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还是“出土”
有学者说，石鼓文只能说是“发现”，不能说是“出土”。我的看法是：如果说内蒙古阴山山脉，宁夏贺兰山山谷，新疆呼图壁“发现”新石器时代至商周的古岩画，那无疑是准确的。但如果说石鼓文只能是“发现”，不能说“出土”，却不尽然。
石鼓文是怎样产生的？余在《石鼓文的制作年代考》中已述清：它是秦惠文王称王当年，即公元前325年的五月，回凤翔祖庙祭祖，三畤原祭天，陈仓祭地、祭陈宝，河捕鱼，鸡峰山北麓打猎的猎祭后，由秦王史官用四言诗记述、刻载于石鼓上形成的。故石鼓文实为祭祀的产物。《尔雅·释天》载：“祭天曰燔（fan）柴，祭地曰瘗薶（yimai）”。也就是说：祭天要把祭品放在柴堆上焚烧，祭地必须将祭品埋在土里。石鼓是否可视为祭品尚要商榷，但它是祭祀产生的圣物却是无疑的。它用那美轮美奂的文字，情切意深地四言诗记述了秦惠文王的此次盛事，必然是要永久保留，又要告知天地，所以便埋入土地。不是吗？唐武德年间或者再早点，对石鼓文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唐武德以后却着录不断，文人雅士捶拓纠错，视为高雅，非名士莫为。先是唐武德年间（618年～626年），吏部侍郎苏勖在打本（拓片）石鼓文卷首云：“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继之，唐高宗武后时的李嗣真（？～696年），在《书后品》中说：“史籀堙灭，陈仓籍甚。”籍甚即言其盛多。张怀瓘于开元时（713年～741年），在《书断上》载：“甄丰定六书，二曰奇字是也。其迹有《石鼓文》存焉。”下来有韦应物（737年～792年）的《石鼓歌》，“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韩愈（768年～824年），“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之后的历朝历代均有研究性的专着不时问世。时至今日，石鼓文已形成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形成国内外轰动效应，对其认识亦越来越深入。同样，作为祭祀，再看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埋葬玉、铜、陶、牙、金等各种器物400多件。二号坑埋葬青铜器439件，有大型立人像、大型人面像、头像、车型器、树干、树座、尊、垒等，玉石器131件。还有金、象牙、骨等种类①。
安阳殷墟的祭祀坑埋葬的器物更丰富②。对祭祀坑埋葬器物可能习惯。那么石鼓在秦王大型的祭祀活动后埋葬为什么就不习惯呢？是否因为石鼓的器形空前绝后？恰恰这正是石鼓文的特别之处，是被康有为称为“中国第一文物”。在《石鼓文制作年代考》中，我已述清石鼓文的制作年代。这一年是秦惠文王称王的当年，也是其君临秦国的第13年，史称前13年。在其称王后的第13年，即后13年，公元前312年，此年为楚怀王的17年，作了《诅楚文》③。《诅楚文》有3石：一为《巫咸文》，宋嘉佑年间，即公元1056年～1063年，出土于陕西省凤翔县开元寺地下。二为《大沈厥湫文》，出土于甘肃平凉、固原一带。宋熙宁元年，即公元1068年，蔡挺到平凉出任渭州知州，将碑石移至官廨。三是《亚驼文》出土于河南洛阳，也由蔡挺得之④。此三石也都是告神、诅咒之后埋入地下，在宋代出土的。至唐代，武则天在河南登封“祭山”后，把祈福避祸的金简，也是抛向无人知晓的山涧，近年来才被发现。《尔雅·释天》载：“祭山曰庪（gui）县。”即把祭品埋在山地中，或悬挂在山上。埋藏了就有个出土的过程，只有“出土”才能被“发现”。
当然，至今未见石鼓文“出土”的资料，亦未见“发现”的过程。李仲操先生研究石鼓文多年，一直提的是“出土”，只是未叙述为什么应说是“出土”。但是对“出土”的概念他是清楚的。就余对石鼓文的研究浅见，认为说石鼓文只能是“发现”，不能说“出土”，似乎言之无据。
千古一字
《石鼓文》《霝雨》鼓中，“自”，《銮车》鼓中“宣搏”，此两处均有“”字。从唐武德年间，石鼓在石鼓山出土至今，一千三百年来，研究《石鼓文》的专家学者，对《石鼓文》中的绝大部分文字的认识趋于一致。但对此字却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一直缠绕着古文字专家。
举例如下：
薛尚功释廓，薛贴作廊，苏东坡、杨慎作，都穆释，刘凝释，吴昌硕释，吴东发释郭，王国维释雍，郭沫若释蒲，张政烺、唐兰、苏秉琦释鄜，马叙伦释郿，何琳仪释，李仲操释虢……“”，此千古一字作何解，余在此试释如下：
此字应厘定为“”字。此字从广，表示与房屋有关；虏，即俘虏、俘获、被俘的人，即与人有关；邑，即城市、都邑、城邑，县，与地方有关。地方便有人、有房、有城镇。上述的雍、蒲、郿、虢、鄜等便都指地方。如雍指雍州，今凤翔县；蒲指水之发源地蒲谷；郿指郿邑；虢指虢镇；鄜指鄜畤、鄜州等。
那么，“”字到底指的是什么地方呢？
余以为，这里边只有一个是准确的，此字是郿邑的“郿”
字。
马叙伦云：“即郿之异文”。这是准确的。对于此字，有人觉得为什么要加一虎字头，王国维云：“古文且作虘，鱼作，其加一虎头均无意义”。即是繁写“庐”字亦加虎字头。试问庐为寄居田野的棚舍，有必要加虎字头吗？然而却加了。《说文》
曰：“秋冬去，春夏居”。“在田曰庐，在邑曰里”。亦未注明加虎字头之由，看来亦属无意义。
马叙伦接着云：“余以为是借舟之地，不可能是渭之会西北的雍，也不可能是远在东面的郿，更不可能是水之源头的蒲。此石句读有‘殹洎洎’，‘隹舟以’，当河下游的渭之会。”此句中肯定了是借舟之地，否定了“雍”、“郿”、“蒲”，认定的是渭之会。此句把已经认定的“郿”又否定了。这也难免。因为在他的意念中，《石鼓文》作于春秋，不是战国；秦君从雍城宫出发，不可能是远在东面的郿。
但实际又是如何呢？
实际上，《石鼓文》是作于战国，恰恰是秦惠文王由咸阳宫出发，必须经过“郿邑”，此“”字当为郿。
关于《石鼓文》的年代，余在《宝鸡社会科学》2006年2期《石鼓文制作年代考》中已经记述清楚。把《石鼓文》的年代圈定在公元前325年。而本次西行猎祭又是在第二季度的中间一月。此为每季的“祭祀”月。在此季即五月。那么，《石鼓文》
的制作年代便为公元前325年五月。这一年，秦王之宫在咸阳，但祖庙却在凤翔。秦王要西行雍城祭祖、三畤原祭天、陈仓祭地，从咸阳出发，有两天的路程，途中一夜的休息，必是“郿邑”无疑。《诗经·大雅·崧高》有“申伯信迈，王饯于郿”的诗句。即申伯要回其封地去了，周王一直要陪送到郿邑饯行。可见郿邑在西周就是很重要的城邑。那么，至战国时，郿邑之地位不会变，必然是西去雍州、陈仓之间的最佳宿营地。《水经注》
载：“渭水又东径郿坞南”①，直到东汉末年，董卓的“郿坞”亦在此一带。北宋大诗人苏轼于宋仁宗嘉佑七年（1062年）经过这里，回顾历史，深有感触的写下《郿坞》诗篇：“衣中甲厚行何惧，坞里金多退足凭。毕竟英雄谁得似？脐脂自照不须灯。”②诗作既含寓着诗人对历史的冷静思索，又洋溢着诗人对丑恶事物的烈强憎恶。董卓曾说：“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可见其时郿坞不是一座普通的建筑物。到北宋时，此郿坞仍能勾起诗人的诗意。故郿邑是从西周至北宋是一直延续的。
所以，此“”属“郿”字无疑。
因何做“鼓形”
对《石鼓文》“鼓形”，许多人提出疑问：为什么要做成鼓形？为什么仅此一例，再无此形状？郭沫若《石鼓文研究》重印弁言中说：“我的推测是这样：这应该就是游牧生活的一种反映。它象征的是天幕，就如北方游牧民族的穹庐，今人所谓蒙古包子。秦襄公时的生产概况离游牧阶段不远，故在刻石上采取了这种形象。”郭沫若这样的推测，是由于他把刻石年代定在了秦襄公八年、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0年。故言秦人离游牧阶段不远，石鼓的器形是“所谓的蒙古包子”。余研究《石鼓文》刻石年代是战国中期，秦惠文王称王当年，周显王姬扁的四十四年，即公元前325年五月。此时秦人的经济已经比较发达，政权稳固、军事强大，正在虎视天下。故《石鼓文》做“鼓形”的原因决不是郭沫若所言的“蒙古包子”。《石鼓文》做鼓形的原因：
首先是就地取材。因古陈仓之内河流纵横，到处都有巨石，大多为花岗岩。秦人的智慧便体现于此，因地制宜。其次是：做鼓形，取“鼓”意。“鼓”是战争的乐器；“鼓”的本意为击鼓、鼓动、振作、鼓劲等意。成语“鸣鼓而攻”，就是击鼓声讨。《论语·先进》：“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此时的秦惠文王，在张仪的辅佐下刚称王，魏、韩亦称王，风云争霸之势日甚。秦人此次猎祭目的就是告慰天地神灵、列祖列宗、富民强军，必然要鼓足将帅、兵伍的士气，鼓足秦国上下之气，强秦争霸。故做鼓形，取“鼓”意。有人要问，那么，秦人后来的刻石怎么未做鼓形？这也简单，文物从来器形都不重复，重复就成了复制品，只有极个别的文物是一样的。到秦惠文王的后十三年，即公元前312年，秦惠文王的《诅楚文》刻石变成了石碑，均埋入地下。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出巡东方，登峄山（今山东省峄县境内）立峄山刻石，后又上泰山，立泰山刻石，至琅琊（今山东胶南县内）立琅琊台刻石……其内容均系歌颂秦始皇统一功德的长篇韵文。
刻石成了秦皇树碑立传的传统。
《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于戎”。《左传》
所述之当年，是公元前578年，即春秋晚期。各诸侯国均把祭祀和战争作为国策。此时的秦惠文王更是把此次回祖庙的祭祀，三畤原祭天、陈仓祭地、祭陈宝，陈仓北坂打猎强军，把祭祀与各诸侯国的争霸战争作为至上的国策。故《石鼓文》便做鼓形，取“鼓”意，鼓动军队及国人的士气。试想，十面巨鼓同时作响，那将是惊天动地、人神共振的大事。
《石鼓文》制作年代考
《石鼓文》自唐代初年出土以来，至今已有一千三百余年。
一千三百年来，有200多位文人雅士着书立说，摩挲切磋，取得累累硕果。
踏着前贤研究的遗迹，我亦对《石鼓文》学习研究，现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方家。
一、《石鼓文》的制作年代
石鼓出于唐代初年，当即引起唐代学者苏勖、韦应物、杜甫、韩愈等的重视，当时他们认为石鼓是周宣王时畋猎所作。此后，众说迭起：董卣、程大昌、洪适等清代学者主周成王时说。
唐代苏勖、张怀瓘、韩愈、宋代沈括、赵明诚、薛尚功，明代王世贞，清代段玉裁、钱大昕以及现今的一些学者主周宣王时说。
宋代郑樵认为是秦惠文王之后，秦始皇帝以前的作品，从而奠定了《石鼓文》是秦刻石的基础。明代杨慎、全祖望，近人郭沫若、张光远主秦襄公说。宋代巩丰、清代程廷祚主秦襄公之后、秦献公之前即（前766年～前362年）之说。马衡主石鼓的年代为秦穆公（前659年～前621年）开始称霸西戎之说。唐兰肯定石鼓必作于战国年间，先主秦灵公三年，后更改为秦献公十一年。蒋志范主秦昭王之时说。震均主石鼓文作于秦文公东猎时（前763年）。程质清认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三年至十三年（即前335年～前325年）①。王辉等主秦景公时说。李仲操认为石鼓作于秦宣公四年即公元前672年。
另外，清代的武亿认为石鼓作于汉代，俞正燮认为石鼓作于后魏。元代陆友认为作于西魏。金代马定国，明代焦竑，清代顾炎武、万斯同认为石鼓作于北周②。
凡此种种，见仁见智，均对石鼓的刻制年代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断定《石鼓文》的制作年代，是《石鼓文》研究的“首要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为文字研究、顺序排列、出土地点、史料和艺术价值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为《石鼓文》研究确定一个可靠的基点。这也是千百年来学者们的用心所在。
开宗明义，余认为《石鼓文》的制作年代应当建立在可靠依据的基础上，应从仅存的《石鼓文》中去寻找“内证”，而不应该舍本求末，逐流忘源。
《石鼓文》中是怎样表明的呢？请看鼓文《吾水鼓》中：“天子永宁，日隹丙申”；《而师鼓》中“天子来，嗣王始”。这里的“天子永宁”、“日隹丙申”、“嗣王始”这三个点便确定了《石鼓文》的年代。“日”通“时”，“隹”通“唯”，“日隹丙申”当为“时唯丙申”，这里的记时应以年来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天（将另文详证）。《史记·周本纪》载“四十四年，秦惠王称王”。
这一年便为“丙申”年，即公元前325年。换句话说：在周天子显王姬扁在位的四十四年，公元前325年，这个“丙申”年，秦惠文王称王为“嗣王”。这就是《石鼓文》的制作年代。
这里的“天子”便是周显王姬扁，不是别的任何周王。为什么？姬扁在位四十八年，这是他在位的第四十四年年头，可谓“永宁”。《汉书·郊祀志》载：“后十三世，帝武丁（商后期）得傅说为相，殷复兴焉，称高宗。有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惧。祖己曰：‘修德’。武丁从之，位以永宁”。武丁在位59年，公元前1250年～前1192年。很明显，“三代”时能称“永宁”，便是长期“太平”，王在位的时间很长。用现在的话说是长期稳定，所以，“永宁”在此是“专指”，不是祝福。之所以有人硬说是“祝福”，是用现在去想“三代”，那必然是想当然了。这里还有一个称谓是“嗣王”。秦《诅楚文》有三石：一为《巫咸文》，宋嘉佑年间（即1056年～1063年），出于陕西凤翔开元寺地下。二为《大沈厥湫文》，出于甘肃平凉、固原一带。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蔡挺到平凉出任渭州知州，将碑石移至官廨。三是《亚驼文》出于洛阳，也由蔡挺得之。此三石据考为秦惠文王称王更元之后的十二、三年刻石①，即公元前313年或前312年之刻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