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学不仅有其所新，而且有其之妙，那么新理学究竟妙在何处呢？作者认为，新理学妙就妙在打通古今中外而成一家之言，其中最引人入胜的就是其境界说。冯友兰先生认为，人之性或人之理即人之所以为人者。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人有觉解，觉即自觉，解即了解。对于宇宙人生的了解、理解和悟解，构成人生的意义。了解的自觉程度不同，构成人生的不同的精神境界。人对于人生愈有觉解则人生对他便愈有意义。严格地说，每个人都有他对宇宙人生的特殊了解、理解和悟解，正如佛教所言，人人有自家的境界。冯友兰认为，人的精神境界归纳起来无非四种，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这四种境界是从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的过程，境界的高低完全取决于觉解程度的高低，同时也标志着人格完美的程度。冯友兰的境界说是在深刻领悟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之真谛的基础之上，借鉴西欧伦理学说创造出来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和独特风格的现代人生哲学，是理学发展史上的一朵奇葩。
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的知识论或真理观——以詹姆士与福柯为例
刘开会（兰州大学）/《文史哲》2004年第4期
自从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以后，现代西方哲学中就生发出了两种显着的知识论或真理观，一种是人道主义的，一种是反人道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知识论或真理观的分歧，最突出地表现在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和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萨特说，他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并且宣称存在主义是真正的人学。海德格尔则极力反对人道主义的提法。在海德格尔看来，人道主义不但不是哲学的主题，反而是对哲学主题的遮蔽。哲学的主题是存在本身，而不是人。但是，萨特和海德格尔的争论并不是睢一的争论，无论在他们以前和以后，持这两种观点的哲学家都大有人在。简言之，现象学、存在主义、实用主义是前一种真理观的代表，结构主义、解释学（包括海德格尔）、后结构主义是后一种真理观的代表。在我们看来，詹姆士和福柯可以称得上是这两种知识论或真理观的典型了。以詹姆士为代表的人道主义知识论或真理观认为，真理是人为的结果，并且造出来是给人用的；以福柯为代表的反人道主义的知识论或真理观认为，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而话语实践总是和权力联系在一起。因此，知识或真理是由权力造就的。在这两种知识论或真理观中，福柯的知识论或真理观显得更为合理。实际上，知识或真理是在人的实践中产生的，并由人的实践效果来衡量，这就决定了知识或真理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属性。
逻辑与前述谓经验的现象学澄清
李朝东（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在西方哲学中，逻辑和知识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理论理性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运用逻辑阐明人类知识的来源及其性质。逻辑是思想的语法形式。西方传统的形式逻辑是关于判断及其诸形式的学说，即命题逻辑或陈述逻辑，其核心是述谓判断。康德把经验直观的内容（质料）排除在逻辑之外，胡塞尔则认为逻辑的东西必须到直观内在体验中寻找其隐秘的起源，这就把逻辑的东西的范围延伸到了前述谓经验的领域，并试图通过澄清逻辑的起源方式以便对述谓判断的本质作出解释，找到真正通往真理本身之起源的道路。
在康德看来，时间和空间是感性的两种先天的纯粹直观形式，对它“只可阐明而不可界定或定义，因为它是下定义的前提，它本身则不能再定义，只能就我们所想到的对它加以阐述和说明。康德认为，只有感性才能直观，理智不能直观。感性的直观形式有二：时间和空间。其中，空间是人的外感的纯形式，时间是人的内感的纯形式。这样，在康德那里，质料和形式就成了构成“现象”的两个因素。质料是经验的，形式是先天的。外物作用于感官而产生的感觉经验是杂乱的，只有经过先天的感性直观形式的整理才能形成感性对象。康德的感性理论对于知性形成述谓判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是，康德却把感性经验排除在先验逻辑之外，从而没能对述谓判断形成之前的经验现象（前述谓经验）给予彻底的澄清。
在胡塞尔看来，一个认识活动要达到获得真理的目的从而成为“明证的判断活动”，不仅要探讨真理赖以形成的形式条件（形式逻辑），而且要探讨达到明证性的主观条件（现象学的逻辑学）。传统哲学家或逻辑学家的兴趣只是指向判断的形式构成法则，即形式逻辑的原则和规则，知识“纯粹是按照其形式而被看作判断的，而完全不管那作为判断对象、判断基底被放进这种空洞形式之中的东西的物质内容。胡塞尔要求具有精确性的逻辑规律“不是通过归纳，而是通过（本质）可靠的明证性而获得其论证和证实的。”
先秦名学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
陈声柏（兰州大学）/《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自19世纪晚期始，我们已习惯将先秦的名学视为中国古代的逻辑学。在讨论先秦儒家的正名思想和墨家的名辩思想时，也总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范畴思想去附会。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背景，该文从思维的目的和方法两个方面将中国先秦名学的有关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作比较研究发现，从思维目的上看，与亚里士多德范畴理论的“纯粹求知”的本体论目的相比，中国先秦的名学缺乏知识层面的“纯粹性”，它以社会关怀为中心，注重解决社会政治、伦理秩序的现实问题，它的目的是实用的。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是就事物存在提出的“是什么”（what）问题作出的回答，那么，中国先秦的名学则是就社会现实提出的“怎么办”（how）问题作出的回答。
从思维方法上看，与亚里士多德范畴理论的纯粹语言分析方法相比，中国先秦名学由于过分强调实际与实用，即便也从认识论意义上涉及思维方法的问题，但是，这完全是为了应付当时社会论辩风气的实用性产物，而始终与实际、社会现实、实践活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中国先秦名学的思维方法具有鲜明的经验色彩。由于先秦名学较之亚氏范畴理论在思维目的和方法上的不同，该文认为：亚氏范畴理论体现的是一种本体、语言、逻辑三位一体的理性思维方式，与之迥异，先秦名学体现的则是社会、实用、经验三位一体的经验思维方式。作者也由此质疑“名是范畴”的观点。
从当代哲学的处境看未来中国哲学的走向
成兆文（甘肃省委党校）/《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3期
中国哲学何去何从是每一个哲学人都在深思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该论文对当代哲学的流派及其变动进行了梳理，阐明了中国哲学在未来建构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指出了当代中国哲学创新所面临的历史机遇及其挑战，并首次以理论界、学术界、思想界的视点对当前哲学争论的几个热点问题予以回应，尝试以哲学来言哲学，对认清我国哲学创新之路及其走向具有理论意义。
在当代中国，哲学在世俗生活中已遭到了空前的冷遇，其困境可表述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丧失和哲学失语症。从哲学几十年来的风雨历程可以看出，近代译介哲学之名时未能准确传达“爱”的经验，潜藏着将哲学随意处理、为我所用的倾向，哲学的“一冷一热”都受到国情及国际思潮的影响，以功利化为价值核心的现代社会对哲学的排斥，从侧面折射出国人外部精神安全感的空前增强。当下中国哲学界的困境来源复杂，总体上是真正回答“什么是哲学”的问题。“马哲派”面临的是如何全面凸现“与时俱进”的品质的问题，“中哲派”面临的是中国古代有没有哲学的问题，“西哲派”面临的是作为西方人思想经验的西方哲学，如何与中国思想实现对话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纠缠不清，是因为国人在对待“什么是哲学”这个基本前提上未能达成共识。可将对待哲学的态度分为三类：理论界认为哲学是理论的基石，哲学被用来证明政策的合法性；学术界认为哲学是其他学科的基石，多在反思层面看待哲学；思想界认为，哲学是个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继而是民族的精魄、文化的魂灵。所以中国哲学基本问题的丧失，是因为它从来没有形成自己的基本问题，中国哲学界的失语症，是中国哲学人思想走向内敛、继而是文本沉淀的必然过程，因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哲学人，尚未本己地发声，所谓“失语”无非是把别人的话交还给别人。
论国学与国学研究
雒江生（天水师范学院）/《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全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什么是国学与国学研究的内容；第二部分论述国学研究的历史，即三个阶段与研究成就；第三部分论述国学研究的四个特点，即重学理、重实证、重贯通、重工具；第四部分论述国学研究的意义。这是一篇全面系统论述国学研究的内容范围、简要历史、观点方法及深远意义的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