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俪生文集（六卷本）
赵俪生（兰州大学）/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获教育部第四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赵俪生文集》集结了赵俪生一生学术研究的主要论着，计6卷250万字。其中，第1卷是关于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着述；第2卷是关于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着述；第3卷是关于顾炎武研究的着述；第4卷是关于中国思想文化史、西北地方史研究的着述和其他学术论说；第5卷是作者的自传、自序、杂诗，序跋书评和师友回忆；第6卷是文艺创作和翻译作品。
作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拓荒者，1954年赵俪生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农战史专着《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此后又发表了《靖康、建炎问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关于古史分期与农民战争问题》等一系列论文，对农民身份与农民战争、农民政权与起义后果、农民战争与多民族的关系、宗教在起义中的作用等都发表了颇为新鲜的见解，构成了该学科的完整理论体系，大大丰富了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内容，将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作者撰写的《中国土地制度史》及《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中国古史上的井田制度》、《中国经济史上的三个转折》等一系列论文，对中国土地制度史进行了全面独到的分析。认为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公有制在私有制社会（阶级社会）中的遗存。古老共同体经济形式的遗存和军事政治上的专制，是中国古代私有制由浅化向深化历程中的两大阻力。中国古代无论私有制和公有制都不成熟，一直带有“亚细亚”色彩。现代资本主义的纯粹私有制，在鸦片战争以前，有的甚至在土地改革以前，都未曾出现。作者发表的《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角度来看我国古史的分期》等文章，主张魏晋封建说，认为西周是奴隶社会的低级阶段，东汉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作者的《胡适历史考证方法的分析》、《朱熹与王守仁之比较的探索》等论文，认为“唯心主义在与唯物主义的交错中，对唯物主义的发展，起过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对思想文化史方面的拨乱反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者认为，《周易》是中华综合文化的起点，继之以儒、道、墨、阴阳等百家争鸣，中华文化由此奠定。作者1949年10月在《新建设》发表文章，提出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史料相结合，是中国新史学建设的必由之路。
成吉思汗忽必烈评传
杨建新（兰州大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全书分为《成吉思汗评传》和《忽必烈评传》两部分，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组成部分。《成吉思汗评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成吉思汗的成长过程及其战胜札木合、王罕，招降西域，速灭西辽，统一北中国，继而攻夏克金、西征中亚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分析。着重指出了成吉思汗如何由少年铁木真时期的简单复仇思想，依靠“黄金家族”团结精神的发扬以及对“长生天”的敬畏，艰苦创业，不断学习邻邦邻族的先进文化和重用各族优秀人才，逐渐形成了建军、治军、用军三位一体的军事思想，重视牧业、手工业、农业以及交通、商业发展的多元经济思想，强调以礼治民、以法治国的政治法律思想，和以忠、孝、信、义为主要内容的伦理思想，以诚配天和允许各种宗教合法存在的宗教思想，从而使自己从“天赐之君”成为“世界征服者”的过程。《忽必烈评传》系统研究了忽必烈由蒙古游牧草原贵族，逐渐转变为一个思想开明，能适应中原封建地主经济发展要求的封建统治者的过程；阐述了忽必烈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卓越政治家学习“汉法”，统一中国，创新、改革的贡献。同时本书也指出，游牧草原贵族出身的忽必烈，其改革思想和推行“汉法”有极大的局限性。他是一个带有很深游牧草原贵族烙印的伟大的少数民族出身的皇帝。
该书认为，成吉思汗的思想是经历了前后变迁的，不像以前一般研究家所强调的那样，“从始至终是一个草原人”或“一直按生来的原样信仰萨满”。该书在系统探讨主人公思想的同时，还对成吉思汗研究中有争议的一些问题写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对成吉思汗用人观以及奖励机制的探讨，是该书的一个创新之处。忽必烈是研究蒙古族和元朝历史所不能忽略的人物。该书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评传”的角度就其思想中的重要之处作了剖析。该书认为，把忽必烈抬高到一个完全离开蒙古族传统思想和地位的帝王位置与现实不符。在具体分析忽必烈采用“汉法”政策的过程中，认为他从骨子里仍然是一位蒙古人，一位敢于改革但又没有脱离蒙古族传统的伟大人物。
西北生态启示录
吴晓军董汉河（甘肃省委党校、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西北生态启示录》共上、下两篇，共计30余万字。上篇“千年忧患”包括：贫血的黄河；长江会变成第二条黄河；哭泣的内陆河；森林惨遭破坏，威胁生态环境；逐渐消失的草原绿地；荒漠化，人类生存的大敌；笼罩西北原野的旱灾魔影；百万生灵的泣血呼唤；环境污染：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人口膨胀，生态环境无法承受的压力；急功近利：人类自己在毁灭家园；错误决策和违背科学透支动态环境，共十三个专题，论述了西北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及产生的根源。下篇“新世纪的希望”包括：西部大开发，改善西北生态环境的历史机遇；西北人民热爱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北人民治理家园的精神与业绩；重新安排西部河山——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畅想；21世纪西北农业的希望；自然保护区，让绿色永恒；再造山川秀美：新世纪的希望；西北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要求与对策，共8个专题。热情讴歌了西北人民为保护、治理和改善生态环境所付出艰巨努力、取得的巨大成就。
该着以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学风，全面提示了西北生态环境的基本问题，具有强烈的心灵震撼力。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自始至终充满着理性的思考。该书从战略的高度研究分析了西北水资源问题，结合国家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探讨了西北受益的具体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充分体现了学科交叉的特点，表现了作者宽阔的学术视野。语言生动、标题醒目，特别是收集有近百幅图片，图文并茂，有效地增加了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可读性。总之，作者以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呼唤着生态文明的复兴。
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
雍际春（天水师范学院）/甘肃省人民出版社，2002年；获甘肃省五个一工程奖，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全书从四个方面对放马滩地图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评价。在第一部分绪论中，作者对学术界关于放马滩地图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评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观点和该书拟解决的主要问题与研究设想。其余各章就地图作者、绘制年代、地图组合与地域水系复原、地图比例尺、注记类型与性质、地图内容、地图绘制技术与历史地位以及地图揭示的天水地区上古自然历史面貌等问题一一展开讨论和研究，并提出了作者个人的学术见解和看法。
以地图阐说历史，以历史地理知识判读古代地图，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利用考古学的方法来说明地图的形制及物质构成，采用比较的方法介绍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及前辈学者各种见解的优劣得失，运用考据的方法重新阐释和解读《墓主记》、《日书》的文字内容，参照其他学者的多种复原方案，采取古今水系对应解读，并且遵循综合性等原则，对放马滩木板地图进行复原和编缀。该书通过比较研究，分析了木板地图的性质，按照内容和性质的不同，将六幅成品地图分为《政区图》、《水系图》和《交通物产图》三类，并深入研究各自的突出特点。根据世界各国已经发现的古代地图的实际情况，该书断言放马滩木板地图是世界上最早的实用地图。
该书推陈出新，论证严密，富有学术创新；史论结合，解决了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中的一系列学术纷争；深化了对先秦时期天水地域历史文化面貌的研究；确立了放马滩木板地图在中国地图学史上的应有地位。
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考释
王冀青（兰州大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年
该成果的篇章结构分为22个部分。《前言》部分综述了作者对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活动及考古日记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思路。作者将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分成20个大部分，每大部分加了一个标题，再将日记中译部分和考释部分组合在一起。作者设置的20个标题如下：第一部分《从斯利那加到吉尔吉特》；第二部分《在吉尔吉特和罕萨等待进入中国》；第三部分《从罕萨到丕伊克卡》；第四部分《从丕伊克卡到喀什噶尔》；第五部分《在喀什噶尔等待考察》；第六部分《从喀什噶尔到和阗》；第七部分《在和阗逗留》；第八部分《从和阗到于阗》；第九部分《从于阗到伊玛目·贾法尔·萨迪克麻札》；第十部分《在尼雅遗址考察》；第十一部分《从伊玛目·贾法尔·萨迪克麻札到且末》；第十二部分《在且末逗留·从且末到若羌》；第十三部分《从若羌到库尔勒》；第十四部分《从库尔勒到库车》；第十五部分《从库车到阿克苏》；第十六部分《从阿克苏到喀什噶尔》；第十七部分《在喀什噶尔等待回国》；第十八部分《从喀什噶尔到丕伊克卡》；第十九部分《从丕伊克卡到吉尔吉特》；第二十部分《从吉尔吉特到斯利那加》。全书的最后是《后记》部分。
该成果认为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活动，是近代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一个历史事件，以前关于斯坦因仅有三次中国考古的说法是错误的；斯坦因于1930-1931年在中国新疆省的确实施了涉及考古学、地理学、气象学、人种学等方面的考察旅行，发掘了一些遗址，搜集到一批文物；在中国各级政府和中国各文化团体的强烈反对下，斯坦因的考古计划最终并没有完全实现，他的文物搜集品也被没收，这是近代中国人民抵制外国考古学家掠夺中国西北文物的一次最成功的案例；正是在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过程中，中国古物保管委员会和斯坦因之间开始争论英国藏斯坦因文物搜集品的所有权问题和法律归属问题，这场在日记中反映出的争论，应该是中国学术界在索还敦煌文物的运动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上古时称大采、小采命名之义初探
雷紫翰（兰州大学）/《殷都学刊》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