝。每当想到这些难题,道光皇帝便感到愤恨难平。因此,道光皇帝特地派遣林则徐前往办理河务。

林则徐接到命令后,考虑到水利工程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而自己原本不懂得水利知识,也不知该如何统揽全局,该怎样管理工程建筑,更加不懂其中的技术问题,对督管修河筑堤的工作感到十分棘手。同时,林则徐深深地知道,河务是贪官污吏蝇营狗苟的重点经济部门,若想彻底杜绝贪污之风是异常困难的,一方面要了解他们贪污的过程、手腕、方法,一方面又要下定决心,采用积极有效的措施去防范,还要拉下情面放手一搏,这样做的话,势必会得罪许多同僚,再说,严于律己虽能保证自己秉公办事、不从中贪污受贿,但是无法确保人们在工作中用各种卑鄙手段来欺骗自己。考虑到这里,他觉得万分犹豫,甚至有过推托任务的念头,然而当他想到自己本系一介寒士,被皇上如此看重并提拔,倘若知难而退,实在于心有愧,也就失去读书为官的意义了,因此,他很快就接受了任务,及时赶赴工地。

东河河道总督负责掌管山东、河南两省境内的黄河、运河的修防事务,林则徐于严冬时节正式上任,为了使第二年河槽畅通,他以最快的速度督促黄河、运河两岸的官吏组织人们加紧施工。

在严寒的三九天里,若要疏通河槽,首先必须敲碎冰层,挖出冰下的冻土。那时的工具十分落后,只有锹、镐等,民工们先要凿起几层冰块,然后挖出冻土。挖出冻土后,地下才会渗出水来,虽然一边清除渗水,一边挖泥,但隔了一宿之后,第二天又成了冻土,再说,民工们挑着泥土往来奔波,在路上撒落的泥水,很快就会冻出一条条漫长的泥龙,严重影响了挑泥人的行走速度。根据以往的规定,只有工程结束后才能清除这些泥龙,林则徐认为这个规矩有很多弊端,会妨碍施工进度,便下令派民工每挑完一段冻土,就清除泥龙,如此一来,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也防止了第二年的雨水把泥浆再度冲入河道。虽然工程很艰苦,严冬施工更苦,而且工具损坏也非常严重,但由于民工花费的精力、气力都大大超过往年,所以进度很快,成绩果然十分显着。

林则徐每到一个地方都要革除积弊,加强整顿,政绩斐然,得到了道光皇帝的极大信任,时常派他前往各地担任要职,请他来平定乱局,维护清政府的统治。

林则徐虽然是一个封建王朝的官员,但他绝不与其他封建官僚同流合污。道光年间的官场尤其腐败,官员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只会阿谀奉承,换取皇帝的欢心,对待老百姓则一味地欺压,吞噬民脂民膏,浑浑噩噩,愚昧无知。而林则徐不但为官清廉,还十分重视了解、研究外国的信息,是我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

那时,清政府上至皇帝,下到王公大臣,一律崇尚“闭关政策”、“排外政策”,既不同意与外国通商,也不去了解外国的情况,盲目鄙视西方。英国不远万里来广州向中国倾销了大量鸦片,而广州的清朝官员竟无一人了解英国的情况。不但自己不去主动了解,同时还排斥西方的先进科技,连外国的文字、语言也禁止人们学习。最悲哀可笑的是,英美资产阶级涉足中国那么多年,道光皇帝连英国有多大、地处何方都不知道。他曾经向大臣们询问:“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指我国天山以南地区)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满朝文武全都面面相觑,一个也答不上来。然而,在广州任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却坚持不懈地研究西方的情况。他深谙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的道理。

林则徐早就对清政府的闭关政策提出过反对意见,他觉得与外国进行正当的贸易往来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对国家有利的,不能一味排斥。他对外商来中国进行正当贸易表示出热烈欢迎,对遵守中国海关规定的外商给予表扬及支持,允许他们与中国人做生意,他坚持“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原则。在允许通商的同时,他还加紧对西方情况的了解,他极力研究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目的,研究中国以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的生活习俗、军事政治、地理环境等等又是什么样子。

为了“采访夷情”,林则徐刚到广州上任不久,便召集了很多精通外文的人,搜集外国报纸、刊物进行翻译,编译成《澳门新闻纸》。每次出版的《澳门新闻纸》,林则徐全都认真阅读。同时,林则徐每天都叫人打探西方的详情,编译外国的书籍,这项工作他始终都没有中断。1836年,外国出版了一本《世界地理大全》,林则徐认为该书十分有利用价值,便托人购买回来,组织翻译,经过编译整理成《四洲志》。《四洲志》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各国地理知识的书籍,本书介绍了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情况。后来,林则徐将此书送给魏源,成为魏源编辑《海国图志》的蓝本。林则徐在两个年轻翻译的帮助下,把英文版的《中国丛报》译成中文,他亲自整理加工,成为人们广泛传阅的《澳门月报》,其中有“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等五辑。

林则徐还组织人翻译了1836年伦敦出版的一本叫《中国人》的书,将其整理出版为《华事夷言》;选译了瑞士着作《国际法》,编译成《各国律例》。林则徐通过翻译过来的西方书刊广泛了解西方情况,探求西方知识,并据此制定“控制之方”,即针锋相对的政策。例如:《国际法》主张一个国家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主权,其中讲到一个国家拥有禁绝外国货,没收走私货,以及进行战争的权利等等,内容极其广泛。据此,林则徐在后来的禁烟运动中提出:外国鸦片商在缴出全部鸦片后,必须写出保证书,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国际法》为林则徐的举措提供了完整的法律依据。

林则徐不仅仅组织翻译了《四洲志》、《华事夷言》、《各国律例》等书籍,还组织翻译、搜集了大炮瞄准法、战船图式等武器制造方面的应用书籍。他还买来外国战舰“甘米力治”号,对它进行仿造,以改进和提高中国军队的武器及作战能力。正是由于他善于学习,了解世界,了解敌情,才有可能在抗英斗争中取得辉煌的成绩。

林则徐在编译西洋报纸的过程中,全面了解西方的情况,并以超乎寻常的敏锐洞察力揭示外国人的野心。他从编译的《澳门新闻纸》及《澳门月报》中发现了沙俄有向外扩张、窥视中国西部边陲的侵略野心。在1840年7月25日的《澳门新闻纸》中,介绍了英国和沙俄争夺阿富汗和土耳其、印度等报道。林则徐根据这篇报道,仔细观察沙俄向南亚扩张的路线,并在报道的译文后面加了按语:“过印度即系西藏、缅甸矣!”他提示大家注意,俄国觊觎我国西藏的企图,同时反复强调:“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后来,沙俄蚕食中国东北边疆的历史事实证明了他超前的历史预见性。

为了进一步掌握更多的外国情况,林则徐还利用各种机会直接向外国人咨询、打听,这种好学精神与普通封建官僚闭目塞听、故步自封的保守思想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林则徐这种求新、务实、进去、放眼看世界的精神,比起清政府中的同僚高明了不知多少倍,其思想认识水平早已经远远地走在时代的前面了。他在探求西方先进知识方面投入的精力和心血,不仅在制定抗英策略和防范沙俄的预见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还在中国的思想界起到了启蒙意义。在他的启发、带动和影响下,出现了魏源、姚莹等一大批学者、名士,这些人在探求西方新知识、介绍西方详情等方面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也做出了显赫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