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一系列思想，是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际格局发生剧变、中国遭受西方国家制裁的严峻形势下提出来。当时中国面临“怎么办”、“向何处去”等尖锐问题急需回答，邓小平就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对策。现在国内外都有人对“韬光养晦”产生了一些误解和曲解，他们把“韬光养晦”误认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式的故事。认为中国外交战略有一个长远的、没有宣布的内容和目标，只是中国人觉得现在力量还不够，还不是说出和实施这一宏大战略的时候。一些外国媒体猜想中国宣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在自己还不强大的情况下施展的一种阴谋诡计，其实这些都是对“韬光养晦”的误解。
一、“韬光养晦”的文化蕴含
“韬光养晦”本质上反映的是中国人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的价值取向，告诫人们即便再有声名、有才华，但在待人接物的行为举止上，仍应收敛、低调，不要锋芒毕露，动辄张扬。“韬光养晦”主要内涵是中国要保持谦虚谨慎，不当头、不扛旗、不扩张、不称霸，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是一致的。其思想蕴含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韬光养晦”反映中国的人价值取向
作为成语，源于清代郑观应（1842-1921）于1893年出版的《盛世危言·自序》：“自顾年老才庸，粗知《易》理，亦急拟独善潜修，韬光养晦。”其义类同“晦迹韬光”，亦即主张应隐藏才华，不使外露。用于积极入世一面，是“晦迹韬光德自长”，“如同美玉，藏于泥土之中，一旦出世……始成器”；用于消极出世一面，是为了“避祸”、“避仇”、“隐居”、“绝名利”。
2、“韬光养晦”是中国人的一种行为模式
“韬光养晦”内涵中的积极面同儒释文化中的中庸、中道关联度十分紧密。被列为儒家经典之一的《中庸》指出“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是与人生的最高境界“诚”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即“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论语·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是把处理事情的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看成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从来就非贬义词，而是一种美德，这是它的历史真实面貌。佛教东渐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了大量佛教概念。其中，佛教主张的“中道”，即不赞成“断见”（认为事物灭后不能再生）和“常见”（认为事物常住不变），而是强调要行“中道”，指出“行中道，是为般若波罗蜜（智慧）”。
3、“韬光养晦”与东西方国家理性的主流思潮相接近在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哲学中，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也提倡中道，认为行为包括过度、不足与适中三种情况，适中是美德的特性，亦即中道。伊斯兰文化的经典《古兰经》中，同样明确反对过分、过度，而主张中间主义，强调阿拉伯民族应是中正的民族，伊斯兰文明是中正的文明。可见，对中外主流文化而言，中庸、中道、中正、中间主义……都是褒义词，都处于伦理道德的高端，在理性、道义层面决不会遭人诟病。因此，当前公开倡导以中庸、中道文化为底蕴的“韬光养晦”，既与中国外交的“和谐世界”理念一脉相承，并行不悖。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及其深厚的中国中庸文化底蕴，也是可以与别国分享的公共产品。因为国际社会的成员，事实上能力、贫富、强弱都不相同，再大、再富、再强的国家都不可能包揽所有的国际事务，也不可能由它一家说了算。中国提倡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作为外交理念，反映的只是中国有自知之明，有与各国真诚合作、同舟共济的诚意，采取的是尽心尽力、恪守职责的态度。“韬光养晦”和“和谐发展”的理念，不仅仅是中国为了消释美欧国家的疑虑和曲解，更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一项公共产品，世界应该接受这样一份礼物。
二、“韬光养晦”的理论与实践辩证
国际上有些人说，中国有句话叫“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猜想中国宣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在自己还不强大的情况下施展的一种阴谋诡计。其实，这是无端猜疑。这句话是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讲的，主要内涵是中国要保持谦虚谨慎，不当头、不扛旗、不扩张、不称霸，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是一致的。
从邓小平当年强调的思想看，他说要“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等等，这一切都与“韬光养晦”这个成语所指的隐藏锋芒、不使外露、保持低调、悄悄发展自己的意思是相吻合的。邓小平还曾多次指出，“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不要指望中国人民吞下苦果”。在关系国家主权、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邓小平是主张“硬”而不是“软”的。因此，决不能将“韬光养晦”误解为无原则的“软弱退让”。长期以来，从和平发展的世界大局出发，从亚太地区稳定与繁荣的地区利益出发，中国一直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对目前中国南海多数岛礁被相关国家占领、油气资源被掠夺的现状保持了高度的克制，并探索双边协商的办法逐步解决岛礁和海洋划界争议，这是此前南海局势保持相对稳定的根基所在。但是“和平崛起”并不意味着中国惧怕冲突。中国走和平崛起的道路，更重要的主观诉求在于避免走历史上崛起大国军事扩张导致全球性战争的老路。中国的理性选择在于规避挑战传统的霸权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惧怕外部试图强加给中国的冲突。
最近几年我国对一些国家严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举动采取了强硬的应对措施，西方一些国家和媒体就宣传中国“傲慢”、“强硬”，说“中国韬光养晦时代结束了”。西方媒体实际误解了中国“韬光养晦”的方针，将其曲解成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也要忍气吞声的“一味退让”。
这是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的曲解，“和平崛起”也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自己的利益底线。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的强硬与“韬光养晦”并不矛盾。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学成指出，冷战结束以来，“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是我国一直坚持的外交方针。这个方针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平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就要求中国外交不搞强权霸权，不搞集团政治，摈弃“零和”的冷战思维，致力于多边合作和互利共赢。外国媒体把中国政府为扞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扞卫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发展权利所坚持的鲜明立场和采取的果断行动歪曲为“傲慢”、“反应过度”和“咄咄逼人”。这是对中国外交的荒唐歪曲。“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是“和平、发展和合作”的方针，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方针，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具体地讲，就是要通过和平的方式，通过对自身制度的不断改革和完善，通过中国人的艰苦奋斗和发明创造，通过同世界各国持久友好相处、平等互利合作来实现上述目标，使占人类1/5强的中国人能告别贫困，过上比较好的日子，使中国成为人人安居乐业、大家和睦相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人与自然都协调发展的国度，成为国际社会最负责任、最文明、最守法规和秩序的成员。
中国不会放弃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不存在中国国力比过去强了一点儿，中国就要改变外交政策，甚至要改变自己发展目标的事情，中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中国人穷日子过得太久了，最大的战略意图就是使自己的日子一天比一天、一年比一年过得好些，希望地球上的人们日子也一天比一天、一年比一年过得好些，除此别无他图。我国把这一过程称为“和平发展”，把实现和平发展的方式、方法和途径称为“和平发展道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这条道路已庄严地载入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以“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方式重申，足见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诚意和决心。
三、“韬光养晦”与“和平发展”
国内外有人担心，中国发展起来会在世界上争霸。美国国防部在《2002年中国军力报告》中，将“韬光养晦”说成是中国“在国际上进行战略欺骗”的手段；2006年5月25日美国公布的当年《中国军力报告》仍将“韬光养晦”译成“hidecapacitiesandbidetime”，即“隐藏能力，等待时机”。可以说，美国军方的这种解读，实际上是对“韬光养晦”的曲解，为中国“威胁论”制造“证据”和“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