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为了改善海运,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在沿海地区设立一些航行标志,白天用标旗,晚上用灯光,指挥船只进出;广泛采用了磁石指南针等航行仪器,来辨识航行方向。此外,还专门建立船只避风的场所,并对海运线路进行了多次探测等。但由于海上气候千变万化,人死船沉事故还是时常发生。如永乐元年(1403年)由江南运粮到直沽,全年总量为601230石,安全运达的只有49万多石,沉没、损失的粮食占总运量的17%。鉴于海运既艰险,又费时、费力,常是三年两至,所以永乐九年(1411年)会通河重新开通后,向北京输送各种物资的海运即告停止。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侍郎丘浚请寻海运故道与河漕并行,大略言:“海舟一载千石,可当河舟三,用卒大减。河漕视陆运费省什三,海运视陆省什七,虽有漂溺患,然省牵卒之劳、驳浅之费、挨次之守,利害亦相当。
宜访素知海道者,讲求勘视。”但其说未被采纳。以后,弘治五年(1492年),又有请复海运者,但由于“河决金龙口”,朝议弗是。于是,终明朝之世,海运再没有恢复起来。
二、大通河的疏浚
明朝北京地区的交通水系主要是大通河,即元时的通惠河。其“发源于昌平州(今昌平县)神山泉(凤凰山白浮泉),过榆河,会一亩、马眼泉,绕瓮山后汇七里泺(今昆明湖前身),东入都城西水门,贯积水潭”;“又稍东,从月桥入内府,环绕宫殿,出玉河桥,由大通桥至通州,与白河合,袤一百六十里。……十里一闸,蓄水济运”。
(一)大通河的淤废
通惠河曾为元大都的繁盛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到明朝初期,该河已淤废不能通。其主要原因:一是因为元末明初,北方战事频繁,致使通惠河年久失修,从而逐渐淤废;二是因为明成祖朱棣选定昌平的天寿山为陵寝地后,因为怕破土伤“地脉”,而不允许再在原通惠河的上段施工动土,并废弃了白浮堰,从而导致通惠河水量大为减少;三是因为明初改建北京城时,将皇城东墙移建于通惠河东岸,使城内通惠河故道的一段被圈入皇城内,不允许再在其中通船行舟,而后来展筑内城南墙时,又将崇文门(元文明门)外一段通惠河故道包入内城之中,这样严重地破坏了原有的旧水道系统。
永乐初年,明王朝为了营建北京的宫殿、园林、城池、王府、官署,以及修建祭坛、寺庙和皇陵等工程浩大的建筑,需从全国调运、采集大量的瓦、砖、木、石等建筑材料。其中除木材多运自西南,石料运自北京附近的房山外,施工人员所需的粮食等消费品绝大部分都是仰赖江淮地区的供给,“岁漕东南四百万石”。于是,永乐四年(1406年)、五年(1407年)和十年(1412年)曾几次疏浚通惠河和修缮闸坝,但成效不大。
(二)天顺年间修浚计划的提出
在明朝前期的很长时间里,大运河仅能通到今通州区东面的张家湾。江南漕粮货物运到这里后不能再水运,只好舍舟陆运。而陆运,一般都要先修路和加固桥梁,然后用人力或驴驮车拉着粮食和笨重的木石料转运到北京。如遇天降雨水,道路泥泞,一天仅能前进几里路,费时费力不说,还很费钱。从张家湾到北京的路程虽然仅仅几十华里,一年的脚价竟“高达二十余万两”。
为了省此运费,也为了方便运输,天顺二年(1458年),漕运总兵官杨茂建议疏浚通惠河。他奏称:“每岁漕运,自张家湾舍舟陆运,遇雨泥泞,每车雇银一两,仅载八九石,其费皆出于车。通州至京城四十余里,古有通惠河故道,石闸尚存,永乐年间曾于此河船运大木。以此度之,船亦可行。先年曾奏,欲于此河积水船运,又有议,欲于三里河从张家湾烟墩桥以西,疏挑二十里湾泊粮船,以避水患者,二事俱未施行。今此河道通流,其水约深二尺,不劳疏挑,惟用闸蓄水,令运粮卫所每船二十五只造一剥船,自备米袋,挨次剥运。如此则运士得省脚费而困惫少苏矣。”
于是,朝廷命户部尚书杨鼎、工部侍郎乔毅前往视察。二人经过实地踏勘,认为“若从西湖源头将分水青龙闸闭住,引至玉泉诸水,从高梁河量分其数,一半仍从皇城金水河流出,其余从都城外壕流转通惠,流于正阳门东城壕,再将泄于三里河水闸住并流入大通桥,闸河随时开闭,天旱水小则闭闸潴水,短运剥船,雨涝水大则开闸泄水,以行大舟。况河道闸座现成,不用增造,官吏闸夫现有,不须添设。……止是闸座河渠间有决坏淤浅处,要逐加修浚,较之欲创三里河工程甚省。况前元创开此河,漕运七八十年,公私便宜,后来废弛。今若复兴,则舟楫得以环城湾泊,粮储得以近仓上纳,在内食粮官军得以就近关给。通州该上纳粮储又得运来都城。与夫天下百官之朝觐,四方外夷之贡献,其行李方物皆得直抵都城下卸。……乞敕各该衙门会计物料,量拨官匠并在营现操官军人等,自西山玉泉一带并都城周围堑及大通桥直抵通州张家湾一路河道,分工逐一修浚。如此,则不惟省一时粮运之脚费,实足以垂万世无穷之利益矣。”但这两种方案,因工程浩大等原因,均未施行。
(三)嘉靖年间的疏浚工程
成化十一年(1475年),明宪宗诏平江伯陈锐等浚通惠河。成化十二年(1476年)六月,“浚通惠河成。自都城东大通桥至张家湾浑河口六十里,与卒七千人,费城砖二十万,石灰一百五十万斤,闸板桩木四万余,麻、铁、桐、油灰各数万。计浚泉三,增闸四,凡十月而毕”。这是明朝一次浚涤通惠河的大型工程,此工程完成颇不容易。但由于“独引西湖泉水之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载,涩滞如旧”难以行舟了。
此后,为解决京通间漕运难的问题,正德元年(1506年)、二年(1507年),嘉靖元年(1522年)、二年(1523年)、七年(1528年),明政府又多次疏浚通惠河。其中以嘉靖七年的疏浚工程动作最大,治理也较为彻底。
嘉靖六年(1527年),巡仓御史吴仲根据前人的经验,从国家利益出发再倡其利。他认为:“何独至于我朝必欲置闸河于无,费脚价而不惜哉!”因此建言:“通州运河,元时郭守敬创建,已有明效。先朝漕运名臣平江伯陈锐等亦略以为请。今通流八闸遗迹尚存,原设官夫俱在,因而成之,为力甚易。……诚令闸运,岁可省脚价银二十余万。又汉、唐、宋时,漕皆从汴、渭直达京师,未有贮国储于五十里外者。今令京军支粮通州,率称不便。而密云诸处皆有间道可通,设虏因乡道,轻骑疾驰,旋日可至,烧毁仓庾,则国储一空,京师坐困,此非细故。请以臣言,下户、工二部定议修浚,僦舟夫略运百万,诚与陆运兼行,浚次第就渠径达京仓,此兴无穷之利,而杜不测之虞于计便……所谓富国强兵,殆一举而两得之矣。”明世宗采纳此议,并命其主持这项工程。翌年,仅用162天便整治通惠河成。此后,粮运自通州皆由水路抵达北京。同年“十二月粮运既至(北京)一百九十九万三千八百石有奇,(当年)省脚价折银十一万三千三百两”。
吴仲修复之后的通惠河,大体仍如元朝旧貌。由于江南船只能抵达崇文门东的大通桥,故明朝人称之为“大通河”。经过修浚,大通河呈现出“临闸有厅,栖粮有房,障提有桩,跨岸有桥,远近相望,联络不绝”,“候者鳞次,行者鱼贯”的景象。
吴仲考虑到修浚通惠河成功不易,为了使其长久不废,特提出如下切实措施,“大通桥至通州石坝,地势高四丈,流沙易淤,宜时加浚治。管河主事宜专委任,毋令兼他务。官吏、闸夫以罢运裁减,宜复旧额。庆丰上闸、平津中闸今已不用,宜改建通州西水关外。剥船造费及递岁修捻,俱宜酌处”,又“请留督工郎中何栋专理其事”。
以后,隆庆二年(1568年),天启元年(1621年),明朝政府还曾进行过两次疏浚大通河的工程。另外,明末还开辟了大通河北支,使大通河由东便门可直达朝阳门。
明时,温榆河也是北京地区的一条重要漕道。温榆河发源于北京市昌平县军都山麓,上游由东沙河、北沙河、南沙河3条支流汇合而成,全长47.5公里,其间又有蔺沟河、清河、龙道河、坝河、小中河汇入,流域面积达2478平方公里。元初,朝廷曾利用温榆河接运大运河的漕粮物资。明朝,温榆河被用来转运守卫皇陵官军粮饷,又将昌平所产干鲜果品顺流而下,运至通州销售。
(第五节)舆辂制度与交通管理
一、舆辂制度
明朝的舆辂制度,从明太祖开始根据古今礼仪着手制定,到永乐三年(1405年)最后确定为:大辂、玉辂、大马辇、小马辇、步辇、大凉步辇、板轿等。
据《明史·舆服志一》,大辂和玉辂均为皇帝乘坐之车舆,“皆以二象驾之”。而大马辇、小马辇与古代以人挽之的辇不同。“明诸辇有轮者驾以马,以别于步辇焉”。
大马辇的样式为:“高一丈二尺五寸九分,广八尺九寸五分,辕长二丈五寸有奇,辇座高三尺四寸有奇,余同大辂。辇亭高六尺四寸有奇,红髹四柱,长五尺四寸有奇。槛座高与辂同,四周红髹条环板。前左右有门,高五尺有奇,广二尺四寸有奇。门旁槅各二,后槅三及明栨,皆红髹,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槅心编以黄线条。亭内制与大辂同,第软座上不用花毯,而用红毯。亭外用红帘十二扇。辇顶并圆盘高二尺六寸有奇,上下俱红髹,以青饰辇盖。其铜龙、莲座、宝盖、黄屋及天轮、辇亭,制悉与大辂同。太常旗、踏梯、行马之属,亦同大辂。驾以八马,备鞍鞯、秋辔、铃缨之饰”。
小马辇的样式则“视大马辇高广皆减一尺,辕长一丈九尺有奇,余同大马辇。辇亭高五尺五寸有奇,红髹四柱,长五尺四寸有奇。槛座红髹,四周条环板,前左右有门,高五尺,广二尺二寸有奇。门旁槅各二及明栨,后屏风壁板,俱红髹,用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亭底红髹,上施红花毯、红锦褥席。外用红帘四扇,驾以四马。馀同大马辇”。
步辇的样式为:“高一丈三尺二寸有奇,广八尺二寸有奇。辇座高三尺二寸有奇,四周雕木五彩云浑贴金龙板十二片,间以浑贴金仰覆莲座,下雕木线金五彩云板十二片。辕四,红髹。中二辕长三丈五尺九寸,左右二辕长二丈九尺五寸有奇,俱以镀金铜龙头、龙尾装钉。辇亭高六尺三寸有奇,四柱长六尺二寸有奇。槛座红髹,四周雕木沉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前左右有门,高五尺七寸有奇,广二尺四寸有奇。门旁红髹十字槅各二扇,雕饰沉香色描金云龙板八片,下云板如其数。后红髹屏风,上雕沉香色描金云龙五。屏后雕沉香色描金云龙板三片,又云板如其数,俱用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馀同马辇,惟红帘用十扇。辇顶并圆盘高二尺六寸有奇,其莲座、辇盖、天轮之属,俱同马辇”。
大凉步辇的样式为:“高一丈二尺五寸有奇,广一丈二尺五寸有奇。四面红髹匡,装雕木五彩云板二十片,间以贴金仰覆莲座,下红髹如意条环板,如其数。红髹辕六:中二辕长四丈三尺五寸有奇,左右二辕长四丈有奇,外二辕长三丈六尺五寸有奇,前后俱饰以雕木贴金龙头、龙尾。辇亭高六尺五寸有奇,广八尺五寸有奇,四柱红髹。前左右有门,高五尺八寸有奇,广二尺五寸有奇,四周描金香草板十二片。门旁槅各二,后槅三及明栨皆红髹,编以黄线条。亭底上施垫毡,加红锦褥并席。红髹坐椅一,四周雕木沉香色,描金宝相花,靠背、褥、裙、帷幔与马辇同。内设红髹桌二;红髹阑干香桌一,阑干四,柱首俱雕木贴金蹲龙;镀金铜龙盖香炉一,并香匙、箸、瓶;红锦墩二。外红帘三扇。辇顶高二尺七寸有奇,又镀金铜宝珠顶,带仰覆莲座,高一尺三寸有奇;垂攀顶黄线圆条四。顶用丹漆,上冒红毡,四垂以黄毡为如意云,黄毡缘条;四周施黄绮沥水三层,每层百三十二摺,间绣五彩云龙文。或用大红罗冒顶,以黄罗为如意云缘条,沥水亦用黄罗。顶下四周以红毡为帷,黄毡缘条,四角镀金铜云四。亭内宝盖绣五龙,顶以红髹木匡,冒以黄绮为黄屋,顶心四周绣云龙各一。辇亭四角至辇座,用攀顶黄线圆条四,并贴金木鱼。辇亭前左右转角阑干二扇,后一字带转角阑干一扇,皆红髹,雕木浑贴金龙,间以五彩云板。阑干内四周布席。其阑干十二柱之饰及踏梯之属,俱与马辇同”。
板轿,属于肩行之车,宋、元时期即已出现。而“红板轿,则自明始也。其制,高六尺九寸有奇。顶红髹。近顶装圆匡蜊房窗,镀金铜火焰宝,带仰覆莲座,四角镀金铜云朵。轿杠二,前后以镀金铜龙头、龙尾装钉,有黄绒坠角索。四周红髹板,左右门二,用镀金铜钉铰。轿内红髹匡坐椅一,福寿板一并褥。椅内黄织金绮靠坐褥,四周椅裙,下铺席并踏褥。
有黄绢轿衣、油绢雨衣各一,青毡衣,红毡缘条云子。嘉靖十三年谒庙,帝及后妃俱乘肩舆出宫,至奉天门降舆升辂。隆庆四年设郊祀庆成宴,帝乘板舆由归极门出,入皇极门,至殿上降舆”。
二、管理制度与机构
对于北京城内的街衢道路,明政府颇为重视修治和管理。例如,成化六年(1470年),“令皇城周围及东西长安街,并京城内外大小街道沟渠,不许官民人等作践掘坑及侵占淤塞;如街道低洼,桥梁损坏,即督地方火甲人等并力填修”。弘治十三年(1500年)又奏准“京城内外街道,若有作践掘成坑坎,淤塞沟渠,盖房侵占,或傍城行车,纵放牲口,损坏城脚,及大明门前御道棋盘街,并护门栅栏,正阳门外御桥南北、本门月城将军楼、观音堂、关王庙等处,作践损坏者,俱问罪,枷号一个月发落”的制度规定。嘉靖十年(1531年)题准,“大通桥至京仓粮运陆路,每年二月内,巡城御史督并兵马司修筑”。万历八年(1580年)题准,“京师街道沟渠,近朝去处,间用砖石拦砌,以防车碾作践;及各腰墙、河墙、堤防、门厂修理,用银三十二万二千七十两有奇。凡五城兵马掌京城内外街道沟渠,各奉札付分坊管理。每二年申呈更调”。
明朝道路修筑管理政令,仍沿前代之制,由中央工部负责,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对“道路津梁,时其葺治”,“务令坚固平坦”,并且制定了如“若损坏失于修理,阻碍经行者,提调官吏笞三十”的律令。对于北京和南京街区道路和有关沟渠、桥梁,更要求坚完,严禁“官民人等作践。间有街道低洼,桥梁损坏,沟渠淤塞”之处,要求工部“自行随时计工成造修理,或即督地方火即人等并立填修”。对于重大修路工程,或由中央特派大员主持,或令当地主要官员负责,发动广大军民施工。
另外,在明永乐二年(1404年)始于北京设置兵马指挥司,隶属于兵部。据《明史·职官志》,兵马司是负责“指挥巡捕盗贼,疏理街道、沟渠及囚犯,火禁之事,凡京城内外,各划境而分领之”的机构。五城兵马司则是“职专防察奸宄,禁捕贼盗,疏通沟渠,巡视风火,其责颇重”。由此可见,管理街道、沟渠也是兵马指挥司的主要职责之一。五城兵马司均为独立机构,各设指挥1人,副指挥4人。万历八年又进一步规定,“凡五城兵马,掌京城内外街道、沟渠,各奉札付,分坊管理,每二年,申呈更调”。
结语
从总体上来说,明朝时期北京交通所取得的成就不大,对内对外交通基本上承袭了前代的成果,鲜有创新。唯由于城市的改建,造成了城北交通及外城交通的很大变化,并基本确定了清朝、“民国”时期北京城市交通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