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金两朝，今北京地区通往东北地区的包括“京榆路”在内的道路，更有大的发展。尤其金朝时，由中都城至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南白城)的道路都已开辟成设施完备的驿站道路。
金朝时，“京榆路”所经地区及各段里程如下：过潞县(今北京市通州区)走70里至三河县(今河北省三河市)、再经60里至蓟州(今天津市蓟县)、再经70里至玉田县(今河北省玉田县)、再经90里至韩城镇(今河北省玉田县东南、唐山市西)、再经50里至清州(今河北省唐山市)、再经90里至滦州(今河北省滦县)、再经40里至望都县(今河北省卢龙县南)、再经60里至营州(今河北省昌黎县)、再经100里至润州(今河北省秦皇岛市西南)、再经80里至迁州(今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这样，“京榆路”总共有700多里的样子。而出山海关后，还需经过24段驿程，才能到达上京会宁府。辽金时期，“京张路”仍与以前一样，起自燕京，经今北京市昌平区居庸关、今河北省宣化市至张家口市，继续向西则通到今山西省大同市。今山西省大同市是辽朝五京之一的西京大同府。从南京城经“京张路”到大同府大约有近800里的样子，都是交通便利的驿站道路。从大同府至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约1870里的道路也开辟成畅通无阻的驿道，辽朝皇帝多次经这条道路从上京前来南京。至今在“京张路”及通到大同市的沿途一带仍流传着许多关于萧太后的传说。金朝建都中都后，这条道路仍为燕京地区与北方联系的重要通道。金人蔡珪在《出居庸关》一诗中写道：“乱石妨车彀，深沙困马蹄。天分斗南北，人间日东西。侧脚紫荆短，平头土舍低。山花两山树，笑煞武陵溪。”描述了当时居庸关外“京张路”及到今大同市延长线的沿途情况。
辽朝时，经今北京市密云县古北口而至今河北省承德市的“京承路”成为南京城通往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上京临潢府的要道。南京至中京约910里，南京至上京约1030里，都开辟成往来频繁的驿站道路，辽宋两国互派使臣多经此路。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王曾使辽，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陈襄使辽，都走的是经南京、顺州(今北京市顺义区)、檀州(今北京市密云县)到古北口的线路。王曾在《上契丹事》中所记行程是：“出燕京北门，至望京馆。50里至顺州。70里至檀州，渐入山。50里至金沟馆……自此入山。90里至古北口。”出古北口再经至少10个驿程，走650里左右，才到达中京大定府。此外，欧阳修、苏辙等出使辽国时都曾路过古北口，并留有诗句。欧阳修有“古关衰柳聚寒鸦，驻马城头日欲斜”诗句。苏辙有“乱石环合疑无路，山径萦回长傍溪”
诗句。金迁都于中都城后，自中都城去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南白城)，经古北口的“京承路”也是重要通道之一。
上述这些道路与其他道路，如长城关隘道路、栈道等，纵横交错，往来方便，组成了北京地区与外界交往畅通的交通网。
(二)水路交通
辽金时期，今北京地区水路交通方面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一是萧太后运粮河的开凿，另一个是京通运河的开通。
1.萧太后运粮河
萧太后运粮河是辽朝在今北京地区的水路交通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它由摄国政的萧太后于辽圣宗统和年间晚期(约1005-1009年)主持开凿，主要用途是传输南京东部地区的税粮。
关于萧太后运粮河，史书上有着许多记载。根据这些记载推测，萧太后运粮河大致有3条：一条自今蓟运河口入内河，循今河北省香河县南境的大、小龙湾水入潞河，再顺今萧太后河(由今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西至城区广渠门外)至南京城下，并延伸至南京城西北；二条循今窝头河而上，经今天津市宝坻区南、香河县北，西北至今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长安客话》：香河县“境南有大龙湾、小龙湾二水，夏秋始合流，经宝坻界入海，相传辽时海运故道”。另，光绪《畿辅通志》：“蓟运河乃转而东流，至曹家口头，有殷流河合梯子山泉来入之。殷流河亦作阴流河，即紫禁片，又谓之辽运河。《蓟州志》：‘紫禁片在州南8里，长1里余，宽10余丈，水甚深，冬夏不竭，乃辽运河之故道也’”。
《清一统志》：“苍头河，在香河县西北二十里。旧志：相传即萧后运粮河。水泛则上通牛栏山水、窝头庄水；下通三路堤口……。今名窝头河，本无源，伏秋水发，众流会于窝头，经香河县百家湾，东与渠水合”。苍头河上游，即今箭杆河；中游即今北京市通州区与河北省三河县分界的一段潮白河；下游经河北省香河县北、天津宝坻区南，至八门城与蓟运河交汇，在今潮白新河之北，仍名窝头河或箭杆河。
三条循今蓟运河而上，至今天津市蓟县、河北省三河市、北京市平谷区等地。
2.京通运河
京通运河，即从金中都城通到今北京市通州区的运河。在开凿这条运河之前，金朝曾试图凿渠引永定河水以疏浚中都的漕道，但未能成功。于是，便将目光转向高良河、白莲潭诸水，征调民夫“为闸以节高良河、白莲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即利用高良河、白莲潭诸水，在沿途设置8座闸门，通过节制水流，以通山东、河北之粟帛。
京通运河是北京历史上首次由城区向东通到通州区的漕渠，它的兴修意义重大。但是，由于沿河地势的高低差降甚大，水量又很有限，加之当时对永定河的洪水尚不能有效地控制，舟行浅滞，从通州到中都往往需要10多天才能达到，远不能满足运输的需要，因此粟帛等物资主要还是通过陆路运输。
四、燕京地区的主要桥梁
辽金时期在今北京地区修建的最着名的桥梁应属卢沟桥。除此之外，在琉璃河上曾有一座木桥。
(一)卢沟桥
卢沟桥于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六月始建，历时3年，于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三月建成，由金章宗敕名“广利桥”，后改称卢沟桥。
卢沟桥一带，远在战国时期就是北京小平原与华北大平原之间往来的一个重要的古渡口，也是军事上的要地。据记载，在金修建石桥以前，这里就曾建过几次木桥、浮桥，以方便往来，但都被河水冲毁。金迁都中都城后，这一带的交通更为频繁。由于横跨卢沟河没有固定的桥梁，给南北往来的使者、商旅及物资的运输都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为了改善陆路交通，金世宗决定修建一座沟通两岸的石桥。但卢沟桥尚未动工，金世宗即驾崩，最终造桥工作由其继任者金章宗来完成了。
卢沟桥的建成不仅有效地改善了中都城南下的陆路交通，并且逐渐发展成为中都城的南大门，成为迎来送往宾客之地。金朝礼部尚书、翰林学生赵秉文就有“落日卢沟桥上柳，送人几度出京华”的诗句。
(二)琉璃河桥
史书关于辽金时期琉璃河桥的记载甚少，至今不知其建在何处。但从南宋吏部尚书、参知政事范成大(1126-1193年)使金途经琉璃河桥时曾作诗“烟林葱倩带回塘，桥影惊人失梦乡。陡起褰帷揩病眼，琉璃河山看鸳鸯”来看，金朝时琉璃河上不仅有桥，而且是在公元1192年卢沟桥建成之前。但当时的琉璃河是一座木桥，每到汛期，常被冲毁，因而其所起到的交通作用应是十分有限的。
五、交通管理及车舆制度
辽金时期，交通管理制度比较发达。尤其，随着今北京地区政治地位的上升，车舆的规格也大大提高，并带动车舆制度的完善。
(一)交通官制
辽朝的中央核心机构分南、北枢密院。由于契丹国原属畜牧随水草迁徙的行国，众多部落都是娴熟骑骋的牧民，所以驿传基本上以马驿为主，马匹是重要的交通工具。辽太宗以后，由北枢密院掌“群牧之政，凡契丹军马皆属焉”。另外，总典群牧使司(长官为总典群牧部籍使)为管理国家马政的机构，飞龙院(长官为飞龙使)和尚乘局均为掌管皇帝御马的机构，尚辇局是掌管皇帝舆辇的机构，总领内外厩马司则是负责总领内外厩马的机构。尚乘局和尚辇局都归南面官殿中司管辖。
辽朝时，五京间的驿递由观察使司监管。南京城各属县都有驿递马牛，由县令、县丞、主簿、县尉对驿运进行特别严格的管理。此外，工部设都水监，掌川泽、津梁、舟楫、河梁之事。
金朝时，负责交通方面事务的机构主要是兵部、工部等。兵部“掌兵辑、军器、城隍镇戍，厩牧铺驿，车辂仪仗，郡邑图志，险阻障塞，远方归化之事”。工部则“掌修灶营建法式，诸作工匠屯田山林川泽之禁，江河堤岸道路桥梁之事。掌复实营造材物工匠价直等事”。另外，都巡河官兼石桥使；都水监掌川泽津梁舟楫河渠之事，包括衡水渡及浮桥渡口；殿前都检点司下辖的尚厩局，掌御马调习牧养事务；尚辇局掌管皇帝舆辇。
(二)邮驿管理
邮驿是古代国家政治统治的重要辅助手段，对军事、行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邮驿主要是用于传递国家政令和军事情报。金朝早在金太祖阿骨打时就开始利用驰驿进行传递命令，并着手邮驿制度的建设和机构设置与管理，即由国家统一管理邮驿，以控制信息的传递，使政令统一。金太宗天会二年(1124年)正月，“始自京师至南京，每五十里置驿”。次年，宋使许亢宗出使金国，祝贺金太宗继位，其自燕京至金上京共历35驿2000余里。天会三年闰三月，又“命置驿上京、春、泰之间”。
金朝初年的邮驿主要担负军、政令传达，军情禀报等任务。金熙宗(1135-1148年在位)继位以后，推行改革，采用中原汉法，在全国普设邮驿，基本上建立起了邮驿网络，同时邮驿机构和邮驿制度也逐步完善。
金代的邮驿基本上承继了汉族政权的邮驿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设驿馆、递铺和边铺，并以金牌、银牌和木牌进行传递。驿馆为过往官员休息和传递文书之用。
在金朝，驿馆又称“四方馆”，由兵部统一管理，“掌提控诸路驿舍马并陈设器皿等事”，设使、副使为正副长官。“使，正五品；副使，从六品”。驿馆内要设有床位，备有粮食、马匹等，邻近河川的馆还要备有船只，供过往人员使用。这些物品都要登记造册，并分成不同的等级，根据过往人员的官职而给予不同的待遇。
驿馆传递一般分为步递和马递两等。步递不要求在短时间内送到，速度较慢，主要是送一些普通公文，解送人员和运送官物等；马递则要求较急，都是需要马上传递的公文、地方贡品等。急递铺则是为适应军事需要或其他紧急需要而设立的。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六月，“置递铺，其制，该军马路十里一铺，铺设四人，内铺头一人，铺兵三人，以所辖军粮军内差充”，“腰铃传递，日行三百里，非军期河防不许起马”。急递铺的任务是，“凡元帅府、六部文移，以敕递、省递牌子，入铺传送”，即都是直接传递中央六部、元帅府的公文和军事情报。承担这些递传任务的驿吏都要配有腰铃，而且还要持有敕牌，以示紧急和颜色正规。
(三)车舆及鞍马制度
辽朝时，由于南京城是辽朝五京之一，辽朝皇帝曾在此居住生活过，因此以前不曾在今北京地区出现过的专供帝、后等在宫中使用的车舆，此时都成为北京交通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