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那项研究给“核心知己”这个词组下了一个非常狭义的定义，并只问了唯一一个问题：“回想一下，在过去的这6个月中，你和哪些人一起讨论过对于你很重要的事情·”即便是开展这项研究的社会学家，也承认对这个问题本身就可以进行不同的解释。对一些人来说，伊拉克战争是“很重要的事情”，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没有情趣的性生活才是重要的事情。如果换成去询问“经常和你聊天的人或者能给你提供实质性帮助的人”，并且包含稍微不那么密切的关系，那么你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2004年开展的一项“普尔项目：互联网与美国人的生活”
调查发现，我们拥有15种这样的定义更为宽泛的社会关系，还有16种关系没那么亲密，但“也还算密切”的社会关系。考察了其他数据并对2006年的研究提出不同分析的记者并不多，其中之一是安·哈尔伯特，她的观点是：“普尔项目的调查发现表明，美国人看起来绝不是与人疏离的。”
但是，重要陌生人，即那些处在密切与还算密切关系外围的社会关系，又是怎么样的·2000年，哈佛大学研究政治学的学者罗伯特·普特南得出结论说，那样的社会关系也是我们所缺少的。普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一书中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起，我们之中去参加联合组织、兄弟会或家长教师联谊会的人已经越来越少，这些组织能给我们提供认识别人的机会，还能给我们提供能由这些机会引发出其他机会和资源的“社交资本”，而与本书主旨更为贴近的是，这些组织还能促进公民之间的相互交融。普特南的观点表明，他关注的是传统的组织，而这些组织的成员身份已经不再受到年轻人的欢迎。而且，尽管普特南承认，在现实生活中和网络上，婴儿潮时期出生者和X一代似乎更喜欢规模较小、不那么结构化的团体，但他却不把这些团体放在眼里，因为他们推崇的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服务于更大的公众利益的愿望。
可以论证的是，我们的社会正在变迁，失去了组织所能提供的不间断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在衰落。非正式或特别团体，还有派系或小圈子，不管这些团体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它们都是我们所选择的社交方式——在时间或情绪状态允许的时候，我们在这些组织中进进出出；而在这些组织中，我们结识了很多重要陌生人。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家罗伯特·伍斯努说过，小团体“提供某种类型的社会交往，这样的社会交往是忙碌、无所寄托的人们无须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做出重大调整就能掌握的”。盖洛普公司受伍斯努委托，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做了一项调查，调查表明，在我们之中，40%的人总会在某个时候成为以下三大类小团体的成员：宗教团体（圣经研究团体、成人主日学校班级）、自助团体（匿名戒酒会及其他类似团体、关注某种疾病的团体），以及活动导向团体（体育、兴趣爱好）。经过了这许多年，他的观点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社会关系数量减少的程度并不像形式创新的程度那么大。”
我们的一些现代社交方法和所发展的社会关系，无法被归入过去我们所依照的熟悉分类中。例如，你如何将“哥伦布骑士会”与拥有6600名会员的国际组织“企业家协会”资助的每月召开、成员亲自参加的“论坛”进行比较·论坛的参加者平均年龄是39岁，他们要把手机关闭3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只能听彼此说话。他们可能谈论不得不解雇某个员工的困难，或者谈论总要对工作负责的负担——当与别人进行分享时，责任似乎就不那么难以承受了。
这样的话，你如何对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心跳莎莎舞团”进行归类·这个舞蹈团由各种各样的拉丁舞爱好者组成，他们是2006年在网站Meetup.com上相识的。在他们每周举行的“花样舞步”课程上，参加者学习“身体旋转、腿部滑动、臀部和肩部的晃动、手部移动”。或者还有“501号罗马军团”，这是一个对《星球大战》系列电影进行角色扮演的狂热影迷组织，还被称为“维达的拳头”，这个组织又该如何归类·
组织成员全副武装地穿着影片中人物的服装参加集会、游行，还在慈善活动时露面。那么，每年一度组织活动、吸引全美国截肢者时刻通过电子邮件相互保持联系的“独臂捕鸽”组织又该如何归类？在本书（第3章）你将读到，根据36岁的道格·戴维斯的说法，“独臂捕鸽”组织的活动“真是拓宽了我的视野”。
这些都是重要陌生人的关系在现代社
会中得以发展并繁荣的例子。凯文·莫里尔和他的同事认为，这些通常容易被忽视的“与传统定义不符的社会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于是他们用了一整本书来介绍他们对公众场合中发展的社会关系所进行的研究。这些对该作品的产生做出了贡献的社会学家，研究领域多种多样，比如脱衣舞俱乐部、单身舞会、右翼分子的讨论会，还有整个业余选手垒球赛季都坐在露天看台看比赛的“流动社区”中的人们。这些人所参加的显然不是罗伯特·伍斯努所说的那些组织，但考虑到参加者所收
获的益处，编辑们得出结论说：“公众场合中的私人关系，可以提供合适的机会来为人们建立社交资本，可这样的社交资本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而且人们也几乎对此没有期待。”我们的生活方式与“最伟大的一代”不同。我们不会只为一个公司工作；我们不把自己限制在一种职业、一种宗教甚至一个家庭之中。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各种各样的世界中奔波，家庭、职场、组织、志愿者团体、精神聚会、网络社区，而在每一个区域中都会与不同的人交流。在一生中，我们每个人都会获得很多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扩大我们的视野的社会关系。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化个人主义”的时代。这个词是巴里·威尔曼首先提出的，用来描述在几十年前就开始出现、但被数字科技所加速的巨大社会变革：在我们曾经通过组织所彼此联系的地方，如今是作为个体彼此联系。
社会观察者倾向于在美好的旧日时光和刚过去的一二十年之间划一条清晰的界限。例如，人们广为接受的是，多数人都曾经是“内部密集型”社交网络的一部分，在这个网络中，每个人都相互认识。药剂师追求你的小姨；镇长和你的父亲一起长大；你参加的俱乐部的成员在同一家酒吧喝酒。你爱的人和你认识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你的父母是谁、你在哪里居住和工作以及你加入了哪些传统组织所事先决定的。尽管这种描述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格兰诺维特还是对“美好的旧日时光”与现在之间的区别是否如此巨大提出了质疑：“除了一些社区研究，我们并不清楚原来的旧世界曾经在某个地方如此明显地存在过。”格兰诺维特解释说，比如，研究民族聚集区的社会学家不擅长举出反对城市环境改造的例证。城市环境改造清除的是低收入人群的居住区域，满足的是中产阶级的居住利益。于是，这些社会学家倾向于只把焦点集中在自己那范围狭窄的研究主题上，用同样的方法处理不同类型的事情，而没有“看到重要陌生人的重要性所在”。
不管这些差异的程度如何，很清楚的是，社交网络的密度已经减小了，如今，我们当中的多数人是互不相识的、松散的社交网络的组成部分。我们并不一定有兴趣加入一个由已经认识的人构成的组织，而是要行动起来建立自己的人脉。我们不是作为组成整体（比如说一个家庭或一个公司）的很多人中的一员，而是每一个人都负责管理自己的社交护航队——与一大群重要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所属的“团体”和拥有的社会关系不再按照地理区域划分，也没有减少，而是在蔓延、扩充，并且留存在我们的头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