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自由，它包含着注意、觉察、约束和努力，还包含着在每一天，在无数的琐事中，一次又一次地真心关心其他人，并且愿意为他们牺牲。
——戴维·福斯特·华莱士
2005年在肯尼恩学院发表的毕业典礼主题演讲
I
2008年9月30日，星期二，犹太历5769年的第一天，我沿着我家房子后面的河堤走向河边。我的狗、6磅重的伯奇开心地跟在我身边。我走到山脚下，注意到人数非同寻常的一大群人正沿着泥泞的小路向我这个方向走来，他们中大多是带着孩子的家庭。这个地方我和伯奇几乎每天都会来，通常我大概能看到另外5个散步的人，在周末能看到大约10到12人。我数了数，现在至少有30个人。起初，我的唯一想法是：伯奇可别被他们踩到脚底下。
突然，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我转过身去，是多萝西，我喜欢的一个过去住在纽约的人。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见面了，我们两人都想不出来有多久了。“和我们一起来吧。”她说，把我拉进了数目还在稳步增加的人群当中。“我会把我的面包分给你一些。”她补充说，举起了一个塑料袋。最后我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在岁首节，犹太人通过将面包屑扔进水中来象征清洗自己的罪恶——这就是人们所知的犹太人“除罪”仪式。
“太好了！”我说，“我的书刚刚写完。”
“很不错嘛！”我知道她是真心的。
在我们走着的时候，我们两人都了解了一下对方的近况。当我们走到河边时，那里已经聚集了大约100多个人。我看到了罗宾，另一个从纽约搬出来的人，还有罗伯。通常我会在莉亚家的节日聚会上一年见到他们一次。他们也认识多萝西——也是通过莉亚认识的。每个人都认识莉亚，不过这是另一个故事了。罗伯非常聪明，喜欢与人讨论他的想法，罗宾是一位作者、编辑，所以我知道，当我忍不住说“我的书刚刚写完”时，他们两人都能理解我的感受。
多萝西、罗宾和罗伯都是我只在偶然情况下才会遇到的人。但是，在过去几年中，不管什么时候遇到他们，他们都会问“你的书写得怎么样了”。他们的问题和评论会对我有所启发，在我向他们讲述的过程中，我的想法就变得更具体了。有时，我能意识到自己是在滔滔不绝地说，也害怕自己面对重要陌生人时对细微问题的喋喋不休会使谈话变得单调无比，于是我问：“你确定你想听到这么多的细节吗？”一个“是”的回答，不管是出于礼貌还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兴趣，都能让我继续往下说。
完成一本书的写作比任何毒品都效果更好，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佳“迷幻状态”。但是现在，我感到自己还像是步入了一部电影——费里尼遇到了《屋顶上的小提琴手》。聚会本身就表现了过去这一年来我正在写的东西：人们被他们的共性吸引到一起。多数人都是陌生人，但是我知道关于他们的一些情况：他们来这里是参加一个有几个世纪历史的传统仪式。相比于宗教方面，我更像是一个文化上的犹太人，但是一般来说，我喜欢仪式的概念，尤其喜欢这一个。摆脱自己的罪恶，由此来开始新的一年，这很有道理。一个留着胡子、穿拖鞋的人给了我一张白色的纸，上面写着“除罪”仪式的说明，让我知道，我需要的唯一“补给”就是“一袋面包”（几片面包也可以）以及一颗谦逊、自愿的心。
于是我写了这些，一本刚完成10分钟的关于重要陌生人的书摆在我的写字台上（实际上是存在我的电脑里），我的身边是看似无关紧要但在今天偏偏至关重要的人们。昨天，我不得不取消岁首节与最亲密的那些人相聚的计划，因为我离完成这本书还有一步之遥，我觉得很累，所以不想开车奔波3个小时。由于自己感到有一点点不好意思，所以我开始精心修饰最后一章。待在马萨诸塞州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当我敲出最后一句话时，却没有人在身边祝贺我。然后，我走入了这个超现实主义的场景。
多萝西把手伸进袋子里，掏出一片不太新鲜的褐色面包递给了我。
“全麦的·”我问，还在同胞面前夸张了自己的纽约口音，补充了一句“什么？没有白面包吗？”（罗宾和罗伯带的是椒盐饼干，因为罗伯现在按阿特金斯食谱吃东西。）
当我把面包的碎屑丢进河里时，我默默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激。感激新的一年，感激我所有的祝福，感激这个仪式本身，感激我的重要陌生人们，以及感激他们激发灵感的这本书。至于我的罪恶，就过一会儿再考虑吧。我不知道什么或者是谁在控制宇宙，只知道不是我。毫无疑问，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内容来作为结尾了。
——梅琳达·布劳
II
希拉里·克林顿使取材于非洲古老谚语的抚养孩子“需要一个村庄”这个观点闻名于世。实际上，抚养孩子需要一大群重要陌生人。当我的儿子还是一个小婴儿的时候，他所在的日托中心停车场上家长之间的联系，第一次激发了我对外围社会关系的兴趣。在本书即将出版时，我意识到，很多这样的重要陌生人，我在这些年里遇到的数不过来的人，他们是我的孩子世界中的一部分，母亲、父亲、老师、教练、看门人、牧师，这些人守护着我生活在丰富多彩但有时也令人困惑的世界中，这个在我没有孩子时从来不曾想象过的世界。我几乎不太认识的人为我提供了养育孩子的榜样，让我的孩子们建立自信，并将我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连接了起来。
我的第二个孩子是在我第一篇关于外围社会关系的学术论文出版那年出生的。那时我们刚刚搬到印第安纳州，感到很孤立。但是她出生几天之后，我的邻居带着金枪鱼和通心粉沙拉来我家串门。我的房地产经纪人，我在西拉法叶特的第一个重要陌生人，将我们介绍给了她的女儿，后者做了我们看孩子的保姆。在运动场上，我们认识了他们的父母曾居住在四个不同的大洲上的孩子们（这些孩子还教我们用6种不同的语言唱“生日快乐歌”）。在系里，我认识了一名喜欢看孩子的研究生，还学会了结尾是“切泡菜呀咯吱咯吱”的小调。我女儿长大一些之后，我们给她报了芭蕾舞学习班，班里有一个不知怎么就能说服一群爸爸每年4月在表演会上跳舞的老师。
在中西部地区寒冷难耐的冬天，我很感激像伊森的妈妈那样的女性。她是一名杰出的医学研究者，在她的领域内，她属于全美排名前50位的学者。她的领域内有很多学者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没有几个人在养育年幼的孩子。我不是非常了解她，但是我非常崇拜她同时处理工作与家庭事务的能力。她的儿子参加了五六种课外班，她通过联合数位拼车的家长，做到了保证孩子能准时去上课。二月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工作最繁忙和天气最寒冷的时候，公立学校有时会早放学，空出几个半天的假期。为了应对这些假期，伊森的妈妈组织了“孩子交换”活动，让孩子们在她家里待一个下午，然后第二个下午到我家，依次轮流。扩展我的社交护航队的，不只是我的孩子们的活动，有时是一种需要。例如，上幼儿园时，我的儿子很怕水。我姐姐的儿科医生，也是她的一名重要陌生人，告诉她教孩子游泳和打疫苗同样重要：地球上将近3/4的表面是水。但是，让我这个痛恨弄湿自己的小男孩到水里去，比什么挑战都大。我向其他家长去寻求帮助。我都快不记得最后到底是谁给我推荐了专门的儿童游泳教练杰姬了。我为她哄我儿子下水的能力感到大为震惊。多亏杰姬帮我儿子学会了自由泳的腿部动作，最后我的儿子成功地加入了一个竞争激烈的游泳队。而我，现在坐在看台上，为他的成功感到欣慰，更让我欣慰的，是我与其他小选手的家长们建立起的联系。我们一边看着孩子，一边聊天，谈论在哪里买游泳队服、一年级的数学课，还有市中心长跑活动的时间表。当然，重要陌生人也丰富了我的研究内容，帮助我处理在学术界中的日常事务。但是，在我做母亲的责任方面，重要陌生人为我提供了一根绳索，令我既能安守重要的事物，又能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卡伦L.芬格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