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首次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这一论题。郑必坚指出，“近代以来大国争霸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实行对外扩张的道路。而这样的道路，总是以失败告终。”那么在今天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的抉择只能是：奋力崛起，而且是和平地崛起。就是说，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此后，“和平崛起”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概念的提出
2003年11月3日博鳌论坛上，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在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演讲中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25年来，已经开创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又适合时代特征的战略道路。这就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和平崛起新道路。”关于这条新道路的性质他指出三点：第一，这条路是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第二，这是一条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第三，这是一条奋力崛起而又坚持和平、坚持不争霸的道路。他进一步指出，围绕这条道路，最重要的战略方针有三条：一是毫不动摇地锐意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基本内涵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证；二是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而又坚持弘扬中华文明，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三是周到细致地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社会环境。他明确指出：“过去25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风平浪静，经历过多次考验。但是，中国人对这条和平崛起新道路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个基本事实有力地表明：改革开放、和平发展，已经深深扎根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之中。这已经形成为和平崛起战略道路不可逆转的大气候。”他在演讲中最后指出：“和平崛起中的中国，则是亚洲和平崛起的一部分。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得益于亚洲其他国家的经验与发展，而且意味着中国作为亚洲一员，将会对亚洲其他国家首先是周边国家的发展、繁荣和稳定，发挥愈益积极有益的作用。”这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概念第一次被提出来。
二、理论的形成
2003年12月10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时说：“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发展不应当也不可能依赖外国，必须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这就是说，我们要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充分和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更加充分和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更加充分和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更加充分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的要义就在于此。”这是温家宝总理立足于国内求和谐、求发展的基础上，把“和平崛起”首次作为中国的国家形象提出来。2003年12月2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谈道，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2004年3月14日，中国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指出中国“和平崛起”的五大要义：第一，中国的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中国的崛起应把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雄厚的资金积累，以及改革带来的机制创新。第三，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第四，中国的崛起需要很长的时间，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奋斗。第五，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这五大要义是温总理对蕴含“国内求和谐、求发展，对外求和平、求合作”理念的和平发展的系统而又完整表述，也是对2003年访问美国哈佛大学谈到的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要义的丰富和完善，标志着“和平崛起”正式成为中国一项带有根本意义的国家战略。中国领导人的讲话明确阐明了中国“和平崛起”的特征：这是一条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友好相处、共同发展之路；这是一条依靠自身力量、挖掘自身内涵、注重全面协调之路；这是一条通过制度创新，提高国民素质，实现社会自我完善之路；这是一条在全人类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振兴中华之路。2005年4月22日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和平崛起与亚洲的新角色”圆桌会议上，时任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主旨演讲进一步指出：“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就选择了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这样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和平发展的道路。”
三、理论的发展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和平发展的理念进行了具体而又高度的阐述，即“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2010年10月份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国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维护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合平、繁荣的和谐世界。”2011年6月2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的《未来中国的走向》演讲中指出：“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更加开放包容、文明和谐的国家……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坚持和平发展、勇于担当的国家。”在201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中国“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我们将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继续以自己的和平发展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已庄严地载入党的十七大报告，并以“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方式重申，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重要场合多次公开向全世界承诺，足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诚意和决心。
四、文化渊源
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影响，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是分不开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中，蕴藏着丰富的和谐发展的理念，这就是中华“和合文化”。其所提供的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思维视角，对正确认知中国“和平崛起”有积极的意义。
1、“和平崛起”立本于“儒家”思想的主旨
中国的“和合文化”最早起源于西周时代，西周末期思想家史伯关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论述，是中国最早的以文字记载的“和”的观念。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汉宋以后，这种“和”的思想溶入到“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并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发挥。从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到宋代的张载、程颢、朱熹等人都主张“天人合一”、“天人一物”，从而使“和谐统一”的观念真正确立，并在民族心理的深层建构了中华文化的根基。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儒家思想强调“和合”，并不否认事物的本来矛盾和进行必要的斗争。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这里，“和而不同”指的是，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
2、“和平崛起”蕴含“道家”思想的精髓
道家学说代表人老子说：“大邦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在老子看来，大国应该谦居下位，才能取得小国的信用；小国也应该应该谦居下位，才能取得大国的尊重。如果凭着实力为所欲为，必然会遭到全世界的反对，这样的话，国家强盛也不会维持很长时间。因此，相互尊重，是国际关系中处理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实现普遍和平的关键所在。道家思想中，最能表现其核心内容的是“无为则无不治”，“无为”思想给古代中国提供了治国安邦的基本原则，也丰富了今天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内涵，从而使“韬光养晦”成为长期以来中国外交的主要特点。道家思想中，最能体现“和”哲理的是“太极图”。在太极这个统一体中，凡是有利于对方的，便有利于整体的和谐统一，也就必然反过来有利于自身；凡是有损于对方的，便有损于整体的和谐统一，也就必然反过来有损于自身。太极和谐原理，无论是对于家庭，群体，民族，国家，还是对于个人之间，家庭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乃至人与自然之间，都是广泛适用的，概莫能外。
3、“和平崛起”传承于“协和万邦”的和谐理念
《尚书·尧典》记载：“日若稽古，帝尧日放勋，钦明文思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意思是把自己的宗族和国家治理好（即内部的和谐与和平）；“协和万邦”意思是同其他国家友好相处（即外部的和谐与和平），这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一个国家如何处理内部事务（内政）在本质上就决定了他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外交）的关系；反之，亦然。“协和万邦”四字并不是从古代典籍中随意拈出的一个词汇、一种理念，而是中国文化的一贯的精神和传统……如果说西方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永久性价值可以提出诸如人权、民主、平等、自由等等，那么中国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永久性价值就是“协和万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