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施拉格的明天已经到来。我们这些用户，同那些不断构思开发新网站、新软件的企业家们一起（也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原因），将互联网作为建立联系的工具来使用，而不仅仅是获取信息的工具。网络社区的大量涌现以及社交网站的日益增多，突出表明了我们希望与各种各样的人建立和保持联系，而不只是我们的所爱之人。数字技术远非抑制了我们的社交本能，而是永远地改变了我们如何“经营”关系，改变了我们如何增强与人发展关系的能力，以及对此种能力的渴望。同电话一样，互联网已经成为另一种联系模式，而且它发展得更为迅速。我们写博客，我们“即时聊天”，我们发消息，我们使用Skype，我们还发送各种可爱的表情图标。我们可以在公共场合进行私人谈话。如果说，日常交流是建立和保持我们社会关系的关键，就像很多社会学家所认可的那样，那么如今我们就拥有了许许多多的、能够或好或坏地提供研究者所说的“感性接触”的“关系技术”。我们无时无刻不被“找得到”。如果我们在飞机场或者火车上，我们也可以在这期间与人交谈，或者在任何觉得无聊的时候和别人聊天。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2007年的希奥多拉·斯泰特斯，她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用笔记本电脑发消息——这已经成了她每天固定的晚间活动。这幅景象让人想起了施拉格在仅仅10年前问过公司高层的一个问题：“当公司里的每个人都拥有他们自己的个人主页时，会发生什么事情·”
斯泰特斯就有好几个个人主页——比如在MySpace（聚友）上、在Facebook上、在Twitter（微博）上、在Cyworld上（一个“在亚洲很有名”的网站）。“我需要使用所有这些网站，因为每个网站都能让我与不同密切程度的人保持联系。”斯泰特斯现在25岁了，居住在位于布鲁克林区的一个上层居住区，她看起来并不像那些周六晚上没人约的年轻女性，社交生活也没有被局限在网络空间中。斯泰特斯只是使用科技来管理自己的社交网络。“我在大学里认识的一个女孩和我在大学里关系最好的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朋友是朋友，她们在7年级时一起去参加过夏令营。
我在工作中认识的一个朋友的男朋友是我高中时一个同学的朋友。我发现我们都认识，这倒提醒了我，过一阵儿应该在网上给他们发消息联络一下了。”斯泰特斯对于互联网的考虑并不比她对周围空气的考虑更多。在作者写作本书时，斯泰特斯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客户策划，在这家广告公司，她从事“数字化社交圈”的工作和研究。她的手机时不时就会响，提醒她Dodgeball.com给她发消息了，这项服务让会员能够发现，“朋友”、“朋友的朋友”或者“一见钟情的人”现在就处于10个街区内，这样就可以让会员的虚拟社交生活进入现实世界，尽管开始时有些担心，但显然，我们中的多数人就是这样做的。斯泰特斯在Twitter上还有个账号，从中可以获得她生活中各式各样的人的切实信息，她在上面有140个左右的好友，牙科诊所的苏茜、试营业的那家餐馆的兰斯、最终选择了哥斯达黎加而没有选择巴哈马的斯蒂夫。并不令人惊讶的是，重要陌生人的概念让斯泰特斯产生了共鸣：“我见到的每个人，坐到过我身边的每个人，还有在地铁上认识的萨姆。了解人们的信息，让他们进入我的社交网络，这太容易了。”
但是剩下的人会怎么样呢·我们也许不在斯泰特斯所说的人之列，但在美国，有77%的成年人使用互联网，其中93%在家中使用互联网，52%在工作中使用。和以往一样，有些人担心所谓的“数字化鸿沟”会把贫穷、受教育程度不高、上了年纪的美国人留在不使用互联网的篱笆墙的另一侧。可同时，新的证据显示，这些人不仅也能上网，而且还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在2004年，i-neighbors.org网站开始运营，让美国或加拿大的每个人都能建立一个虚拟的邻里协会，其中包含与网居社区中介绍的那些类似的服务。这个网站是基斯·汉普顿所开展研究的一部分，研究目的是为了考察互联网能否为社交和社区活动创造新的机会。6000
多个邻里协会在这个网站上注册。可以预见的是，其中大多数都是中产阶级和居住位置好的人。但令人惊讶的是，其中也还有28%的人居住在“真正的弱势群体”地区，在这样的地区，贫穷、失业、居住不稳定程度很高，而这些正是阻碍公民联合起来活动的典型因素。正如在网居社区，居民之间的数字化联系有助于这些居住在边缘化居民区的人变得相互熟悉起来，并为共同关心的问题团结在一起。于是，这也就将居民置于了一个更好的位置，从而联合起来采取行动。
“绝不是与人疏离”
关于重要陌生人，底线是说，我们之中大多数人都会经常与人交流，而且潜在的新的社会关系无处不在，包括在网络空间里。但是，既有这种不间断的联系文化，又有新闻标题近年来一直在宣告说美国人比过去更加疏远彼此，二者如何相吻合·几年之前，国内外的每一家报社、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都在报道，2006年的一项研究结论指出，我们的核心社交圈在缩小。研究把当时的情况与1985年进行了对比，在1985年，人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的对象平均是3个人，但如今，我们可以与之倾吐内心的，却只有两个人——通常还是家人，而有些人，居然一个这样的人都找不到。
每隔几十年，疏远和隔绝这两条并行主线就会被提出来，看起来，每一代人都会思考大规模的社会变动如何影响我们与亲属、朋友、邻居、同事的关系。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是在矛盾的时代中艰难前进，不相信政府和政客，但又愿意使用信用卡，愿意把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分享给虚拟的人。但正如马克·吐温所说的，对于社交衰亡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张了。
人们生的孩子比过去少了，而且会独自居住，或者同住在一起的人数也很少——单身的人数超过了已婚的人数，这都是实情。由于家庭生活不易、上班路途遥远，还总是要把工作带回家继续做，薪水不错的人实际上投入工作的时间更多了——其他很多人也觉得是这样的情况。
无论是怎样的原因，我们用来培养密切关系的时间都比以前少了。然而，我们是否确实找不到那么多人可以去求助，取决于你如何定义一个人的“社交网络”以及如何限定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