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史学理论（含中外史学史、历史文献学）研究
一、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史学理论研究是甘肃省较为薄弱的领域，五年来虽有一些论文问世，但总体数量并不多。其中以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与学术史的理论探讨最具特色。王希隆《面向21世纪的中国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对21世纪中国西北边疆研究的发展前景提出了理论性的探讨。江峰《善待历史——论新时期的历史教育》（《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认为历史教育应形成节约教育成本、减少资源浪费的良性机制，同时又要实现历史教育培养具有民族传统与精神的理性人，肩负起弘扬市场理念、传承民族精神与传播现代文明的重任。
在史学史方面，尽管相关论着同样较少，但却颇具特色。2001-2005年甘肃省史学史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史、《四库全书》编撰研究、少数民族史学三个方面。赵梅春连续发表了《王桐龄（中国史）的特点》（《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1期）、《世纪的丰碑、珍贵的遗产——白寿彝先生与中国通史编纂》（《回族研究》2004年第2期）、《周谷城（中国通史）在历史编纂学上的成就》（《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等三篇论文，对20世纪几部着名的中国通史着作和史学家进行了专题研究。张克非《卓尔独立，贵在求真——读（赵俪生文集）兼论其他》（《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尚季芳、吴懿《试论近代西北史地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也分别论述了与近当代中国史学史相关的问题。
汪受宽、刘凤强《（四库全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1期）一文，从六个专题，系统地评述了《四库全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如何进一步深入研究《四库全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徐亮、周晓聪《（四库全书）甘肃籍作者着作辑录》（《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一文，对甘肃所存文溯阁《四库全书》中甘肃本地书籍的收录情况做了初步的统计。赵梅春《辽、金史（国语解）的史学价值》（《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分析了《国语解》的民族特色与史学价值，指出了其在中国史学编撰史中的学术地位。
此外，郝润华《论六朝时期的史学思想和修史方法》（《西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论司马迁（史记）对六朝史学的影响》（《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论六朝时期史学与文学的关系》（《南京师大学报》2004年第6期），雷紫瀚《（柳毅传）的思想观念及其史证价值》（《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等是在史学史领域发表的专题论文。王三义《塔西佗与班固史学风格比较》（《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一文更是作了中西史学比较。李玉君《普希金和（普加乔夫史）》（《兰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普希金与历史研究——兼谈（普加乔夫暴动始末）》（《俄罗斯研究》2005年第2期）、《（伊戈尔远征记）的文本解读与写作特色》（《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3期）三文，王三义《古罗马三部农业着作的史料价值问题》（《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王尚达《马克思对世界古代史研究的贡献》（《兰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都是外国史学史领域的专题论文。
二、历史文献研究
甘肃省历史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敦煌文献和图书馆文献学上。《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是继《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正编）之后又一部补充性的西北文献资料总集，是全国文献丛书工作指导委员会统一规划下的由《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和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共同组织完成的一项古籍整理的巨大工程。它以发掘、抢救为手段，以保护、研究为宗旨，在系统整理的基础上全面反映和再现了中国西北现存古籍文献的全貌，与《正编》一起基本形成了西北文献的主要构架。《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共收录西北问题多学科、各时代稀有文献240余种，其中收录第一次公开问世的发掘型文献80余种（约千万字），约占全书总量34％；收录明清珍善刻本100余种，约占全书总量42％；收录民国罕见重要文献数十种，约占全书总数24％。《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除汉文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雍际春《天水放马滩地图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两书是对历史文献进行理论探讨与研究的论着。
论文方面，郝润华《（续资治通鉴）讹误考校举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4期），李怀顺《明万历（深沟儿墩碑）考释》（《华夏考古》2005年第2期）等文对历史文献进行了校正与考释。崔云胜《（道德经）的作者是老聃而非太史儋》（《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郭店楚简（老子）与今本（老子）关系探析》，王继光《洪武三十年中越领土交涉的原始文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等文对历史文献作了介绍和专题研究。
（第二节）中国古代史研究
一、通史与分类史
这一时期的通史与分类史研究较20世纪最后十年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具体体现在两部大型通史类着作的编纂出版。其一为谷苞主编《西北通史》（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该书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五”重点图书选题。全书分五卷，260余万字，参与编写的学者遍及西北五省，是西北五省历史工作者协作的成果。第一卷主编刘光华，时间从石器时代至东汉时期；第二卷主编齐陈骏，时间从魏晋时期至唐朝前期；第三卷主编郭厚安、李清凌，时间从“安史之乱”至明朝；第四卷主编尹伟先，时间是清朝；第五卷主编宋仲福，时间为民国时期。该书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从石器时代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陕西、甘肃、新疆、宁夏、青海等西北五个省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少数民族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其二为《甘肃通史》，该书的编纂邀请了甘肃省内深孚众望、在相关领域造诣深厚、研究成果突出的专家学者组成了编纂委员会，由兰州大学教授刘光华任主编。该项目于2003年启动，现即将与读者见面。《甘肃通史》采用按历史时期分卷的贯通古今的编写体例。全书共分八卷，第一卷主编祝中熹，时间从远古至春秋战国；第二卷主编汪受宽，时间为秦汉时期；第三卷主编赵向群，时间为魏晋南北朝；第四卷主编尹伟先，时间为隋唐时期；第五卷主编刘建丽，时间为宋元辽金时期；第六卷主编武沐，时间为明清时期；第七卷主编宋仲福，时间为中华民国时期；第八卷主编王劲，时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07年。该书每卷平均45万字左右，总计约400万字。每卷还附图片若干幅。《甘肃通史》编纂中力求突出甘肃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地域特色，尽可能地借鉴吸收一切有益的研究成果，使该书能够反映甘肃地方史研究的最新水平。尽可能全面地反映甘肃从古到今政治、经济、社会、宗教、自然生态等多方面发展变化，展现甘肃悠久的历史、多彩的民族生活以及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对于全面深入地认识甘肃的历史现状，总结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自然演变的规律，积累地方文化、推动学术进步，服务当前经济建设大局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史研究领域，由西北师范大学胡小鹏担纲的《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全书65万余字，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宋元时期官营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的发展状况，是目前为止，有关宋元两朝手工业发展情况篇幅最大、内容最为详备的学术着作。该书有关元代手工业经济史的探索的价值远远高于宋代部分，体现出作者在元史研究上的精深造诣。王晓燕的《官营茶马贸易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则对在我国民族贸易发展史上持续一千余年的茶马贸易进行了研究、考证，分别对唐、宋、元、明、清等朝代茶马贸易体制的建立、改革、延续及废止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客观评价了茶马贸易的历史作用和意义。经济史方面的论文成果均与农业相关，杨红伟的《论历史上农业开发对西北环境的破坏及其影响》（《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认为自秦汉开始，西北地区的气候逐渐变干，而农耕日益扩大的总趋势，加剧了西北地区由气候变干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并使之呈现出不可逆转的特性，不仅带来了西北地区的生态危机，也导致西北地区产生了持续不断的社会危机，甚至导致了某些社会与文明的湮灭。赵向群、刘小平《经济环境与均田制的变化》（《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田澍《科举的利弊及清朝废除科举的教训》（《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也是制度史方面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
在文化史的研究方面，有张崇琛的《中国古代文化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全书共分十三章，除第一章从宏观上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起源与特点进行把握外，其余十二章均按不同的文化领域来进行介绍。在论述过程中，也尽量做到紧扣本题，不枝不蔓，以使读者能对中国古代文化有一种较为全面而又简明具体的认识。书中所涉及的具体内容有天文、历法、地理及行政区划、职官、科举、姓名称呼、婚姻、宗法、饮食、衣饰以及经学和宗教等。为使读者能有一种纵贯性的印象，对上述内容的介绍，基本上是依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来进行的。对于某些学术上尚有争议的问题，在择善而从的同时，也糅合了着者个人的研究心得。另外，祁文源所着《中国音乐史》自1963年初编以来，在教学中长期使用。为反映最新研究动态和吸收国内外学者近几年的最新科研成果，由李锦生增补的新版《中国音乐史》已于2002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李金梅的《中国马球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则系统地研究了马球——这一中国古代特色体育运动的发展脉络，内容包括唐代波罗球戏考，长安打球小考，唐代西藏马球戏传人长安，古代马球起源及发展研究的历史回顾等。郝润华着《妇女与道德传统》（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剖析批判了儒家传统的道德伦理思想对女性的束缚和迫害，对中华传统道德中的女性美德给予了叙写称颂，以女性自我价值的体现，展示古代女性的道德风范、高尚品格和道德情操。在文化史研究论文方面，雍际春《伏羲神话传说的文化价值》（《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刘雁翔《天水三国遗迹丛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和贾利民《诸葛亮与祁山历史遗迹考述》（《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是在陇右文化研究框架内所作的具体研究。此外还有，汪受宽《河西古酒考论》（《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王晶波《隋唐五代的相工群体》（《西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5期）、《相术起源与中国古代命运观》（《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后者通过对相术和相工群体的考察，为我们展现了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相对文化史而言，甘肃省学者在思想史的研究上也有不俗的表现，如乔健的《陶渊明“自我意识”简析——兼与景蜀慧先生商榷》（《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试论庄子“精神超越”的限度》（《南京师大学报》2004年第4期）、《试论老子之“道”的绝对性与自我实现》（《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制约权力”到“自我约束”一一春秋时期政治的重要特点与孔子政治思想的局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等分别对陶渊明思想、老庄思想和春秋战国政治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他学者的成果还有：许建军《孟子论“羞恶之心”》（《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崔云胜《（老子）哲学“道”的特点及对孔子的影响》（《河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此外还有侯玉臣《论夏商周三代的天命理论》（《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论述了天命理论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古代东方原始巫术文化的演变与发展，天命理论的形成是古代中国早期宗族社会在政治上的反映。
甘肃史学最值得关注的发展动态分别是以甘肃境内各市县为研究对象的区域史研究的发展和基层史学研究的繁荣。最为突出的表现在由甘肃文化出版社陆续推出的《甘肃史话》、《甘肃市州史话》两部大型丛书的出版。其中《甘肃市州史话》丛书是对《甘肃史话》丛书中的市州史话进行了修订，精编而成，共15卷，400余万字。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部地域史研究的近期作品，分别是于俊德、于祖培着《先周历史文化新探》（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以及王元第的《张掖历史文化叙论》（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先周历史文化新探》则以田野调查的手段，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将文献资料、历史文物与民俗文化相结合，从历史的、文化的、语言的三个方面，对周人在庆阳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诸方面的活动，作了较全面的考察和论证。在全书论述过程中，作者还着眼于实际调查研究，不拘泥于历史陈说，对先周的历史文献进行了新的诠释，并对先周历史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思路。
作为区域经济研究和地方史研究的有机地结合，甘肃地方史和甘肃经济史的综合研究的代表作品，关连吉、赵艳林主编《西北开发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以古代至近代西北开发史为研究对象，较为系统地对西北资源开发、水利建设与管理、城镇与经济发展、近代以来工矿业开发，以及中国西北开发与美国西部开发比较等问题，进行了重点论述。王继光、高瑞主编《中国西部开发·人物志》，是在《古代开发西北人物志》的基础上，重加修订增补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