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由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特点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差异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弥合的。但也应看到，冷战后中美之间大多数冲突不是直接由于意识形态分歧而引起的，而是由于现实国家利益的矛盾。20世纪70-80年代中美就是由于反对苏联霸权扩张的共同利益，建立和发展两国合作关系。冷战后上述共同利益的消失，曾一度使两国关系倒退。目前在无论是在扩大经贸领域合作方面，还是在加强新能源、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航空航天等新领域合作方面，无论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还是在应对自然灾害、粮食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等方面都有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就是当前中美两国建立对话和合作的基础。“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只要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的精神，就能够不断地缩小分歧，扩大共识，推进两国的合作”。在“一个中国”立场的基础上，通过发展中美共同利益，积极寻求妥善解决台湾问题的良策。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与冲突，实际上是美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对华偏见”和遏制中国战略所驱使的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是两国在政治理念和国家利益层面上的对抗，也是一直影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最大“绊脚石”。美国对台政策历来从属于中美关系。尽管美国历届政府重视台湾在其对华战略中的价值，但它们也深知台湾回归祖国是中国国家根本利益。为此，当前中国一方面应利用美国的“一个中国”的立场阻止“台独”势力分裂祖国的企图，另一方面也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阻碍台海两岸统一的对台政策，迫使美国认识到其现行的对台政策将不仅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严重损害美国与中国合作的国家利益。如果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将有可能形成有利于海峡两岸统一的国际环境。
4、在“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中寻找处理中美关系的合理尺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得到极大提升。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相比，综合国力相差很大，美强中弱的基本态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根本扭转和改观。从全球战略总目标出发，美国肯定不愿意中国成为它的敌人或对手。但是当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解读出中国不太愿意与其共舞时，就试图通过“巧实力”外交来迫使中国就范。介入南海争端、到黄海展示武力、在钓鱼岛问题上力挺日本、加强美日韩军事协调、奥巴马访问亚洲四大民主国家、支持印度发展国防力量，等等，这些都是在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美国拥有足够的“遏制”中国的实力、资源和能力，中国若与美国为敌，肯定不会有好结果。2010年中美之间的激烈博弈以及由此引发的周边变局，也进一步使中国决策者和战略界意识到新时期继续坚持“韬光养晦”、走和平发展路线的必要性，意识到谋求与美国良性互动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因此，为了营造有利于中国统一大业的有利环境，在国际斗争中，要坚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方针。即与美国打交道时，在关系到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要坚决斗争；而在非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则应该采取有所不为方针，尽量避免与之发生正面冲突。要善于以两手对两手，既要坚持原则，又要不失灵活性。
（二）用创新性思维对待中日关系
中日之间是一种既稳定又脆弱的关系。两国的经济关系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相互依赖关系，但是，安全关系比较脆弱，整体关系仍然具有不稳定因素。中日关系纠葛，根源于两国人民的心结。中韩关系所以取得了长足发展，最重要的是中韩两国人民的相互好感。就目前的中日关系来看，要使两国关系得到深入发展，突破中日关系僵局，中国要树立大历史观，超越近代屈辱史，不计较眼前的得失，高瞻远瞩处理中日关系。
1、正确认识日本对中国的牵制战略
由于中日之间固有的历史冲突和历史问题的不断干扰，两国缺乏充分的相互信任，日本担心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不但会危及其海上运输线路，而且最终将直接威胁其领土安全。台湾岛扼日本南下航线的要冲，台湾海域是日本西南海上交通线的必经之路。日本3/4的货船要经过这条航线，每年经由这里运往日本的货物达7亿吨，其中包括日本所需的90%的石油和99%的铁矿石。从这个角度看，日本“将台湾海峡视为自己的生命线”并不奇怪。在日本看来，如果维持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分裂局面，甚至由此引发两岸乃至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可以削弱中国的综合国力；借台湾问题阻挠中美关系的改善，不仅削弱中国，也消耗美国；以台湾问题作为日美合作的纽带，可以缓解日美矛盾；借台海危机或台海军事冲突加速日本在国防上的“正常国家化”，推动日本安保政策在日美同盟的军事框架下实施战略转型；阻挠台湾回归，可以避免中国对台湾海域的所谓“威胁”，从战略上确保日本的南方海上交通线的“安全”；以台湾问题缠住中国，使中国不便集中精力解决钓鱼岛和南沙群岛主权问题。
2、正确处理中日关系
其一应对日本的对台政策进行细致的预测性研究。对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发展动向和可能反应，必须进行细致的预测性研究，并从政治、经贸、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制定对策。比如，政治上要多作日本进步力量的工作，争取他们的参照整理，林治波，学者新论日本-中国统一台湾的另一个障碍，2004年7月21日，支持，以此对日本右翼力量进行牵制；经贸上，要进一步扩大中日经济合作，加深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军事上，主要是加快发展中国自己的国防力量；外交上主要是拉住美国，以中美关系的改善牵制日本。
其二应理性对待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诉求。应该看到，日本不是能否成为“正常国家”，而是成为“正常国家”是迟早的事情，是大势所趋。在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上，中国反对的理由要正确，支持的条件要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在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应联合在二战中曾深受日本侵害的东亚有关国家与日本反对参拜势力合作，通过共同编写教科书等形式，提醒世人牢记历史，同时正确对待历史，不为历史所累，这比简单反击批评日本要奏效。“所谓军国主义是指实现军人统治、用军事手段通过侵略扩张来谋取国家利益的行为、意识形态与政策。民众思想、制度设计、国际环境等共同决定了，在可以预期的未来，日本不大可能恢复军国主义。”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中日双方应本着“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既尊重利益，也尊重真理；既尊重历史，也尊重未来”的精神，开展有益的讨论。
其三正确处理钓鱼岛领土纠纷和东海资源开发问题。“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历史证据和法律依据。任何巧言令色，外国任何单方面的行动，都不能改变这一基本事实。中日双方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存在分歧，应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之上，通过谈判寻求解决。”在中国东海海域的划界上，中日双方各自主张的专属经济海域的分界线差距相当大，中国的划分是依据“大陆架延伸原则”，而日本则要求“中间线原则”。东海海域划分问题其实质是对石油资源的争夺问题，对于中日来说，能源问题是最需要合作的领域，也是最需要避免冲突与对抗的领域，这是因为在能源问题上，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因此，“中日要坚持通过对话，平等协商，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分歧，积极探讨解决分歧的办法，避免中日友好大局受到新的干扰和冲击。”
2011年8月30日成为日本第95任首相的野田佳彦被认为是日本“鹰派”代表，曾称日本战犯“不是战犯”，政治立场保守，但是中日关系毕竟已经超越个人性格和立场就可主导的阶段，估计日本对华关系不会陡然突变。但笔者认为，其“鹰派”性格很可能会在本届日本政府的对华关系中有所体现。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谈判、妥协、合作日益成为常态。中国应该从亚洲区域一体化和中国崛起必须建立在亚洲崛起基础上这一战略高度出发，处理中日关系。
（三）深化同俄罗斯的战略协作
在周边国家中，中俄之间有4300多公里漫长的边界线，俄罗斯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邻国。俄罗斯的前身苏联曾是世界上惟一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大幅衰落，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仅为3411亿美元，在全球排名落在印度、韩国之后。但由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主要核武库、洲际导弹等遏制手段，拥有了前苏联时期沉淀的雄厚的、发达的文化教育和高水平的国民素质等“软实力”，因此，俄罗斯依然是世界的主要大国和军事强国。
107新华网雅加达2005年4月23日电，胡锦涛就中日关系发展提出了五点主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中俄关系是当前亚太诸大国关系中的一对较为友好和稳定的大国关系。”冷战后中俄在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和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等重大国际问题上，由于认识相同而加强战略协作。这一战略协作关系的加强，从地区宏观层面看，有利于亚太局势的稳定；从双边关系的微观层面看，将进一步夯实两国目前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关系，并使友好合作能逐步扩大到经贸、科技和人文领域。此外，由于俄罗斯同中亚国家的传统关系，中俄友好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也有利于中国与中亚国家友好关系的建立。
从俄对台政策来看，俄对台政策是台湾党局分裂活动的重要制约。俄罗斯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其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台湾党局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阻碍。1998年11月24日，在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期间，俄方重申了对台湾问题的“四不立场”。即不支持任何有关“台湾独立”的构想；不接受有关“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立场；反对台湾参加联合国和其他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不向台湾出售武器。1082005年3月14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后，俄罗斯外交部就此发表正式声明指出，这是一部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的法律。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方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反对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笔者认为，如果出现台湾被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变故，如果出现外国侵占台湾，如果台湾党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中国政府只能被迫采取一切可能的断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是可以借重的重要力量。具体地说，俄罗斯强大的军事力量对可能染指台湾的外部势力起到重要牵制作用。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对中国发起制裁，在有否决权的国家中，俄罗斯最有可能为中国说话。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是中国的最重要的军事合作伙伴。即使欧洲取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但由于存在武器装备体系兼容性问题，再加上美国的影响，中国难以大批量从欧洲采购先进武器。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俄罗斯仍然是中国先进武器装备的主要来源。
从经济领域的重大作用来看，首先，俄罗斯自然资源十分丰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也不断增长，加强与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俄罗斯地域广阔，市场开发尚处在初期，发展潜力巨大。从中俄两国的角度来看，开发俄罗斯市场，有助于中国节约物流成本，提高物流速度。再次，中国东北三省与俄罗斯接壤，西北也与其有5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与俄罗斯发展经贸联系，对促进中国东北的经济振兴和西部大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和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全面发展，有许多有利因素，但也存在一些消极因素。如“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还有相当大的市场，不少俄罗斯人仍然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最大威胁。此外，外部势力对中俄关系的干扰以及中俄在经济交往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等等，都将会对中俄战略关系产生一定的消极的影响，并使中俄关系的未来走向存在某种不确性。
稳固的经济联系和相对紧密的市场关系是国家间政治关系乃至国际合作的基础和物质保证。当前俄罗斯的经济正在恢复与发展之中，近期内俄罗斯不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合作伙伴，但“考虑到俄罗斯在中国安全、争取宽松国际空间方面的重要意义，所以应尽可能地根据中俄自身经济发展的特点，加强经济合作，特别是能源领域的合作，使两国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奠定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和平崛起”同区域合作
中国周边环境的复杂背景，是我们开展周边外交时必须考虑的因素。随着中国自身的发展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周边外交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1目前，亚太地区是实现中国区域经济利益的关键地区，世界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主要来自亚太地区。因此，除了与美国继续深化经贸关系之外，关键是应向亚太地区的南北两个方向拓展经济空间，努力与该地区的重要国家和国家集团组成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这是当前中国谋求地缘经济安全与和平崛起的必然抉择。
（一）“和平崛起”与南亚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少数民族众多，民族社会问题突出，因此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南亚自身的发展，无论从经济发展方面还是社会安全方面来看，南亚在未来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可能会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