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冷战结束至今，中国的国内外环境均发生了深刻变化，总体形势有利于中国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经济实现快速、稳定和可持续的全面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走出一条与历史上许多大国崛起方式迥异的和平崛起之路。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停滞；要对话，不要对抗；要理解，不要隔阂，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正是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一、时代背景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主权平等原则和独立的民族国家所组成的欧洲国际社会，标志着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体系变革的要求突出，国际社会正面临越来越多新的历史课题。共同用好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风险，成为各国人民的愿望。其一，经济全球化与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迅速发展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国际关系影响的上升，人类共同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金融危机、严重自然灾害、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攸关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些问题，国际社会必须携手应对。如果不能通过全面持续的国际合作抑制各种负面因素，世界和平与发展将面临重大障碍，甚至可能遭受更大灾难。13第二，主权国家虽然仍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者，但已不是唯一的行为者，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第三，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的发展，要求建立一个各国之间更加平等和民主的国际关系体系。新兴市场国家、区域集团和亚洲等地区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各类非国家行为体迅速成长，借助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拓展影响，成为各国和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其四，随着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越来越深入地参与这些机制的同时，也将自身的一部分经济方面的主权让渡给这些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原有的主权观念正在出现变化。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再也承受不起世界大战，大国全面冲突对抗只会造成两败俱伤。其五，均势理念、地缘政治和“零和”游戏规则等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各国在安全方面需要有新观念，这种新观念的基础应该是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以无政府状态和国际均势为主要特征的旧的国际关系体系正在向以相互依存状态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国际体系演变。
从发展的环境来看：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既给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带来巨大动力，也使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使世界各国面临更多风险和挑战。在这种环境中，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进则退。后进国家如果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提供的某些有利时机，有可能实现跳跃式发展；否则就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充分利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的机遇，化解其中的风险，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关系到中国的根本利益。应该看到，中国现有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还有很大差距，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国全面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条件和时机日趋成熟。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不仅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必然要求，也将有利于中国在实践中不断认识国际竞争中的各种风险和挑战，迅速增强中国应对风险和挑战的意识和能力。
从安全环境看，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尽管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仍面临霸权主义、地区性热点和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的冲击和干扰，但世界总体缓和、局部动荡，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对抗下降、竞争与合作加强的基本态势有望保持下去。9.11以后，美国将国际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激进势力视为主要敌人，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视为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不但在一段时间内排除了它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对手的可能性，而且通过“反恐”，中美在安全问题上找到了重要的共同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卓有成效的合作有可能增加相互信任的成分，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双方之间存在的战略误解。而美国提出的大国协调尽管带有很强的美国主导色彩，但如果中国对应得当，有可能为包括中美合作在内的大国合作带来新的潜力和动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美国对外新战略强烈的单边主义色彩，正在消耗美国长期的所谓“软实力”，这使美国对华施压以及对华围堵的国际号召力大打折扣。与此同时，美欧矛盾日益突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敌对情绪有增无减。总之，中美关系的缓和与改善，使中国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战略回旋余地或相对较长的战略喘息期。
新的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既给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机遇，又决定了在外部环境上，中国和平崛起同西方国家崛起具有不同的基本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始终是中国的发展目标，这既是中国发展的基本动力，也决定了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中国是着眼于在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中消除国内贫困和落后，而不是着眼于对外扩张、掠夺和与其他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其次，中国将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实现自己的发展。换句话说，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不可分割一部分，只需要在与其他国家互利合作中就能取得资源，而不需要争夺。再次，尽管世界多极化进程比较曲折，但合作取代竞争的趋势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虽有竞争，但不会对抗，同时更倾向“软实力”的概念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上世纪90年代初首先提出的。奈把国际政治力量分为“硬力量”和“软力量”。在奈看来，冷战的胜利和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球化是通过新闻、娱乐、广告这些“软力量”得以实现的。在世界政治斗争，硬力量指的是军事、经济等物质杠杆，是通过经济胡萝卜或军事大棒威胁利诱别人去干他们不想干的事情。软力量指的是意识形态、文化和道德诉求。是通过精神和道德诱惑去干他们想干的事情。软力量是说服别人相信和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以促使他们产生预期的行为。软力量依靠的是某种思想、文化的吸引力和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和政治制度设置别人的议程的能力。
王缉思，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中共中央党校讲稿，2004年5月4日于加强合作。总之，中国的发展不同于西方大国的崛起，不伴随扩张掠夺和争夺，而是在和平与合作中的崛起。
二、国情基础
当前，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经济总量从1978年到2010年翻了四番多，达到5.88万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从1.8％增加到9.3％。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从2005年的24.9％提高到2010年的46.8％。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国今天的变化，肇端于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那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此后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9%，如此长时间地保持如此高的经济增长率，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堪称奇迹。19可以说，中国的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在看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更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国情状况。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用世界7.9％的耕地和6.5％的淡水资源养活着世界近20％的人口，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要由13亿多人共享，不断满足众多人口生存和发展需求是巨大难题。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4400美元，居世界100位左右。中国城乡、区域发展很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结构性矛盾突出，资源环境等发展的瓶颈制约突出，经济增长过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中国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在国际产业体系和贸易分工中仍处于产业链低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中国现代化是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现代化，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无论规模还是难度，在当今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中国仍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集中力量推进现代化，集中精力解决发展和民生问题；始终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即使中国将来强大起来，和平依然是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理由偏离和平发展道路。基本国情、文化传统和国家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定因素和内生动力。
三、制约因素
（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面临挑战
1、经济全球化对主权的冲击。近年来，中国的多边外交活动日趋活跃，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签署的国际条约越来越多。各种国际组织在其章程中，都明确规定了成员国在享受相应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某些义务与责任，执行有关决议和程序，甚至接受某种强制执行和惩戒措施。所以，我国在国际交往日趋频繁的同时，国家主权受到的约束和限制也越来越多。
2、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本是中国的内政，但其产生和发展的进程中历来都有一些国际势力的幢幢怪影。而在这些国际势力中，美国又是核心因素。可以说，美国是台湾问题的始作俑者，也是我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最大外在障碍。李登辉、陈水扁在台湾当权期间，不断误导、煽动甚至裹挟岛内民情民意，推行“文化台独”，试图使岛内民众逐渐从心理上、文化上、感情上疏远大陆。除“台独”势力之外，“藏独”、“疆独”势力近年来也在不遗余力地策划、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严重损害和威胁我国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